在城市化转型背景下，传统以功能主义为主导的生产性城市存在文化断裂、社群疏离与空间异化等问题。人文经济为功能城市向意义城市转型提供了契机，能够呼应“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内核。人文经济通过文化资本、情感经济和数字创意对城市意义的塑造，推动物质、社会和符号的空间协同，强调功能混合、自组织治理与虚实共生的文化生产，探索层积记忆、即时交互和未来想象的时空关联方式。不同类型的人文经济探索实践，说明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平衡是建构意义城市的关键，需通过制度创新与多元协作，推动城市治理从效率优先转向人本导向的建构逻辑。
当下，城市发展正经历从效率优先到以人为本的转型。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发表的《“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深刻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因此，我们在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地方性被消解、工具理性导向的规划没有“人情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以人文经济为驱动的“意义城市”建构成为破解困境的关键——如何超越空间的物理功能，激活文化资本、情感联结与集体记忆的再生产，呼应“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内核？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城市空间的经济或物质属性，相对忽视意义生产过程中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性。本文以“人文经济”为视角，揭示其通过文化符号的传播、情感劳动的嵌入与数字媒介的交互重塑城市意义的过程。理论层面，通过整合空间生产理论与地方认同框架，突破功能与意义的对立；实践层面，尝试为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保育、社区治理与公共政策提供人文导向的参照，使城市化进程回归“人”的尺度。
从功能城市到意义城市
功能城市（Functional City）源于工业化时期对空间效率的要求，目的是通过工具理性实现资本积累的最大化。在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视域中，功能城市将城市简化为经济生产的空间，强调功能分区——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的分割，芝加哥学派在1925年根据此模式提出城市结构和地域结构学说，这样的功能分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肌理的同质化，消解了地方性，社会形成一种空间竞争生存的“生态秩序”。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资本逻辑将城市转化为抽象空间，削弱了社会与地方文化的联系。在中国语境下，新型城市化阶段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建设模式加剧城市空间问题，反映出效率导向与人文价值的矛盾。
意义城市（Meaningful City）指向一种以文化认同、情感联结与公共价值为基础的系统，是地方性与主体性的再生产。相较于功能城市对物质性的看重，意义城市更关注“空间作为存在之场”，通过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培育、集体记忆的存续以及公共领域的协商实践，构建人地网络。当代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理论揭示了物质环境如何通过情感体验转化为意义载体，而美国社会学家哈维提出的“城市权利”则强调市民参与意义生产的必要性。当前中国城市更新中，开封市的历史街区通过“微更新”激活传统街巷的社区功能，体现出从功能空间向意义空间的转型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