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数字化类文稿汇编（39篇）

金融科技还有助于普惠服务下沉，实现技术行业全覆盖。金融科技的应用为农村金融带来了新的突破。在线金融消费与农业机构组织的“线上+线下”场景创新，使农村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覆盖面得到了显著提升。大数据技术改善了数据孤岛问题，降低了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提高了农村金融的可持续性。金融科技也带来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规模创新，以及新型技术的产业支持，加快了绿色金融的业务发展与产业落地，建立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服务融合发展评价体系，赋能绿色经济区域建设，有助于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未来创新业务与迭代需求的驱动下，金融科技需进一步实现技术场景融合与新兴生态构建。

要通过跨技术协同机制，推动“AI+区块链+物联网”在产业端的集成应用。例如，构建智慧港口物流体系，实现货物追踪、通关、融资全流程自动化。持续深化开放平台战略，鼓励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共建API生态，支持中小银行快速接入金融科技。

要通过政策导向支持与动态风险防控，引导金融科技在各领域实现资源覆盖，优化融资扶持机制，扩大风险补偿基金规模，如青岛市“科技信贷白名单”模式，对金融科技支持的小微贷款给予风险补偿。

还应设立专项再贷款工具，定向支持供应链金融、绿色科技等领域。加强企业转型建设与区域数据协同，联合平台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计划，利用金融科技赋能传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实施区域差异化战略，制定工业数据安全与交换标准，解决跨行业数据孤岛问题，并且因地制宜探索技术输出与当地特色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

以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创新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席卷全球和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深入实施，高校思政课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大数据、智能算法、虚拟现实等数智技术成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智慧密码”。传统思政课堂面临的内容抽象、单向灌输、评价滞后等挑战，与“00后”青年差异化、灵活化、场景化的学习需求形成明显张力，这恰恰能够通过数智技术的应用得到有效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改革创新，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迫切需要探索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创新的现实路径。

优化整合教学资源，推动精准施教。数智技术为高校思政课破解教学对象差异化、教学效果模糊化等难题提供了新方案，有助于通过课程资源系统化整合与个性化供给，使思政课教学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可采用知识图谱技术实现教学要素结构化整合。定义关键概念，并建立层级关系和逻辑关联，将同主题的教材内容、现实案例和视频讲解紧密衔接，设置新政策、热点事件的动态接入口，使抽象理论具象化为可交互的立体知识网络。可使用多维数字画像与个性化算法推荐，增强教学实践针对性。整合在线测试结果、线上学习行为等多源信息，为学生构建认知水平、价值取向、行为特征的多维画像，精准定位学生的理论薄弱点、价值困惑点、兴趣点与需求点，进而自动生成差异化教学方案。基于协同过滤和深度学习算法，为学生匹配个性化的学习资源。例如，针对剩余价值理论认知模糊的学生，重点推送相关解析视频；将“中国航天精神”专题视频推送给相关专业或对航天科技感兴趣的学生。可运用AI助教系统提升教学效能。开展人机协同教学，AI助教可承担背景知识传授、辅助课堂讨论等基础工作。部署基于大语言模型的AI助教，实现全天候智能问答与互动反馈。例如，通过交互式对话解答热点难点问题，记录高频次疑惑点，帮助教师不断优化教学设计。

构建“多维交互—价值共鸣”的教学模式。在数智技术驱动下，高校思政课教学正从单向灌输向深度交互转型，通过创设沉浸式场景、搭建对话桥梁、模拟社会实践，实现知识传递与价值认同的有机统一，推动入脑入心。可依托虚拟仿真技术构建沉浸式场景，凝聚学生价值共识。突破时空限制，打造混合现实课堂，实现历史情境的具象化重构。大学生可通过MR设备身临其境地感受革命历史场景，例如，通过参与虚拟场景中的“土地改革会议”，与虚拟农民代表进行深入交流，将对群众路线的理解从抽象的概念认知转变为情感认同。运用数字孪生技术重建现实情景，让学生直观体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学生可通过VR设备“实地”参观数字孪生平台搭建的乡村振兴示范村，近距离观摩现代化农业设施、特色产业布局等，深化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领会。可通过实时交互系统建设师生对话网络。在课程PPT中嵌入弹幕，学生可针对教师讲解内容和互动问题进行观点碰撞，AI系统自动归类生成辩论焦点和关键词，教师及时对争议点、关注点进行回应。构建开放、自主和去中心化的多模态师生互动场景，让学生在体验、交互、反思和共情中内化所学理论。可开展人机协同决策训练，使学生在合作解决实际问题中形成对国家战略的认同。引入决策模拟系统，基于热点政策设计剧情，让学生在特定情境下表达观点和提交决策方案，AI系统通过数据建模、可视化工具等分析和展示不同决策对不同群体的长短期影响。

打造智能化教学评价与反馈体系。数智技术能够通过多模态数据采集、智能评价工具、即时反馈机制等破解高校思政课评价的主观性、滞后性困境，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升级。可实施全方位全过程数据信息采集，夯实精准评价基础。利用电子签到系统、智能摄像头、可穿戴设备、数字化平台等全程记录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行为、学习成果等信息，包括出勤率、互动频率、协作能力、思维活跃度、提问和发言质量、章节测试成绩等。通过移动终端收集学生参与课外社会实践的次数、质量及成果，对其实践能力进行动态跟踪。可使用智能平台或工具构建人机协同精准评价体系。开发数智化教学平台，减少人工评价的主观性和误差，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效率。采用无纸化考试平台，AI系统自动对客观题型进行判分，并生成错题分析报告。此外，AI系统还可将逻辑性、术语规范性、知识点匹配度、价值观导向等指标结构化，发挥自然语言快速处理能力，对主观题进行初评，为教师终评提供有力参考。建立支持学生评、同行互评、督导评、教师自评的多维度教师评价系统，AI系统综合评分数据，生成教学质量报告，并提出改进建议。建立即时反馈机制，为教学优化提供信息支持。可开展“随堂微调查”，在课程结束时推送在线调查问卷，聚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层面快速收集学生的疑问和建议，使教师及时掌握教学难点和痛点。开发学业大数据监测平台，分析作业完成率、知识点掌握等数据，帮助教师识别学习困难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辅导。

协同促进轻工业数字化转型

轻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传统优势产业和民生产业，在稳增长、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规模以上轻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3万亿元，实现利润1.5万亿元，同比增长8.3％，高于全国工业11.6个百分点。持续激发轻工业活力，对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数字化转型是关键一招。

近年来，我国轻工业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覆盖了大部分民生消费品行业，成为促进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力量。通过以数字化转型场景培育为牵引，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驱动，以数字化标准和人才建设为支撑，轻工业梯次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2022年，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数字化助力消费品工业“三品”行动方案（2022—2025年）》提出“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助力“三品”，旨在引领轻工业进入数字化转型快车道。今年3月份，工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轻工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重点轻工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90%左右，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75%左右，打造100个左右典型场景，培育60家左右标杆企业，制定修订50项左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形成一批数字化转型成果。

轻工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例如，创新能力不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产业链协同水平不高，安全保障落后于技术发展，等等。对此，应从系统观念出发，多方面赋能轻工业数字化转型。

全链条提升产业链数智化水平。引导轻工业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等评估诊断，梯次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深化物联感知、智能控制、人机交互等技术在家电、家具、照明、手表等终端消费品中的应用，推动智能产品跨品牌互联互通。编制轻工业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生产端重点研制关键技术、设备互联互通、数据安全与共享、评估评价等共性应用标准，消费端重点研制智能家居、智能穿戴设备等产品技术标准。深化党建赋能企业发展，形成梯度转型能力培育机制，通过加强培育帮扶，解决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不会转”的困惑。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促进数据要素跨域流通，破除企业间信息孤岛，实现全链条可视化管控。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运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专项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支持重点轻工领域数字化改造升级。

优化轻工业数字化转型营商环境。加快构建轻工业数字化转型法治保障体系，建立数据确权、交易、共享的规范体系，重点解决轻工企业跨境数据流动、商业秘密保护等法律痛点。建立数字化转型容错机制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技术攻关和模式创新预留容错空间，降低企业转型的制度成本。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如5G网络、数据中心等建设，为轻工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基础。建立健全轻工业数字化转型人才培养体系，既注重高端人才引进，也重视本土人才培育，形成人才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新生态。

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激发全行业创新活力。从行业层面建立企业家创新交流平台，将企业家个体创新实践转化为行业共享智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在企业层面基于轻工业的特点，实施数字转型合伙人计划，将数字化转型目标分解为可量化的员工行为指标，建立创新收益共享机制，以集体智慧推动数字化转型。构建全媒体宣传矩阵，分享相关领域的企业家创新故事以及数字化转型成功案例，营造创新氛围，减轻中小企业“不敢转”的现实顾虑。通过设立数字化转型专项基金、提供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降低企业转型初期成本负担，全面激发行业转型升级活力。鼓励地方、行业协会、联盟组织等分行业、分区域开展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为企业提供专业化、定制化解决方案，宣传推广先进适用的数字技术和标准。

引导数字游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全面振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一环，而人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要素。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为主要生产驱动力的数字技术迭代更新，数字游民这一新兴群体引起大众广泛关注，他们离城入乡，在美丽的乡土中寻求创意工作和诗意生活之间的平衡。这给乡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为新时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宝贵的人才资源和全新的发展空间。因此，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应把数字游民的力量凝聚起来，赋予他们新身份、新角色、新发展，引导他们“游有所向”“游有所归”“游有所成”，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从“外来融入者”到“在地改造者”的转变

数字游民是伴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信息技术发展而生成的新兴社会群体。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朝着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方向转型，工作与生活更加智能、高效与便捷。当前，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日益增大，如何既能顺应数字化发展的时代浪潮，又兼顾自身的惬意生活，数字游民由此出现。“数字游民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追求自由、灵活和自主生活方式的个体。”一边惬意生活、一边自主工作，“半工半旅”是对这一群体的形象写照。与一般移动办公的人群不同，数字游民有着自身的特征。一方面，数字游民总体比较年轻，拥有较高数字素养。数字游民以青年群体为主，从事数字劳动，以数字技术为专业生产工具，具备运用智能化、数字化生产工具创造价值的能力。另一方面，工作模式相对自由自主。不同于传统产业对固定工作场所的高依存性，数字游民主要借助移动互联网从事数字化、创意类等工作，这使得他们能够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工位，“将工作与休闲从时间和位置限制中解放出来”，流动到自身向往的地域工作和生活。除此之外，数字游民大多倾向于相对自由、灵活、自主的生活工作状态，对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具有较高的支配度和自主性。

在我国，乡村契合了本土数字游民休闲惬意的生活追求，日益成为数字游民普遍的流动方向。特别是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数字乡村建设的大力推进，乡村不仅在数字、物流、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愈发完善，而且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淳朴的风土人情和恬静的生活气息，这为本土数字游民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场域。他们一面“身入”乡村，享受着具有诗意的慢生活，另一面用数字化技术联通着城市的发展资源，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干事创业，带动乡村发展。近年来，在浙江丽水、云南大理、海南文昌等地涌现出一批数字游民社区。

可以说，数字游民进入乡村与乡村全面振兴之间可谓不期而会，对乡村来说，数字游民意味着一股新的发展力量。而这种力量要成为现实，就要引导数字游民参与和融入乡村全面振兴，引导他们在乡村创业，帮助其实现从乡村“外来融入者”到“在地改造者”的身份转变。实践上，数字游民入驻乡村并与之互动的过程之中，就已然潜在地促使着“游民”身份转变。一方面，与一般游客的短暂停留不同，数字游民通常会在乡村中寻找栖息地，作为一种异质元素嵌入乡村的社会结构中。虽然他们主要专注于自身的工作和个性化的生活，但是在最基本的生活层面，还是会接入乡村的社会结构，成为乡村的一部分。因而，数字游民对乡村来说具有“外来融入者”的身份，而不是“过客”。另一方面，数字游民也在用自己的认知、技术探索乡村，以数字劳动参与乡村发展。例如，内容创作者会从专业角度出发记录、分享乡村特色，数字技术开发者会参与到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营销策划者能够帮助推广农村特色产品，等等。因此，表面上看数字游民是在享受乡村提供的惬意气氛，实质上随着生活互动的深入，他们已然参与到乡村发展中，成为身在乡村的“在地改造者”，为乡村带来技术、经济、文化等发展资源。

从“相互陌生”到“携手同行”的转变

当下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尝试和探索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数字游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需充分发掘数字游民的技术优势、创新禀赋、资源特点等，对接乡村发展，找到数字游民与乡村之间互利共赢的发展理路，帮助数字游民从与乡村“相互陌生”到“携手同行”的角色转变。

引导数字游民将自身技术优势运用于乡村的数字化发展。随着农业的数字化转型，传统农业呈现出知识密集型生产的特征，这意味着需要相应的技术人才予以支持。较高的数字化信息技术素养和能力是数字游民的显著优势和立身之本。相较于其他群体，他们既乐于接受和适应数字化生存和发展，又善于引领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与创新，而且乐于亲近乡土。因而，对于具备数字劳动能力和素养的数字游民，他们可以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和专业特长，积极参与乡村发展。既能够为乡村产业发展升级献智出策，也能够为数字游民自身发展带来新的思路。

引导数字游民以创新禀赋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富有朝气、敢闯敢试的青年人是数字游民群体的主要构成，在技术加持下他们更具创新意识，对新事物、新理念具备更强的接受性和探索性。由于数字游民大多从事具有创意性的新兴行业，因而更具运用新事物、新技术创新发展的独特禀赋。引导和发挥好数字游民的创新潜能，为推动乡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实际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归根到底是需要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技术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展的动能。数字游民助力乡村发展，能够带来发展的新理念、新创意、新方案，进而转化传统资源、活化产业发展、优化治理格局，助力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引导数字游民将自身的资源特点运用于城乡融合发展。数字游民向乡村流动，不仅是人的乡村入场和在场，而且推动着城乡之间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本土的数字游民并非完全脱离城市“隐居”乡村，而是衔接着城市与乡村，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返乡创业，形成了一种联通城乡的资源引力，增强了乡村的发展活力。数字游民还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调动城市的发展资源来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将乡村的优势和特色资源推介到城市，促进双方资源的双向流动。总之，数字游民日益成为促进城乡间资源流通的“桥梁”，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从“栖息地”到“创业园”的转变

数字游民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兴群体，正通过技术赋能与创新实践重构乡村发展价值体系。对此，应前瞻性布局数字游民与乡村融合发展，让数字游民“游有所向”“游有所归”“游有所成”，让乡村不再只是数字游民的“栖息地”，而是干事的“创业园”。

“游有所向”。逃离高压生活、寻求更为自主的发展是我国数字游民形成的两个基本因素，但是，如果仅凭此就开启游民生活是非理性的，也会面临诸多隐忧，现实中不乏数字游民进入乡村后因不适应、不可持续又折返城市的情况。数字游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首先要引导他们“游有所向”。一方面是数字游民的“出游”方向。数字游民应理性地审视自身的“出游”条件，合理预判自身行业发展的前景，出游地是否具备符合发展预期的条件，潜在风险是否能承受等问题，不能仅满足自身内在的情绪动机。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导向。作为“栖息地”的乡村应将自身的先天条件、特色资源、发展趋向、政策支持等清晰地向包括数字游民在内的流入者传达，必要时搭建专班平台予以沟通对接。以此，二者共同求得“最大公约数”，实现双向奔赴。

“游有所归”。数字游民主动嵌入乡村生活和发展，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囿于地域文化差异、空间组织变化、社群多元构成等因素影响，加之数字游民偏好脱域的“线上模式”开展社交和工作，这致使他们在融入现实乡村社会中存在阻隔。对此，从乡村的角度来说，让数字游民“游有所归”十分必要，应在“硬件”和“软件”各方面打造数字游民友好型乡村。在硬件方面，乡村应立足自身生态环境资源优势，完善人居环境建设；通过延伸人才服务链条，提供政策、场地、税收、立项等扶持政策；配套医疗、教育、交通、物流等设施，因地制宜打造良好的数字游民“栖息地”。在软件方面，乡村要运用好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营造良好的乡土氛围和淳朴的乡土文化生态，满足共有的精神需要。以此，多渠道创设数字游民与乡村之间的沟通机制，相互了解，增进共识，共筑平等、共享、包容的精神家园，进而让数字游民愿意来、留得下。

“游有所成”。数字游民入驻乡村，既是兴人气，也是兴发展，长期的在村生活以及村域实践将为乡土带来生机与活力。数字游民有技术、有创意，把自身的才智运用到乡村发展之中，既能实现自身价值，获得“诗和远方”，又能为乡村带来新发展。因此，“游有所成”应成为数字游民与乡村共同的目标。一方面，应加强互促共进的正向引导。社交媒体上展示的数字游民“乌托邦式生活”，大多是“个人叙事商品化、自我品牌化与网络资本商品化的产物，以及个人体验商品化的结果”，并不能真切体现数字游民的现实状态和未来前景。既不利于帮助社会大众理解数字游民的全貌，也不利于数字游民合理定位自身发展。数字游民入驻乡村的现实起点是寻找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不是“躺平”，其价值内核是谋求新的开拓与发展，应把这一点关联乡村全面振兴，并为此发声，唱响数字游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音。另一方面，应创设互促共进的机制。例如，建立支持数字游民乡村创业的政策机制，设立专门的支持项目和相应的配套政策引导参与乡村发展，对于成效显著、投入时间长的项目给予一定资金支持。构建数字游民长效发展机制，对于数字游民在乡村的创业项目，不仅要设定合理的考评机制保障质量和产出，同时也要为他们搭建与市场、高校、科研院所等的合作平台，为其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建立数字游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沟通机制，以定期的座谈会等方式，传递相关政策举措，听取数字游民对乡村发展的意见建议等。

化解难点助制造业借“数”前行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一批既懂行业又懂数字化的服务商，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加快推动以“智能化+绿色化”为典型特征的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国数字技术的升级和应用加速落地，传统行业数字化全面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千行百业。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340个，连接工业设备超9600万台（套），“5G+工业互联网”全国建设项目超1.5万个，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全国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84.1%。一些地区抢抓机遇，实践亮点纷呈。例如，广东省推广“链式改造”模式，打造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江苏省大力推进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三年行动计划”，辽宁省集“链”成“群”做好产业结构调整，深耕产业基础、梳理产业链条，100多个项目入选国家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领域试点示范。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新质生产力构建的重要途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此前印发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强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要加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同时，随着《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出台，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更受关注。未来，要继续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全力解决数字化转型方案落实效果不佳、数据供给能力不足、专业技术人才有缺口等问题，让制造业借“数”前行。

统筹提升数字化转型方案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因地制宜制定转型规划，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数字化转型成熟度为参考标准，明确转型的方向目标，分地区、分类别、分行业建立数字化转型场景图谱，梳理工业数据要素、知识模型、工具软件、人才技能等要素需求，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论编制数字化转型规划方案。因时因势组织实施落地，充分挖掘现有专项资金潜力，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创新设计契合企业转型需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大地方政府、创投机构以及其他社会资金引入力度，鼓励支持轻量化工业APP、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不断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试错成本。

加快完善数据要素政策及市场体系。完善数据权属体系，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推动数据管理、数据治理及企业数据交易范式等国家标准体系的制定修订工作，确保数据权属体系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构建彰显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分配要向数据价值和使用价值创造者合理倾斜，重点关注公共利益和相对弱势群体，重点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和数据垄断，加速形成“共同使用、共享收益”的数据市场化新模式。构建合规高效、场内外协同的数据要素流通及交易机制，通过标准、算力、数据、安全、应用五大技术体系的持续赋能，持续增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交易中心的服务能力，规范区域及行业数据交易平台。

进一步强化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育数字技能人才，对转型企业的在岗人员、拟从事数字技术工作的专业人员，参照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新职业培训教程，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分职业、分方向、分等级紧贴企业发展需要开展订单、定制、定向培训。推进产教融合，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加快建强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等“新工科”专业，以引校进企、引企驻校、校企一体等方式鼓励企业与学校共建实训基地、产业技术实验室、中试和工程化基地，相关部门可通过购买服务、减免税收等方式支持引导企业直接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健全数字化转型领域人才激励机制，将符合标准的数字化转型企业中专业人才吸纳至政府专家库中，在户籍安置、居住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健康服务以及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正视AI 用好AI

面对席卷全球的数字化浪潮，人工智能既存在着未知，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更是一个莫大的机遇。党员干部应当建立理性的“AI观”，正视AI，探索AI、用好AI。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应用场景已经扩展到了政务服务、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一些地方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应用。比如，有的地方配备了基于DeepSeek开发的人工智能办公系统；有的地方“AI数智员工”正式上岗，承担政务服务、社区治理、应急管理、招商引资等领域的辅助角色；有的地方将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数据整理、报表填报、信息核对等工作交给了人工智能，大大减少了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还有的地方通过智能平台实现“一网通办”，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

但是，也有一些现象需要我们注意并加以预防。比如，有的干部对新技术不了解、不掌握，出现了“本领恐慌”和“数据焦虑”，担心被技术取代，导致主观上有了排斥、质疑的想法；有的干部心理“躺平”，目的不纯，想的是责任“转嫁”、技术“背锅”；还有的干部片面掌握、盲目追捧、过度依赖，把人工智能当作“电子秘书”，陷入了盲目“崇拜”怪圈，甚至强制要求、脱离实际，滋生了新型的形式主义，“技术赋能”变成了“技术负能”。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维的转变重于技术的升级，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必须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要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助力发展的重要性和必然趋势，放下心理的负担，不夸大、不贬低，理性看待机遇和挑战，主动接受、主动适应、主动掌握智能化工具带来的新变革、新变化，实现工作的更新和迭代。

“算法”是解放生产力的工具，是参谋、是助手，不是替代初心坚守的借口。人工智能再好，也不能放弃人的思考，让人工智能发挥辅助作用，就要有驾驭人工智能的过硬能力。要主动学习、掌握、运用新技术，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要敢于打破思维的枷锁，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找到新技术与群众需求完美嵌套的结合点，确保技术应用的科学性、适配性和合理性。要充分考虑数据背后的情感共鸣和价值理念，不断强化对数据的洞察能力，对计算结果始终保持理性和审慎的态度，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和综合判断，避免冰冷的数据成为和群众之间无形的“隔心墙”。

完善工业互联网创新体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一表述不仅为我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注入了政策动能，也标志着我国正加速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强国”跨越。

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已从概念探索迈向规模化应用阶段，其深度融入国民经济各领域，覆盖41个工业大类、49个国民经济大类，通过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应用，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

统计显示，我国至今已累计建成万余家智能工厂、700家5G工厂、72家“灯塔工厂”、1.7万个“5G+工业互联网”项目，连接工业设备超9600万台（套），培育340余个具有影响力的平台，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35万亿元。广东、江苏、浙江等地率先布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生态。例如，2024年，广东省创新探索从“单点突破”到“链式改造”的实践模式，培育9个跨行业跨领域、33个特色专业型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累计推动超4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70多万家中小企业上云用云；江苏省通过“一平台一行业”模式，累计建成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61个，助力全省制造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91.2%；浙江省通过打造“未来工厂”标杆，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数字化水平2.0以上的企业数量比上一年提升了13.01%。此外，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已覆盖31个省份，标识注册量突破4000亿个，日解析量超过1.5亿次，广泛服务40多万家企业，为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提供了坚实支撑。

作为新型工业化战略性基础设施的重要驱动力量，工业互联网在创新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比如，部分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亟待突破、应用的深度广度不足、产业发展生态有待完善、区域发展不均衡、安全保障体系有待加强、人才供给结构性失衡等。对此，应加快构建“政策引导—市场驱动—生态协同”的三维体系，进一步完善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强化产业政策顶层设计，夯实数字基础设施。深入实施“工业强基2.0”工程，重点突破工业实时操作系统、智能传感芯片等基础技术，提升我国工业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创新能力。推进AI与5G-A协同发展，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低空经济等领域催生颠覆性应用，为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继续推广工业边缘计算节点建设，加大在长三角、成渝等区域国家级工业大数据中心布局。加快完善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促进不同企业和系统间的互联互通，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互认；完善工业互联网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加强安全管理制度建设。

激发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培育数字化转型生态。鼓励龙头企业打造“灯塔工厂”，通过示范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转型，重点突破产品设计、质量管控等典型场景。支持既懂行业又懂数字化的服务商发展，提供“咨询+平台+实施”一体化解决方案，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通过提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推广“数字券”、设立专项奖励资金等形式，进一步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励机制。提升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中小企业专属服务通道服务功能，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和服务。推动产教融合，设立工业互联网交叉学科，培养兼具工业知识与数字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构建协同创新发展新格局，提升安全保障能力。深化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科研机构等合作，建立产业联盟，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培育和壮大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引导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共同打造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推动工业互联网与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催生更多创新应用场景；建立健全工业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加强对工业互联网设备、系统、数据的安全防护，保障工业互联网安全稳定运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监管，建立工业互联网产业风险预警机制，构建“主动防御+动态监测”安全体系，规范工业互联网数据安全管理模式，完善企业安全能力评估认证机制，为工业互联网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新业态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的新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使我们的社会同时面对着市场化转型、城镇化转型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继市场化和城镇化之后，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发展理论的创新

理论的创新总是受解决重大现实问题需要的驱动。可以说，我国是较早就敏锐意识到世界发展与技术变革大变局的国家之一，并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这一变局在科技投入和产业布局方面及时作出了重大调整。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的科技研发投入，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应对全球产业链的动荡变化，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这种选择是基于我们对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挑战的认识，也是基于对国际上其他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发展经验的总结。中国的发展已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处于一个“夹心层”：在产业链的低端，劳动力供给、资源供给、生产成本等传统的“比较优势”，面对后起的新兴经济体在逐渐弱化；在产业链的高端，面临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垄断、资本优势和市场控制。中国进入的这种新发展阶段，以及国际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形成了某种进一步发展的倒逼压力，即必须通过突破一系列科技瓶颈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应对数字化转型的重大变化。

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个极大的机遇，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总体来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诸多难点、堵点和痛点。例如，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发展方式陈旧、质量效益不高、可持续性不强、民生短板明显等情况依然存在，经济的长期运行仍然存在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方面。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了经济社会的运行，也制约了科技创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潜力释放。

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我国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和生产力理论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新业态快速发展深刻影响发展研究的议题和范式

在社会学领域，其实学界很早就洞察到数字化转型对现实和自身研究的深刻影响。早在1996年，社会学领域就有两本这方面的重要著作问世：一本是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兴起》，这是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第1卷；另一本是里夫金的《劳动的终结：全球劳动力的衰落与后市场时代的发端》。这两本书都在20多年前就揭示了信息和数字技术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当然，近十几年数字化转型的速度及其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是远超学界预期的，新业态的层出不穷、迭代发展和迅猛之势，也是远超预期的。

这种新技术的变革，不仅深刻重塑了劳动就业和现实生活的样貌，也给学界的研究本身以极大影响。比如，在社会学领域，社会阶层结构和职业群体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下岗职工”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市场化转型的巨大变迁，而随后的“农民工”研究，则揭示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巨大社会变迁所经历的各种现实问题。现在，数字化转型中新业态的发展，正推动着社会学界的“新工人”研究或“新职业群体”研究。比如：《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释不同于传统卡车司机的“新工人”的劳动方式变革和生活网络变化；《中国软件工程师：工作、生活与观念》则对软件工程师这种“新白领工人”或“码农”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用一个新兴职业群体的群体特征刻画数字时代的职场变化；《骑手的世界：对新职业群体的社会调查》将骑手群体放置在新生代农民工和新世代青年的视角中，力图呈现骑手群体在就业、家庭、消费、社会态度等方面的特征，也从代际社会学视角理解新职业青年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以“新工人”为主体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正在快速成长，中华全国总工会202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1037万人。数字时代的“新工人”研究，也在重塑着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如有的从生产政治视角，分析劳动自主性增强的影响和算法、流量对劳动的控制；有的从工作组织的视角，研究劳动空间从固定空间向流动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转变；还有的从择业观念的视角，研究工作自主、个人价值实现和就业不稳定性的再平衡。

总之，学术界在研究、理解和阐释数字化转型与迅速变化的新业态的同时，也通过适应这种变化，创新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准确把握新业态的创新活力和新挑战

新业态还是一个新事物，发展变化很快，既需要加快发展，激发创新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动能；也需要规范发展，限制负面影响，为后续发力留足空间。

比如在就业方面，一方面，许多在“传统职业+互联网”模式下生成的新职业，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劳动就业人口，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新就业形态充分发挥了“蓄水池”的作用，各行业和各领域的业态创新，既激发了行业创新活力，又培育了新的成长空间。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在众多就业领域特别是工厂制造领域，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机器替代人工的趋势日益明显，算法和流量对劳动的控制也带来新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一些领域的过度“工作无人化”也引起人们对就业的担忧。

再比如在消费领域，网购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创造了大量的新消费需求，极大地拓展了服务消费边界，丰富和便利了人民生活。但网上消费对实体店消费产生很大冲击，改变了传统用工模式，也带来一系列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新问题。

任何新技术的发展，都会有两面性。但数字化转型和新业态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抓住机遇、顺势而为。

新业态产业创新活跃、技术密集以及跨越融合的特点，既对其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新业态通常采用灵活、自由的工作安排，如远程办公、弹性工作时间和自由职业模式，这些个性化的模式使得劳动者可以更加自主地管理自己的工作时间和空间，有效地组织工作生活，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满意度。新业态也促使劳动者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新业态也注重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推动新的业务模式和服务方法的产生。

新业态具有数字化、智能化、精密性等特征，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大幅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新业态依赖于各类先进技术与智能设备的落地与应用，能够提高劳动资料的利用效率和投入精准程度。它通过线上平台的实时监控及时关注市场动态与反馈，并做出应对措施，从而提高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新业态还通过智能化的供应链管理，精确调节供需平衡，控制产品质量，降低管理成本。

新业态下的劳动对象得到进一步拓展，既包括自然资源与人造加工等有形的原材料，也包括数据、品牌、知识和专利等无形的劳动对象。在很多情况下，新型数字产业（如电子商务、云计算服务、数字内容创作等）的崛起，也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提升了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水平。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和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似乎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拥抱”新技术带来的变化和数字化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清晰地认识和认真地研究这一新的巨变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各方面做好应对准备。

M单位数据资产管理体系改进研究

1 引言

当前城市规划行业在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和技术变革的多重驱动下，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M 单位作为我国城市规划领域的先驱机构，自成立以来，积累了海量的科研数据、技术资料以及产业信息。这些数据涵盖了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规划、公共设施规划等多个研究方向，对于研究所深入探索大数据赋能决策，优化规划方案，实现行业升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然而，随着研究所业务的不断拓展和科研项目的日益复杂，现有的数据资产管理体系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数据安全防护存在漏洞，关键技术数据面临泄露风险，可能影响研究所的技术领先地位；数据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实验数据存在误差或缺失，对科研成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产生负面影响；数据分散存储在各个实验室和项目组中，缺乏统一管理，导致数据检索和共享困难，严重制约了科研效率的提升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因此，对 M 单位的数据资产管理体系进行改进迫在眉睫。

2 文献综述

在有关数据资产管理体系的探索中，不少学者对管理效率、数据集成等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为M单位在数据管理体系的升级提供了关键的参考。Farghaly等（2019）提出，使用链接数据技术与建筑信息模型（BIM）来梳理管理信息。通过整合BIM数据和资产管理中产生的链接数据，不仅提升了资产管理的效率与信息透明度，也为大型数据管理集提供了相应的借鉴。Tian等（2023）通过改进BP神经网络模型，开发了一个新的电力资产数据管理系统评估方案，有效增强了数据处理的预测性和精确性，特别适合于那些需要分析大量数据和快速处理的组织，体现了AI技术在数据资产管理实践价值。Iluore OE等（2020）基于具体案例，探究了在发展资产管理模型过程中实时设备监控（RTEM）技术的作用，突出了实时监控技术在提高设备管理效率上的优势，为采纳实时数据监控提供了实例证明。Blumenfeld T等（2023）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网技术的建筑信息模型（BIM）与资产管理系统数据整合方法，通过研究两者的协同作用，展示了如何加强数据集成的互操作性和系统化，为大规模资产管理提供了实际的解决方案。目前，数据资产管理领域的研究持续进化，特别是在实时数据监控、数据集成技术等领域，更是为M单位等行业机构带来了诸多改革措施与技术方案。

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迅猛发展，数据资产管理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李雨霏等（2020）深入研究了数据资产管理的现状，并就如何实现价值提出了一套管理体系的设计方案。同时，在强调数据操作的重要性之余，还描述了一条完善该管理体系的实践方案。研究发现，一个高效的数据资产管理系统可以明显增强企业信息资源的价值。黄丽华等（2022）也对构建统一数据资产登记体系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进行了讨论，即在不断完善登记体系的过程中，也需要对现有资产的透明度与规范性进行分析，尤其对于公众参与规划新模式而言，数据管理更是不容忽视。叶雅珍等（2020）对数据资产化框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数据资产的有效管理提供了一些创新的建议。其认为，资产化过程是增加数据价值的过程，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使数据资产更加有效地支持企业的战略目的。李国和等（2019）建立一个数据资产管理系统，明确指出了现行数据管理系统的不足，并设计了一套考虑企业特点的管理体系优化方案，使其有效满足了法律与政府部门的特定业务需求。戴炳荣等（2020年）则研究了在数据资产管理中实施标准化的重要性，提出了多项推动数据资产开发和应用的标准化策略。研究指出，实行标准化是提高数据资产管理效率的根本，对M单位在管理数据资产方面的水平提升尤为关键。面对数据集成、价值导向等管理问题，M单位通过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大幅提升其数据资产管理的透明度与高效性，从而强化组织的战略执行力和决策力。

3 M单位数据管理体系现状分析

M 单位在数据资产管理方面已采取了一些积极举措。在数据安全管理上，高度重视数据安全问题，成立了专门的数据安全研究小组，与网络安全企业合作，共同探讨数据安全防护策略。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了如数据加密传输、访问权限控制等先进安全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数据的安全性，降低了数据泄露风险。

在数据收集与整合方面，M 单位积极推进科研数据的数字化工作。一方面，组织专业人员对过往的纸质科研资料进行扫描和数字化处理，建立电子数据库，方便数据的存储和查询。另一方面，作为多个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M 单位很可能参与到行业内的数据共享与整合项目中。借助行业内的数据共享平台和合作机制，M 单位有望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实现数据的协同利用，打破数据孤岛。

M 单位还成立了科研大数据研究团队，专注于挖掘规划领域科研数据的潜在价值。通过对大量实验数据和项目数据的分析，为科研人员提供技术研发方向的建议，助力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同时，该团队积极与其他科研机构和企业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先进的数据应用经验，为 M 单位的数据管理和科研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在数据治理和合规方面，M 单位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数据管理活动合法合规。在数据收集、存储和使用过程中，充分尊重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避免出现数据侵权行为。同时，学习行业内的数据合规管理经验，建立了一套初步的数据合规管理制度，规范数据管理流程，保障数据资产的合法权益。

4 M 单位数据资产管理体系存在问题分析

M 单位数据资产管理体系存在的首要问题是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导致数据资产管理方向不清晰。由于没有结合城市规划行业发展趋势和研究所自身战略目标制定数据战略，在数据收集、存储和应用等环节缺乏明确的指导，使得资源配置不合理。一方面，对未来科研项目所需数据的预判不足，无法集中资源收集和管理关键数据，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各部门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协调，积累的数据资产难以协同利用，无法有效支持科研创新和行业发展。

数据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在 M 单位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管理效率。在跨部门的数据管理项目中，如科研数据的整合与分析，常常出现责任划分不明确的情况。一旦出现数据质量问题或项目推进受阻，各部门相互推诿，导致项目延误。这种现象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还破坏了数据管理工作的连贯性，阻碍了数据价值在科研和产业中的有效发挥。

数据标准化程度低是 M 单位数据资产管理面临的又一难题。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格式、定义和编码标准，不同实验室和项目组的数据存在差异。在实验数据记录中，有的使用国际单位制，有的使用自定义单位。这些差异在数据汇总和分析时容易引发错误，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此外，数据标准不一致还增加了数据共享和协同的难度，降低了工作效率，甚至可能误导科研决策。

M 单位在数据质量监控与改进方面手段相对落后。目前主要依赖人工抽检的方式检查数据质量，这种方式效率低、覆盖面窄，难以对大量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因此，很多数据错误和缺失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在后续的数据应用中不断积累，影响科研成果的质量。在数据完整性方面，也存在部分实验数据记录不完整的情况。在数据一致性方面，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更新不同步，导致数据矛盾。而且，M 单位缺乏完善的数据质量问题校正和持续改进机制，使得低质量数据反复影响数据资产管理工作，制约了研究所的发展。

5 M 单位数据资产管理体系改进策略

为推动 M 单位数据资产管理水平的提升，需要实施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明确数据战略规划是关键。结合研究所的科研创新目标和产业发展方向，把握城市规划设计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制定详细的短、中、长期数据战略。短期目标聚焦于科研数据的高效整合，通过梳理现有数据资源，建立统一的数据索引和检索系统，方便科研人员快速获取所需数据，提高科研效率。中期目标着重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历史实验数据和项目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总结技术规律，为科研项目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长期目标是构建城市规划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通过数据共享与合作，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同时，明确每个阶段的关键项目，如短期内建立科研数据共享平台、中期优化数据分析模型、长期参与国际城市规划数据联盟，为数据资产管理提供清晰的方向。

优化组织架构是提升数据管理效率的重要保障。建立以数据管理为核心的跨部门协作团队，打破部门壁垒。在基层，为每个实验室和项目组配备数据管理员，负责收集、整理和上报本部门的数据，并及时反馈数据问题。在中层，成立数据管理中心，汇聚科研骨干和技术专家，承担数据资产的分析、技术支持和日常管理工作。在高层，设立数据战略决策委员会，由研究所领导和行业专家组成，负责制定数据战略和重大决策。建立定期的数据工作会议制度和在线沟通平台，确保信息及时共享，协调各部门共同推进数据资产管理工作。

构建完善的数据治理机制是提高数据质量的核心举措。一方面，加强数据质量管理。搭建数据质量监测评估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监测数据的一致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对科研数据进行全面“体检”。建立数据质量奖惩机制，将数据质量指标纳入部门和个人的绩效考核体系，对数据管理表现优秀的部门和个人给予奖励，对数据问题较多的进行督促整改和问责，提高全员对数据质量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统一数据标准。制定涵盖科研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共享等全流程的数据标准体系，包括统一的数据编码规则、格式规范和术语定义。建立数据标准更新机制，根据科研进展、技术发展和行业规范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数据标准，确保数据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需求方规模经济发展的平台逻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供给与需求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供给侧改革必然离不开需求侧，特别是数智时代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以及消费互联网兴起，社会化生产的动力学风格从“以供定需”逐渐转变为“以需定供”，需求对生产的反作用日益增强。数字化、智能化平台的广泛铺设极大推动了需求方规模经济深入发展，这成为塑造产品价值的重要驱动力。

平台网络效应推动了需求方规模经济的形成发展

网络是由不同节点及节点之间的连边组成的集群。网络有一个共同点：网络的价值与其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即接入网络的用户越多，网络规模越大，这个网络对用户来说就越有价值。这就是“梅特卡夫定律”，也被称作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

由平台驱动的需求方规模经济遵循的正是这样一种逻辑。消费者通过产品或服务建立起来的网络进行采买，此时产品的价值将随着购买这种产品及其兼容产品的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譬如，当我们周围的人都使用某个社交软件进行交流时，那我们使用该社交软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由此可见，需求方规模经济的本质在于利用网络效应在需求端培育动能、塑造优势，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价值创造模式。工业时代的供给方规模经济主要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降低成本、提升平均价值，通常依靠企业自身的效率提升。这必然受到企业所拥有的资产规模、技术、管理、人员结构等的限制，一旦这些限制达到临界点，企业规模扩张就会由正反馈转向负反馈；反之，需求方规模经济的动力源是消费者之间的连接关系，并且这种连接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一旦形成就不容易耗散。

平台交易路径缩短有效提升了市场流通效率

传统工业时代商品流通的大致逻辑是企业首先设计产品或服务，制造产品，然后投入市场销售产品，交付服务，最后用户购买产品或服务。流通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不同主体之间彼此独立，分别处于不同的时空域，相互之间沟通存在着一个个“信息围墙”。如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平台商业模式崛起。在平台中，扮演不同角色的用户——可能是供应商，也可能是顾客、生产商、广告商，甚至实物——利用平台资源与其他人进行及时互动。我们可以把平台理解为多个主体聚集互动且超越时空限制的大市场。

与工业时代的线性“管道”结构不同，平台具有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特点，任何主体都能快速且轻易地加入到一个平台中。由此，平台能够将价值链上的主体、环节全部聚合在一起。传统线性价值链被嵌入到数字空间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网络结构，价值“链”变成了价值“网”。这样一来，流通过程中不同环节的数据和信息便可以在上游供应商、生产车间和下游消费端之间以及第三方物流之间自由流动，传统工业体系交换中介掌握的信息不再具有稀缺性。从而主体之间可以跨越层层中介建立起直接连接，进一步缩短了平均路径长度、提升交易效率。从网络科学角度讲，平均路径长度指网络中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边的数量，取决于两个节点之间所需经过的中间节点的个数。例如在传统的出版行业中，一本书从作者到读者手中，要依次经过经纪人、出版社、印刷厂、经销商、零售商五个节点。但是，在电子阅读器这一平台中，读者可以随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阅读。也就是说，作者与读者只需经过电子阅读器这一个节点便可以建立起连接。因此通过平台，每一个经济主体或环节都成为网络上的一个节点，数量巨大的不同节点在网络上持续交互作用，加速了市场流通速率，为激发需求侧的网络效应提供了基础。

平台上的消费社群促进潜在需求的持续涌现

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的消费新场景和新渠道，消费者不再通过传统的“商家—消费者”渠道被动接受商家传递的产品信息。而是既可以在购物平台上与商家沟通，了解产品细节，也可以通过社交平台或购物平台中的提问、评论等功能，同其他购买过相同产品的消费者交流产品使用体验。由此，不同消费者在消费什么以及怎样消费的过程中逐渐聚集起来，形成了扁平化的消费社群。

在消费社群里，人们通过网络进行互动、交流、协作，消费者之间的社交互动是商品信息的主要传递渠道。基于社交网络，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裂变出N个消费者。例如博主通过一些社交平台测评、分享爱用好物会激发其粉丝和其他用户的购买欲望。并且由于组成消费社群的个体大多具有相似特征、兴趣和需求，他们在交流中会形成一种亲近的关系。消费社群通常具有较高的信任度，这种信任会使消费者在进行决策时受到其他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消费社群就像一个信号塔，引导着消费者快速聚集。这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单边网络效应，即网络中同类用户数量上升带来的网络价值提升。这将持续为生产端积聚消费者数量，激发消费需求。而这正是需求方规模经济的关键所在。

大数据技术增强了生产与消费的互动关系

无论是从个人行为，还是整个社会化生产系统来看，生产与消费都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简单的“起点”与“终点”的关系，而是互为因果、互为中介、相互依存。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这种持续循环和互动推动着社会生产再生产不断向前发展。工业时代的“线性”信息传递模式常常导致因信息反馈不及时而出现供需矛盾，影响生产与消费互动。数智时代，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促使一切皆可以数据的形式呈现。生产和消费主体由此能够以“数据人”的形式共处同一时空，在其中直接交换信息。双方的信息反馈回路缩短，生产与消费的持续互动成为可能。在传统模式下，如果乘客要打车，就只能在路边“碰运气”。这是因为乘客在一个地方，司机在另一个地方，双方的信息传递过程慢且低效。但是若经过打车平台找车，情况就会变得不同。虽然乘客和司机仍然处于不同地点，但他们的数据却全部集中在平台。当乘客想要打车时，司机会立刻看到需求信息，对乘客做出回应。

因此，随着信息反馈回路缩短，生产者的活动能够即时递交给消费者，消费者也能实时将自己的需求传递到生产端。企业会根据消费需求反馈在核心业务之外衍生许多其他业务，形成一个生态圈。当消费者的需求被满足后，会进一步增加他们对企业或产品的黏性。企业由此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收集更多需求，创造更多产品，等等，生产与消费实现了良性循环。生产或消费任意一端规模扩张都会引发另一端的规模变化。以打车平台为例，平台接入的司机越多，打车越方便，加入平台的乘客也就越多，反之亦然。这种良性循环为企业提供了双边网络效应优势，促使需求方规模经济得以发挥。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需求方规模经济尽管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供给方规模经济就不重要了。高质量发展需要供给方规模经济与需求方规模经济的“双向配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降本增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筑牢法治屏障

文化遗产承载着数千年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精神脉络的生动见证。在数字化科技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下，文化遗产数字化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与此同时，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强化数字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对筑牢文化遗产系统化保护屏障、实现中华文化遗产全民共享，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价值。

相较于传统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数字化技术具有独特的创新优势。一方面，文化遗产数字化能实现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有效避免因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导致的文化遗产损毁与流失；另一方面，通过各类数字化的文化遗产，人们能够深入了解文化遗产背后蕴含的传统人文价值，增强文化自信。近年来，“数字长城”“数字敦煌”“数字北京中轴”“黑神话：悟空”等数字化文化遗产项目在文化传播、文旅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例如，北京中轴线2024年申遗成功，“数字中轴·小宇宙”是数字化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重要成果，该项目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数字化呈现，不仅实现了对中轴线建筑物群体的数字化保存，更重要的是将中轴线的历史演变、文化内涵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系统化管理与传播，为其他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数字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探索逐步展开

进入21世纪，数字化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探索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展开。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数字文化遗产保护指导方针》和《数字文化遗产保护纲领》，2019年《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在欧盟理事会高票通过。

总体来看，我国充分吸收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与基本原则，已初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另外，我国作为文化遗产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数字化文化遗产法律解释以及具体实施政策意见。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将著作权范围扩展到作品的数字化形式，为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提供了法律解释依据。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档案数字化建设。2019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博物馆馆藏资源版权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试行）》，赋予博物馆通过摄影、录像等方式对馆藏资源进行再创作的权利，并明确其相应的著作权。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对数字化文化遗产战略路径作出重点部署。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将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该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博物馆等馆藏文物的关注，为利用数字化技术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价值提供了原则性法律依据。

信息技术引发的数字化浪潮，为文化遗产传承与优秀文化弘扬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衍生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挑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审视和反思文化遗产数字化实践中面临的法律保护困境，探索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已成为当务之急。

立法应兼顾数字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

目前，我国数字化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数字化文化遗产兼具公权和私权双重属性的特点，使其法律保护面临诸多难点问题。从公权角度审视，数字化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群体文化信息利益的表达，承载着社会公共文化价值，具有显著的社会公权属性。从私权角度分析，文化遗产数字化是运用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记录、整理或创新，这种智力成果具有独创性，就应受到版权法保护。为兼顾数字化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提升数字化文化遗产保护的针对性，未来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首先，从国家立法层面出发，围绕让文物得到有效利用的目标，推进针对性立法工作。文物保护法中相关内容为数字化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原则性指导规范，其第十条规定：“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具体而言，需要配套完善以下内容：第一，明确细化数字化文化遗产侵权民事责任，厘清相关刑法罪名的构成要件与量刑标准，完善行政法救济法律制度，如行政复议、行政调解机制；第二，对数字化文化遗产版权保护进行合理限制，适当扩大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的合理使用范围，增加合理使用情形，增设强制许可制度，在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文化遗产的广泛传播与共享。

其次，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层面考量，细化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有关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相关内容，参照国际上文化遗产数字化权益主张的最新实践进展，立足中国国情，借鉴“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制度。该制度于2001年由美国首次提出，适用于公共领域的文化创意作品版权。2016年，德国柏林新博物馆的代表性藏品娜芙蒂蒂（Nefertiti)半身像3D扫描数据被两位艺术家公开于网上，引发诉讼，最后法院判决倾向于鼓励公益共享，同时限制商业应用。这一案例为我国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法律保护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是现代国家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化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实现数字化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化，需要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机制，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保驾护航，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数智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以数智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重在通过数智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信息交互渠道的不断畅通、数字治理路径的持续优化，显著提升乡村治理的前瞻性、精准度和智能化水平，让数字治理真正扎根乡村社会，切实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强乡村数智基础设施建设

数智基础设施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数字底座，以数据创新为驱动、通信网络为基础、算力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体系。数智基础设施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智能化，是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加强数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的动能。

加强数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农村数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应有效加大数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政府部门需整合资源，落实优惠政策，采用多元化投融资策略，增加对农村数智化硬件设施的投资。对于数智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地区，应实施重点扶持政策，加大专项资金投入，推广宽带、移动互联网和光纤等设施，提升相关基础设施的普及率和覆盖率，提高农村居民获取网络数据及信息的效率，进一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数智化和均等化。

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智化改造。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智化改造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策扶持、技术创新及跨领域协作等多维度工作。应进一步整合乡村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水利、交通、电网、物流、气象等，通过数智技术实现其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应用，不断改善农村硬件环境，推动智慧农业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治理全过程。技术投入和创新研究是基础设施数智化发展的重要基石，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元宇宙、区块链等技术正在成为基础设施数智化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应注重乡村数智技术的持续创新，通过相关技术的综合应用，形成更为高效、精准的治理模式，优化乡村治理格局，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推进乡村治理数智化平台建设。开发与完善乡村治理数智化综合平台，打造集民生保障、党建、政务公开、健康服务、数据采集等村级公共服务内容于一体的网站或应用软件，更好地共享信息资源、保障民生、便捷村民日常生活，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促进乡村治理更加透明化、便捷化。探索建立“互联网+网格管理”服务管理模式，强化乡村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完善信息收集、处置、反馈工作机制和联动机制，强化乡村治理算力支撑。

提升乡村人才数智素养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提升乡村数智治理效能，离不开对乡村人才数智素养的培育。只有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数智素养和技能，才能进一步调动其参与数智化建设的积极性，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加强农民对数智技术的学习培训。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是数智技术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应利用多种培训方式，如专家驻村指导、远程教育等，实现培训资源的广泛覆盖，持续推动各类数智服务和培训向农村地区延伸，通过普及网络知识，提高乡村居民的数智化意识与素养以及农民对数智化“新农具”的使用能力。重点开展数智农业与商业培训，提升农民的信息科技应用能力。此外，还应重视人才引进，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优秀的信息化人才服务农村。

提高乡村干部的数智技能。乡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乡村干部的数智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的水平，乡村干部数智技能的提高对于周围的农民也具有重要带动作用。应重点提高乡村干部的数智技能，通过理论授课、现场教学、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等方法，聚焦数智技术应用、数字平台使用、数字经济与电商、公共服务数智化等内容，帮助乡村基层干部熟练使用数智工具，提高实际运用能力，促进数智技能的进一步普及。

增强乡村数智治理效能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目标是提高乡村善治水平、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而善治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乡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在提升公共服务精准化水平的同时，努力减轻乡村数字负担，筑牢数智安全底线。

促进公共服务精准化。以数智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首先应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这就需要深入实施“互联网+基层治理”行动，完善乡镇与相关部门政务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共享交换机制，推进村庄数据资源建设。在推动政务服务平台向农村基层延伸的同时，针对农村群众数智素养不高的实际，开发简便应用软件，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在便民服务、民情沟通等方面的便捷优势。此外，充分考虑老年人的习惯和需求，推行适老化和无障碍信息服务，有效弥合老年数字鸿沟。

减轻乡村数字负担。以数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还应有效减轻乡村数字负担，谨防“赋能”变“负能”。一方面，杜绝数字形式主义，避免治理标准和治理方式的过度数智化；另一方面，坚持需求导向，乡村数智技术的发展应以乡村社会发展需要和农民实际需求为重点，防止数智技术供给的过度行政化以及乡村数智平台的空置。

筑牢数智安全底线。数智安全是数智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底线，这就需要基层政府根据相关法律，有针对性地制定或完善乡村数据安全与共享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及相关责任清单，有效强化数据安全监管，防止隐私数据泄露。同时，对数据全生命周期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建立分级分类保护制度，对数据产生、采集、存储等环节的安全漏洞和风险进行提前预警。此外，还应优化升级数据识别、分类分级、数据脱敏、数据权限管理等共性基础技术，建立数据安全防护系统，更好地维护乡村治理中的数据安全。

多措并举保障银发网民合法权益

根据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与2023年12月相比，网民人数增加742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网民占新增网民的20.8%。此外，相关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网络支付的使用率已达75.4%。以前使用网络支付的主要是年轻人，现在很多老年人也开始使用网络支付，其中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使用网络购物，成为网店扫货的“新潮老人”，老年人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网购消费大军。

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推动下，老年人曾经面临的数字鸿沟不断填平，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已经会上网，会利用网络和网购平台了，这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同时也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和银发经济浪潮的来临。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银发族网购乱象，已经成为老年人家庭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老年人退休后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重新融入社会的渠道比较狭窄，子女又要上班，甚至不在同一个城市，相当多的老年人感到很孤独，网购特别是观看互动类的带货直播成为他们排解孤独感的一种方式，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另一方面，一些网络购物平台、网红营销套路层出不穷，利用部分老年人爱贪小便宜、辨别能力不强、期待延年益寿、期待资产增值等心理，通过“先用后付”“0元下单”“免密支付”等方式诱导老人消费，而退货流程复杂、功能关闭困难等，又成了阻碍老年人退换货的“拦路虎”。

针对老年人的网购乱象，特别是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频繁发生，提醒我们，必须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加大网购治理力度，为广大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便捷、安全的购物环境。

从老年人自身角度来说，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观看直播带货、浏览网页要适可而止，严格控制过度的购物欲望，网购必须理性，应同自己的消费能力相适应，应购买自己或家人真正需要的商品；更加注重养成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重视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不要沉迷于网络购物直播；不断学习，尤其是主动学习网购和相关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网购能力特别是辨别货物真假、好坏、贵贱的能力；提高防范意识，谨记“便宜没好货”，谨防网络购物陷阱，尤其要警惕商家有关养生保健品、珠宝古玩等商品的不实宣传，也不要选择平台以外的方式或链接进行支付；增强维权意识，如果网购到有问题的商品，要同网购平台和商家沟通协商，如果无法与平台或商家达成一致，应及时向属地工商部门或消协投诉。

对老年人家庭特别是子女来说，应尽可能多地陪伴老人。老年人最害怕的是孤独，最容易陷入的困境也是孤独。“常回家看看”已经成为相关法律规定的子女义务。家人和子女的陪伴，可以帮助老人培养新的兴趣和爱好，这是把老人从网络依赖中解脱出来的最好途径。此外，还应耐心细致地帮助老人掌握网购知识，学习防范网购风险技能，引导老人理性购物以避免上当受骗，一旦出现问题应耐心帮助解决而不能一味指责。

对网购平台和商家来说，平台应强化主体责任，对进入平台的商家严格筛选、把关，加强管理，督促商家依法合规经营。商家应严格自律，依法诚信经营，自觉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杜绝虚假宣传、诱骗老年人购物的不良行为，同时，还应积极主动营造适老化消费场景建设，相关功能的开通要简洁，并作详细而醒目的说明，关闭功能页面应更明显。此外，还应适时地建立健全网购行业组织，加强对网购平台和商家的管理。

对政府相关部门来说，必须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网购涉及政府的市场监管、工商、网信、工信、公检法等多个部门，必须整合力量，强化对网购的管理和监督，严厉打击坑老、骗老行为，努力营造良好的网购环境，切实维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从社会层面来说，老年人是相对弱势的群体，治理针对老年人的网购乱象，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全社会都应当重视。消费者协会、社区、社会工作者、为老服务志愿者、媒体和社会大众既要发挥自身优势，更要协同协力；既要重视和加强对老年人网购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提高老年人的网络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欺诈的能力，更要做好老年人的维权工作。

“人工智能+”赋能未来产业发展

数字化时代，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在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影响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这意味着不仅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和未来产业发展，也要通过“人工智能+”在产业方面的强大技术渗透力和创新力，更好赋能未来产业，产生高质量发展效应。

未来产业代表着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是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与产业之间深度融合形成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集合，主要包括数字产业的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等，深海空天产业的无人飞行器、卫星互联网、深远海工程装备等，生物产业的基因诊疗、脑科学等，低碳产业的储能、碳捕获、碳存储等。未来产业不仅能更好满足人们现有需求，创造新应用场景和新消费需求，还可以提升新动力，引导经营主体向更先进的生产力方向聚集，催生更多的新产品新业态，更能拓展新空间，通过前沿技术帮助人们不断突破认知极限和物理极限，增加新的发展机会和盈利空间。

当前，未来产业日益成为衡量一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世界各国竞争博弈的新赛道。积极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未来产业，是我国顺应国际形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主要方式。

了解了什么是未来产业，那我们更要回答“人工智能+”为什么能够赋能未来产业发展。

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够催生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人工智能本身就是前沿技术领域，是对已有技术创新方式的颠覆性变革。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几次颠覆性技术创新，从机械化、电气化到信息化发展，本质上都是对人类体力劳动的解放，而人工智能则是对人类智力的解放。人类的创新潜能，通过不断学习和进步实现了飞跃，这种融合数据、算力、算法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一旦进行产业化应用，也即“人工智能+产业”，必然引发产业形态变革，成为具有前瞻性特征的未来产业。

另一方面，未来产业作为颠覆性技术产生的新兴产业，本身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究竟哪些产业具备未来产业特征、拥有持续发展能力，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人工智能的识别助力。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计算能力的超限拓展，及时准确地对海量产业数据、市场数据、研发数据进行分析，从供需角度、技术角度、风险角度精敏识别并预测产业发展前景，从而在不确定环境下从形形色色产业门类中筛选出真正技术水平高、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带动效应强的未来产业，为高效配置未来产业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提供了重要支持。

就具体产业而言，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基因技术、储能等未来产业的典型代表，无不是“人工智能+”的引领杰作。类脑智能产业本身就是人工智能的产业应用场景，其以大脑的神经机制和认知行为机制为模仿对象，通过计算建模手段和软硬件协同实现模拟大脑功能器件的物理呈现，从而产生模拟人体感认知、决策、控制机理的类脑智能机器人产品，并通过类脑芯片实现机器人控制系统，在自身产业化发展的同时带动其他行业的变革。量子信息产业以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测量为代表，其产业发展的基础在于海量数据计算，而人工智能正是实现高效数据运算的重要技术手段。未来网络产业必须发挥“人工智能+”的融合、开放功能，实现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光电融合广域确定性网络技术等的产业化应用与发展。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模拟和预测各种未知环境，运用机器人提供导航和决策，依靠算法识别基因数据，采用实时数据分析预测电力需求并动态调整储能系统的充放电周期等，引领深海空天开发、基因技术、储能等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人工智能+”赋能未来产业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前沿技术突破，进而加速产业化的过程。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应用等方面已具备一定全球优势，拥有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和丰富的数据资源。拥抱人工智能，推动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大有可为。

大有可为的前提是形成应用合力。围绕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核心要素强化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带动未来产业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着力打造未来产业技术应用平台，以发展需求为导向、以自主可控为前提，搭建政产学研用的开放创新合作网络，拓展技术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成果在未来产业发展中高效转化。

基础是打造联动格局。大力培育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领军企业，以集群式发展推动未来产业链创新能力提升，着力提升链主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开展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上的引领作用，支持中小企业深度参与未来产业全产业链体系，扶持人工智能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发挥其在未来产业技术识别、市场应用前景判断方面的优势，强化专业化协作和配套能力。促进未来产业领域大中小企业“人工智能+”的协同联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信息共享机制、成果转化机制和供需精准对接机制，实现未来产业从技术端、产品端到消费端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还要注重强化发展效果。因地制宜布局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材料等产业，依托产业特色统筹推进国际创新中心建设。加大对人工智能赋能未来产业的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构建系统多元、技术领先、运行高效、支撑有力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体系、标准化体系和服务体系，强化赋能效果。

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逐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双重浪潮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之一，如何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其迈向高质量发展所亟需解答的时代命题。

一、成就：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新质生产力初具规模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在数字基础设施构建、数字化产业培育、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交易促进以及数字治理体系建立等多个维度上，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为催生并壮大新型生产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泉。

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4）》显示，2023年度广东省的数字经济体量已成功攀升至6.9万亿元，连续八年稳居全国榜首。在这一突出的成就中，深圳市作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领头羊，其增加值超越了1万亿元大关；广州市紧随其后，达到了约3946亿元的水平；东莞与佛山两地数字经济规模也分别突破了千亿级别。这一系列数据充分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深厚底蕴与巨大潜力，为新兴经济形态和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链基础。

数字产业化方面。广东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各种智能机器人正从广东的工厂走向广阔的海内外市场。此外，广东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突破，技术应用转化能力较强，有力地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产业数字化方面。截至2023年底，广东省已成功推动2.9万家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产业增加值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并促进了超过65万家中小企业接入云端服务。例如，佛山市的30余家陶瓷企业联合创立了众陶联平台，该平台通过利用陶瓷行业的交易数据，为行业内企业提供信用认证，有效降低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交易成本。同时，在服务业范畴内，大湾区也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进程。如广东国际贸易数字博览馆推出的线上展会平台，为企业提供包括“云端参展、在线洽谈、远程对接、电子签约”等服务，持续增强了跨境贸易的服务效率。

数字治理方面。通过实施《“数字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三地规则机制有效衔接、新型基础设施高效联通，促进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此外，广东省发布了《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指引1.0》等系列文件，逐步探索出了适用性强、特色化程度高的数字经济本地化发展模式和演进路径。

二、挑战：区域差异明显，数字创新能力不足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差距明显。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但不同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相较而言，香港、深圳和广州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而肇庆、江门等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对滞后，这种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湾区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进程。

第二，数字创新能力不足。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全球领先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等核心技术领域，面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封锁和贸易保护做法，短期内粤港澳大湾区在“高精尖”领域和“微笑曲线”两端仍面临较大挑战。

第三，数字监管不足。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监管和治理体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驱动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平衡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关系、维护数据要素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亟待解决。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监管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管机制。

第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度大。尽管大湾区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小企业因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限制，在数字化转型上仍面临较大困难。鉴于此，帮助中小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的障碍成为重中之重。

三、抓手：多措并举，促进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

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针对现存的挑战，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精准施策、深化合作，才能更好地推动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之间实现深度融合发展。

一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和优化投入结构，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借助“百千万工程”等区域帮扶机制，逐步缩小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此外，加强粤港澳数字互联互通，推动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创新组合。同时，要加快拓展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提升数字创新能力。亟需强化数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着重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及人工智能关键算法等核心技术范畴内开展深入探索与突破。同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此外，还要积极引进和培育数字人才，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是完善数字监管和治理机制。要加强数字监管制度建设，完善数据收集、处理、存储和使用的规则，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协作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数字跨域监管工作。此外，还要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严厉打击数据滥用、侵犯用户隐私等违法行为。

四是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培训、资金扶持等方式，帮助其更好地克服数字化转型的障碍。同时，要鼓励大型企业或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此外，还要加强数字化服务供给，为中小企业提供高效、精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咨询服务。

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由点及面、由表及里、体系化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该《方案》提出，将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开展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实施技术改造升级工程等有机结合，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为抓手，“点线面”结合推进数字化改造，加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和深度赋能，充分激活数据要素价值，着力提升供给质效和服务保障水平，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

聚焦目标任务，强化数字赋能。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助力更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方案》指出，到2027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百城”试点取得扎实成效，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应改尽改，形成一批数字化水平达到三级、四级的转型标杆；试点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二级及以上，全国规上工业中小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75%；中小企业上云率超过40%。初步构建起部省联动、大中小企业融通、重点场景供需适配、公共服务保障有力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生态，赋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打造转型标杆，构建转型生态。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是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正加入数字化转型浪潮。近年来，我们深入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支持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资源和能力，大力发展“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加快推动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 引导中小企业深耕专业领域，锻造比较优势，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平台企业、集群园区的资源汇聚作用，通过订单牵引、技术扩散、资源共享等“资源+工具”的方式，牵引中小企业开展改造，推动链群融通转型。

强化政策助力，营造良好环境。着力构建中小企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支持体系和赋能体系，助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推动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强化财政支持，通过财政资金直接支持打造试点企业，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培育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生态，推动转型规模效应加速形成，激活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既要试成一批，也要带起一片。加强试点引领带动辐射效应，立足我国数字化发展的实践要求，顺应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客观规律，在点上发力为中小企业提供看样学样的标杆，推动服务平台为复制推广打好基础。全面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扩面、提质、增效，推动中小企业愿转、敢转、会转。结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和痛点，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提供“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能用出效益”的优质数字化服务产品，推动中小企业业务上云，为更多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插上数字化翅膀。

合力引导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飞速进步，我国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逐渐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作为经济数字化转型浪潮中的受益者，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通过广泛应用数字技术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在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中发挥引领作用，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澎湃动力。《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报告2024》显示，2023年我国上市公司中使用数字技术的企业数量已上升至4722家，占比高达91%。

尽管成效斐然，但要完成从数字经济发展受益者到数字经济发展引领者的根本性转变，我国上市公司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从目前来看，我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所覆盖的广度有待提升，大型企业在资金实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上具有优势，而中小型企业面临较为突出的资金投入不足、转型效果不理想的问题。其次，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尤其是行业间、区域间以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差异性显著。对此，未来应让上市公司在更大程度上掌握数字化转型主动权，集聚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多方合力，科学谋划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

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和实施国家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为上市公司提供清晰的政策指引和支持。同步制定更具针对性、更有力度的数字化转型激励政策。例如，对于积极投入数字化转型且取得显著成效的上市公司给予更高额度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激励企业加大转型力度；建立数字化转型专项基金，为有转型需求但资金困难的上市公司提供低息贷款或资金扶持，确保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人才培养。深化要素市场机制改革，突破区域限制、行政干预、市场保护等壁垒，健全数字要素收集、共享、处理、应用机制，加快推进数据资产入表，推动新应用场景与商业模式创新。

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特别是在网络通信方面，要确保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能拥有高速稳定的网络环境，以满足上市公司开展数字化业务的需求。推动建立国家级的大数据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孤岛，为上市公司提供更丰富的数据资源，规范数据使用规则，保障数据安全和隐私。

加强企业、学校、科研院所等合作，共同培养具备数字化技能的专业人才，提高数字化与业务结合的深度。联合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更多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专业课程和培训项目，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需求定制培养方案，为企业输送专业对口的数字化人才。制定优惠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海外高层次数字化人才回国创业和就业，鼓励参与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项目，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在企业层面，以更全面主动的战略规划为抓手，在安全与发展的统筹协调中推进数字创新转型。制定清晰、长远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明确转型的目标、路径和时间表，并建立专门的数字化转型团队，确保转型工作有效推进。还应加大对新兴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如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积极探索这些技术在生产、管理、营销等各个环节的应用场景，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强与科技企业的合作，通过技术授权、联合研发等方式，快速获取先进的数字技术，加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强数据安全防护措施，定期开展数据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防范数据泄露和网络攻击等风险。

此外，在社会层面，也要为上市公司向数字经济创新转型营造良好的支持氛围，为企业提供包容短期失败的“耐心”。行业协会要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组织上市公司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促进企业间经验分享和技术互补；制定行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和规范，引导上市公司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转型，确保转型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推进教育数字化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终身教育保障”。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这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应积极探索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着力培育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打造数字化育人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以新模式颠覆和取代传统模式，而是以融合创新为导向，把握育人本质，打造新型育人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是做“增量”而不是换“存量”。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在教育方案的制定中提高适配性和针对性，在教育过程中强化生动性和差异性，在教育评价中提升精准性和科学性，明确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和机理；另一方面，通过融合转化、彼此赋能，充分发挥传统模式在价值引领、道德熏陶、言传身教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推动构建新型模式，在优势互补中提升教育水平和育人效果。

促使线上线下相结合。虚拟是现实的技术化延伸，现实是虚拟的存在性根据，从根本上讲，二者是内在统一的。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将线上与线下紧密衔接，虚拟与现实紧密结合。充分发挥虚拟空间超时空性、智能生动、共享开放等优势，运用VR、AR、MR等技术，推动线上与线下、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个体与群体实现有效融合，打造沉浸式场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为广阔的育人场域。

实现共建共创。加强数字技术供给，落实数字化发展成果，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重要前提。借助数字技术，提取有助于汇聚民族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数据，充分利用数字新技术，不断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并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数字化实景教学与思政教育实践相结合，构建高效、智能、开放、共享的“数字思政”新生态，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能。

增强数字意识，提升数字技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对高校师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教师与学生进一步增强数字意识、涵养数字思维、增强数字素养、提升数字能力。

提升教育者的数字运用力。在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需善于抓好数字化变革和科技赋能的新机遇，提升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一方面，开展常规化数字技术培训，强化教育者适应并运用数字技术的主体自觉，提升数字化意识和数字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搭建教师数字化研修平台，将数字素养培育纳入教师专业发展体系，通过开展教育研修、课程融合、竞赛评选等活动，提升教育者高效整合和使用数字资源、充分开展“数字+教育”活动的能力。

增强受教育者的数字参与力。新时代的青年学生，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者，也是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参与者。应引导学生主动适应、融入并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建设实践，引导学生参与数字素养提升工程，培育学生数字化思维，提升驾驭数字技术的能力。引导学生转变思维方式，形成自适应学习路径，充分借助数字教学平台、利用数字资源优势进行自主学习、深度学习，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化以数字治理为基础的协同联动

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不断开辟教育数字化新赛道。坚持应用为王走集成化道路，以智能化赋能教育治理，拓展国际化新空间，引领教育变革创新。”提升教育治理数字化水平是推动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打造良好数字治理格局，彰显数字治理优势。

夯实数字教育基底。在微观层面，梳理思想政治教育数据，编制整体数据资源目录，摸清数据资产底数。在中观层面，建立覆盖“三全育人”全链条的数据采集体系，用大数据驱动精准思政，打造泛在、多元、个性化、智能化的学习空间。在宏观层面，完善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体系，建立规范统一的技术和评价标准，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

营造开放有序的数字教育生态。一方面，构建由学校与家庭、企业、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网络，细化分工、共同协作、信息交互、数据共享，优化数字赋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搭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信息一体化系统集成平台，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机制，通过整合各类优质数字教育资源，调动、综合运用信息数据，推动形成更加开放立体、互联互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信息体系，营造开放有序的数字教育生态。

构建安全清朗的数字教育空间。安全清朗的数字空间是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安全屏障。应明确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原则，健全完善数字伦理监管、预警及问责机制，制定严格的数据隐私、信息安全保护政策，推动构建更加安全清朗的数字空间。完善高校数字治理理念、框架制度和组织结构，多维保障强化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清理不良信息、抵制错误思潮，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引导数字技术转化为全方位育人的“增量”，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在安全清朗的数字空间中更好地发挥育人实效。

打造数智化轻工业链条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52万亿元，利润1.02万亿元，同比增长7.2%。轻工业企业总体表现较为亮眼，增长态势良好，对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轻工业是我国传统支柱产业，关系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满足居民消费、稳定出口、扩大就业等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轻工业数智化发展，近年来，我国连续出台一系列支持轻工业数智化转型的重大政策，《关于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轻工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2024年）》等，都强调要加快轻工业数字化转型。目前我国轻工业企业智能化生产比例超过12%，轻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所加快。

也要看到，轻工业数智化转型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数据基础建设不足，轻工业企业整体数智化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仍依赖传统生产模式，缺乏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在数智化核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和高端设备如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先进控制系统等仍依赖进口；数据流通和协同效率较低，信息孤岛现象严重，轻工业数智化生态系统建设滞后；智能制造工程师、数据分析师、工业软件开发人员等专业人才相对缺乏。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重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如何以数智化为支撑推动轻工业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成为轻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下一阶段，要坚持以数智化技术创新为核心，以高素质数智化人才为支撑，加快突破“卡脖子”核心技术，补强数智化基础设施短板，打造轻工业全链条智能化生态，推动轻工业转型升级，以高质量供给带动、刺激需求提质升级。

加快数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轻工业智能制造水平。大力投资并建设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工厂系统等数智化基础设施，助力轻工业企业全面数字化升级。设立专项扶持基金，鼓励企业投资智能制造设备和数智化管理系统，促进传统生产线改造升级。加强与行业协会合作，搭建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帮助中小微企业加快实现智能化制造。制定并推广工业数据标准，规范数据采集、存储和使用，推动轻工业实现全流程数据驱动的生产管理。

加大数智化技术创新投入，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鼓励轻工业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开展联合研发，攻克核心技术难题，如工业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先进感知系统等。出台创新补贴、科研奖补等政策，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提高数智化设备和系统的自主研发能力。支持企业建立数字化创新实验室，测试并推广新技术、新模式，促进技术成果产业化。推动数智化技术标准化建设，提升技术兼容性与可复制性，推动行业技术成果共享与推广。针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设立专门的数字化创新扶持计划，提供技术培训和数字化转型咨询服务。

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轻工业全链条智能化生态。鼓励轻工业企业在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全面应用数字技术，提升产业链各环节协同效率。支持龙头企业搭建产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供应链上下游的数字化管理与资源共享，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出台数字化供应链支持政策，支持企业优化库存管理、缩短交付周期，提升供应链韧性与敏捷性。鼓励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实现产品定制化生产，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加强数智化人才培养，构建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构建全面的人才支持体系，鼓励高校与职业院校开设智能制造、大数据分析、工业物联网等相关课程，培养专业化、复合型人才。通过校企合作模式，建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培养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技术人才，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对中小企业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数智化培训课程，帮助员工掌握数智化技能。实施人才引进激励政策，吸引国内外优秀数智化人才投身轻工业领域，给予住房补贴、科研经费支持等优待。设立人才交流与合作平台，促进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间的知识共享与技术交流。

打通信息“大动脉” 激活发展新动能

走进新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一组组集装箱装车发货秩序井然，现场却几乎见不到人工操作；在江苏连云港，现代化农场里“只闻机械声，不见种田人”；在云南独龙江乡，这个最晚进入现代社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今也普及了“互联网+”……当前，越来越多的5G应用在各行各业“落地开花”，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的场景触手可及，新一代信息技术迸发出强劲活力，展现出我国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显著成效。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对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

当前，以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进入新时代，我国已逐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光纤和5G网络，全球规模最大的移动物联网络；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其中电子商务交易额、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居全球第一；我国工业互联网应用已覆盖49个国民经济大类，并且实现了41个工业门类全覆盖；我国积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国际交流与合作，“一带一路”数字交通走廊建设深入推进，“数字丝路地球大数据平台”实现多语言数据共享。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功能和类型更加多样，体系结构更加复杂，与传统基础设施的融合趋势更加凸显。不过，两者之间难统筹、难融合、不协同、不平衡等问题也日益突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之间跨区域、跨网络、跨行业层面发展的不协调和区域分化现象亦逐渐显现。顺应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趋势，面向各类设施，统筹各方力量，加强协调联动，推动均衡发展是必然选择。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就推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跨区域、跨网络、跨行业等协调联动、均衡发展作出系统部署，为推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整体布局、完善系统功能、改进发展模式指明了方向。这一政策的出台正当其时，为高质量推进我国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政策牵引和制度保障。

当前，推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更好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合力。统筹规划长期与短期、城市与乡村、经济与社会、人口转移与空间布局等多种关系，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进。优化资源和政策支持，强化政企联动。社会期待政府部门在支持技术研发和搭建创新平台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引导和调动社会资本等参与新型信息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运营。此外，应推动不同专业设施之间协同建设，完善信息基础设施与其他基础设施跨行业共建共享机制。推进“5G+工业互联网”规模部署，加快IPv6技术应用创新，推动双向资源开放共享，提升集约高效发展水平。

面向未来，我们要加速统筹推进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应用基础设施等建设，以更加协调、更高质量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必然要求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需要不断提升数字化水平，强化数字化赋能，从而加快推进乡村文化优质资源的挖掘，促进农文旅高水平智慧融合，提升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平，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能。

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可以加快推进乡村文化优质资源的挖掘。乡村文化既包含有形的物质文化，又包含活态的非物质文化。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能够深度挖掘优秀传统乡村文化资源，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比如，古建筑是乡村文化的见证者，修缮古建筑可以延续历史记忆。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技术——从光学扫描技术到三维建模工程，再到大数据、人工智能，能使乡村古建筑得到更科学修缮。古村落是中国传统村镇生活的历史缩影，数字化技术能够对古村落及其文化进行保存、守护和传承，更好挖掘其文化资源。

但当前，仍需加大对乡村数字化建设的专业规划和政策指导。一方面，可以请相关部门的数字技术专家与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为乡村非遗文化数字化建设做专业规划，面向全社会进一步宣传乡村数字化政策方针；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支持数字技术企业参与开发乡村文化资源，加快完善乡村数字化开发的经济支撑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法律保障体系。推动相关部门和平台有效对接民间资本，进一步明确乡村数字化进程中监管的重点及保障的关键点，实现全过程监管和全过程支持，从而深度挖掘乡村文化优质资源。

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可以促进农文旅高水平智慧融合，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提升乡村数字化技能，既突出“农”的生态赋能，又彰显“文”的品质浸润，还发挥“旅”的聚人引流作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第一，数字化技能能够厚实乡村文化的生态底蕴。当前，生态农业是乡村重要的发展方向。依托数字化技能推动农业实现绿色转型，能够以数字化把智能控制、个性化服务和精准投入贯穿绿色农业发展的全过程。比如从有机农产品的数字化生产、销售，到提供数字化精准服务进一步保障消费者权益，数字化可以使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更紧更密。

第二，数字化技能能够提升乡村文化吸引力。以往乡村文化的描绘与呈现，大多局限于传统媒体，缺乏更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去多元呈现。借助数超高清3D呈现、裸眼全息投影、VR（虚拟现实）等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媒体，融入图片、音乐、视频等元素，可以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展现乡村文化风貌，切实提升乡村文化的魅力与吸引力。

第三，数字化技能可增加乡村旅游人气。当前，一些乡村风景优美、生态良好，但缺少向外界展示的机会。通过搭建多主体参与的数字化乡村农文旅合作平台，使更多具备优秀条件的乡村能够展现自身独特的自然风景与丰富的人文景观，从而推动实现各种资源要素的有效对接，进一步提升乡村发展空间。同时，通过构建“互联网+”乡村农文旅平台，可以精准把握乡村农文旅市场，对乡村农文旅产业进行全领域、全角度、全链条的数字化管理，从而实现农文旅高质量高水平智慧融合发展。

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可以有效激发乡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比如，一些地方通过数字技术赋能，通过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综合应用，使得乡村文化得以实现立体传播，有助于增强乡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文化传承使命感。比如，一些地方通过鼓励乡村群众积极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越来越多的乡村群众通过微博、短视频平台等记录并传播家乡美、人文美，让更多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认识到乡村文化独特的魅力，从而拓展了文化交流新方式。通过数字技术的介入，不仅拉近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距离，也为乡村文化的进一步保护和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当前，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已取得显著成绩，但仍需多措并举，进一步完善。比如，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能。有条件的地区，可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流程，推动实现智能化识别、网络化办理、实时化在线服务对接，提升工作效率。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管理效能。扩大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文化服务站点部署范围，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数字化改造，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互动。以数字化技术整合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促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高效利用。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精准度。借助大数据抓取和分析，准确把握村民的文化诉求，采取“一村一策”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推进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让乡村群众利用“云端”“指尖”享受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同时，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在线追踪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利用率，及时作出判断，进而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性和针对性。

数字化赋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

在甘肃敦煌，借助数字照扫、物理渲染等科技手段，敦煌藏经洞室藏6万多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被搬到展览现场，人们得以近距离感受历史之厚重；在四川三星堆，数字文物修复等跨学科交叉融合新手段在解码文物信息和开展文物修复上大显身手，器物实现跨坑完整组合；作为智慧博物馆的典范，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中华文明云展，虚拟数智人精彩亮相，让观众畅游“古代中国”的同时可以解锁智能语音讲解、观摩文物虚拟修复，享受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明智慧，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多次强调“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今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发展并在各领域广泛应用，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提供了更多可能。

一方面，数智技术的创新应用让传统文化资源实现数字化存储和展览展示。这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以更加生动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提高了文化资源的可访问性与传播效率，更多人有机会去了解和欣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多年的数字化探索，故宫博物院目前已完成90多万件馆藏文物的数字化，超10万件文物的高清影像向社会公布，囊括了保护、展示、研究等各项功能的数字故宫正成为全球亿万观众开启博物馆的新方式。最新统计，我国已累计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13万部（件），全国博物馆藏品数量4665万件（套）。数字化成为博物馆发展新趋势，珍贵文物在虚拟世界里实现永恒。

另一方面，在数智技术的支撑下，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重建和保护不断开创新局面，使得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能够更长久地为人们共享。比如，少数民族的濒危语言、手工艺术和戏曲表演等，都可以使用数字信息技术采集处理，建立起文字音频影像数据库。在殷墟，数字技术被运用到甲骨文研究中，不仅建设了甲骨文大数据平台，深度学习技术还可以对甲骨碎片进行自动缀合。就在前不久，上海大学与西藏谢通门县在对当地古壁画的实地考察中，通过高精度扫描，将壁画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准记录，借助三维建模和虚拟展示等数字技术，将这些壁画永久保存下来，从而实现文化守护。

数智技术的创新应用，拓宽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创新的边界。尤其是数字摄影、高清技术、大数据、云技术、全息技术、虚拟现实等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结合，为文化内容创新和空间场景重构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文化产业不同门类资源的组合提供了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以与网络综艺、网络直播、网络展演等新兴业态相结合，衍生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消费者的审美体验。在人们身边，数智技术帮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与现代生活的无缝对接，比如智能化的文化展览、智能导览系统等，增强了传统文化景区的互动性与吸引力。此外，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语义分析与大数据挖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揣摩”现代人的审美与消费需求，为文创产品的个性化定制、智能化推广营销提供助力。

数智技术的创新应用，将为保护、活化、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开更多想象空间。我们在以技术创新驱动文化内容创新的同时，也需进一步激发文化企业创新活化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力。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产品服务创新的生力军，文化企业数量和营收不断增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提供了重要动力。据统计，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7.3万家，实现营业收入129515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8.2%。此外，借力科技手段进一步加强美育教育，将提高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欣赏水平，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创意和传播力量。

积极应对外贸数字化绿色化趋势

近日，我国上半年外贸“成绩单”出炉。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1.17万亿元，同比增长6.1%，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1万亿元，反映出我国外贸进出口较强的韧性和活力。

创新让中国外贸发展底气越来越足，绿色已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统计显示，2023年，我国出口高技术产品占出口总值的18.7%，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的21%。我国出口的每10辆汽车中有4辆是电动汽车，每10辆轨道机车中有7辆是电力机车，出口的蓄电池近九成是锂电池。2013年至2022年，我国绿色贸易规模年均增长3.18%，在全球的占比提升2.3个百分点。

数字化、绿色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方向和未来，也是外贸产品创新、结构升级的两大新动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就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这为培育外贸新优势新动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提供了重要指引。外贸数字化、绿色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将有助于提高传统贸易效率，延伸价值链并推动模式创新，为实现外贸稳定增长提供更有力支撑。

当前，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迅猛发展，广泛渗透到外贸订购、交付等各环节，促进了数字货物贸易、数字服务贸易和跨境数据要素贸易的快速增长。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外贸流程优化、成本降低，市场透明度提升，信息流通加快，提高了交易效率和响应速度。同时，在能源、材料和制造业等领域，绿色化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了相关产业的附加值和创新能力。可以说，外贸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不仅助力塑造外贸新格局，还有利于赢得更多发展主动权、扩大市场影响力。当前，我国在外贸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夯实绿色基建、加强跨界合作，从而推进产业转型、模式创新，将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

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政策指引。促进外贸数字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牵引和保障。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更好支持外贸企业在贸易开发、执行等全链条全环节数字化转型，推广应用电子提单、电子信用证等方式加快变革传统贸易流程，推进贸易数字化进程，促进数字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融合发展。

夯实绿色贸易基础，优化外贸环境。积极搭建绿色贸易政策通道，提高绿色贸易便利化水平。积极引导个人消费者消费绿色产品、企业生产者引进绿色设备，减少经济主体绿色贸易成本，持续打造良好的绿色贸易营商环境。积极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加强绿色标准国际合作，增强绿色贸易政策的国际衔接。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积极打造绿色供应链、产品链和标准链，鼓励并推动企业间深化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进一步擦亮共建“一带一路”的绿色底色。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蓄积发展新优势。加强数字化和绿色化赋能，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提升外贸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不断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兴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外贸产业结构，以更好地满足全球市场对绿色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创新外贸模式，催生外贸新业态。推进跨境电商业态创新，支持有条件的传统外贸企业和生产制造企业自建电子商务平台，加强自主品牌培育和电商渠道建设。积极发展数字化定制服务，依托3D打印、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数字技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产品和服务需求。积极推动绿色贸易模式，鼓励企业采用资源循环利用的生产方式，推广环保标签和认证体系，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让数字化赋能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7月16日，2024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国际论坛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来自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215个高校、文化机构、科创企业的308名代表出席活动。本届论坛，以“重塑：数字遗产新质生产力”为主题，设置历史城镇、人工智能、数字石窟寺、考古遗址、三山五园、文明伙伴计划——三星堆、青年论坛等多个主题专场，以及4个国家专场，聚焦数字遗产新技术与新模式，共同探讨新时代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和保护发展。

文化遗产，是人类某个特定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历史长河中流淌不息的瑰宝，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智慧。莫高窟、良渚古城遗址、大运河、罗马历史中心、雅典卫城……一系列文化遗产，述说着曾经的生产、文化、经济活动及其故事，展示了历史的辉煌时刻，见证了传承至今的文明及特有的精神特质，至今仍熠熠生辉。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饱含情感的事业，是对我们的来处、对前人的创造与恩泽的赞叹和信守，在当代人与历史的对话中，文化遗产获得新的生命，转化成塑造现在、创造未来的力量。

要“传下去”，也要“活起来”。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节目成功出圈，故宫文化、敦煌艺术、汉服热等传统文化也以创新的方式与当下潮流结合，不断打开次元壁垒，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关注，开启了文化“破圈之旅”。去博物馆打卡成为年轻人的日常休闲方式，诵读经典成为从少儿到老人乐见的社交形态，国潮风成为街上流行的绚丽风景……文化遗产创新传承已成为新潮流，尤其是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创新实践，更是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也为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宝贵经验，搭建起历史文明与年轻观众对话的桥梁。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拓展文化领域国际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近年来，中国积极扩大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朋友圈”，开展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培训交流等活动，参与国际社会文化遗产共性议题，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好融入世界，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努力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遗产告诉我们，从哪里来，走向哪里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底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持续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文化遗产融合不断加深，加强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提升世界文化遗产管理能力。通过文化交流打开读懂“中国之窗”，促进不同文明的互相理解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壮大同行力量。

发力语料建设 让人工智能健康成长

日前，在xx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场关于人工智能语料的论坛在上海首次举办。一年前，xx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人民网、国家气象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的中国第一个大模型语料数据联盟正式成立。人工智能大模型取决于三大要素：算力、算法、语料。中国是世界上数字化应用场景最丰富的国家，各种场景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语料。中国是语料大国，但各种语料仍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需进一步加以规范。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特定的输入往往会生成特定的输出，存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规律。从输入端着手，强化语料建设，可以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成长。

在人工智能发展中，语料具有“赋能”和“教化”的双重功能，前者通过全方位的知识转移和训练，使得人工智能博闻强识，融会贯通，进而技艺超群；后者通过多维度的情感嵌入和价值对齐，让人工智能“通情达理”，并且“善解人意”。例如，伴随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具有健康护理功能的养老护理机器人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在享受各种专业化养老服务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亲人照料般的温暖。这就需要发挥语料的教化作用，结合特定的激励算法，让机器人以和蔼可亲的姿态、体贴入微的服务，响应并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由此可见，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快速密集突破的过程中，要达到“强健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目的，语料建设是关键，需要着重做好拓源、提质、铸魂三项工作。

首先是拓源。对于语料，人工智能大模型有异乎寻常的“好胃口”，当前存在语料资源的较低水平供给与大模型高强度训练需求之间的矛盾。语料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多源、高维、异构、跨界、超限等典型特征，需要广泛动员和组织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企业等各方力量，建立语料建设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地纷纷行动，2023年，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宣布联合语料数据联盟成员单位，共同开源发布“书生·万卷”1.0多模态预训练语料。深圳数交所则联合近50家单位成立“开放算料联盟”，多家A股公司加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语料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未来仍然需要加快拓展来源渠道，将沉淀在行业壁垒间、藏身于隐秘空间里的各种语料资源发掘出来，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迭代升级提供动力。

其次是提质。语料涉及海量的数据、文本、图片、语音、视频等资源，既有“原材料”，也有“半成品”，要让大模型能够“吃”得下去，要靠数据库技术解决“消化”问题。大模型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面向行业应用的专业数据库可以给AI大模型“开小灶”。

最后是铸魂。语料对于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语料建设中，既要开放包容，博采世界各国文化之所长；也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大模型准备“中餐”。中文语料尤其是中式价值观语料的缺位，轻则会影响面向国内特定应用场景的垂类大模型开发进程，重则可能失去以我国的文化与价值观赋能人工智能发展的机会。对此，应未雨绸缪，加快高质量中文语料资源建设的提速扩容，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融入其中。让功能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成为言端行正、德才兼备的“好孩子”。

文化数字化赋能文化强国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文化数字化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文化数字化建设为依托，坚持xjp文化思想的指导地位，创新数字化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路径，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化引领作用。

以xjp文化思想

指引文化数字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xjp文化思想。新时代的文化数字化建设要坚持xjp文化思想的指导，面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任务要求，探索数字文明新形态。首先，重视和加强数字文化建设。xjp总书记指出，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面对文化数字化的时代主题，xjp总书记深刻把握信息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紧紧围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加快推进文化服务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其次，文化数字化产业在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xjp总书记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文化数字化产业在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文化数字化产业已经成为推动文化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最后，坚持守正创新推进文化数字化建设。xjp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是贯彻落实xjp文化思想、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社会风尚，提高文化产品内涵，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品牌。另一方面，以数字化推动文化内容、形式、技术以及产业等创新，促进文化数据资源融通融合。在守正创新中，以数字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数字化是建设文化强国的

必然选择

文化数字化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文化遗产、文化作品、文化现象进行数字化处理，使其在虚拟空间得以保存、传播、交流和利用的过程。文化强国建设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文化创新、培育文化人才、优化文化产业结构等手段，提升国家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包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优化文化产业结构、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等方面。推动文化数字化与文化强国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文化数字化建设已成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首先，文化数字化建设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和充分肯定。文化数字化建设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将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整合、创新与传播，使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认同与传承。这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还能激发国民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其次，文化数字化建设有助于增强文化自觉。文化数字化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使人们更加便捷地接触和了解自己的文化，从而提高文化素养。同时，数字化平台也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文化交流、创造文化的机会，使人们更加自觉地参与到文化传承和创新中，增强文化自觉。再次，文化数字化建设有助于实现文化自强。文化自强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文化领域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过程，它涉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创新的推进、文化传承的深化以及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文化数字化建设通过现代技术手段，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使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创造和传播文化，提高文化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最终实现文化自强。最后，文化数字化建设有助于为国家强盛提供文化标志。文化标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自信、自觉和自强的重要体现。通过文化数字化建设为国家强盛提供文化标志，意味着采用数字技术的应用，国家的文化特征和文化成就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认知和认同。在数字化时代，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和在线传播，使得文化遗产、艺术创作、电影、音乐等文化产品能够跨越地理界限，触及全球观众。这种文化的全球可及性不仅可以增强国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而且可以提升国家品牌的全球形象。

文化数字化助推文化强国建设的着力点

加快文化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数字化的核心是要实现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数字化转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随着数字化建设带给经济社会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冲击，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5G技术、云计算、区块链等在要素配置、产品供给、需求创造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文化数字化是数字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必将成为新时代文化产业的新业态。政府要面向文化领域数字化建设的需求，深刻把握数字文化内容属性，加强原创能力建设，创造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数字文化产品；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建设好文化数字化建设所需的大数据中心、云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文化产业“云、网、端”基础设施，打通“数字化采集—网络化传输—智能化计算”数字链条，加强APP、小程序等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互联互通。

筑牢文化数字化建设的人才之基。人才是文化数字化建设中的能动要素，其专业化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首先，要培育既懂文化专业又有数字技术专长的专门人才。作为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实施主体，文化数字化建设人才的技术能力、文化修为、创新意识等都决定着数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强化数字技术和文化艺术人才的交流互动，推动数字技术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人才的交流和培养，提高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其次，要做好文化数字化建设人才的引留工作。以文化数字化产业为依托，提供优厚的薪金待遇和良性的职场环境，鼓励当地现有文化人才主动学习、进修、提升自身的能力，推进文化数字化人才的成长。最后，依托高等院校培养文化数字化人才。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需开设与文化数字化相关的专业课程，致力于培养具备深厚文化素养、精通数字技术、富有创意设计思维及项目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创新文化数字化传承与保护手段。文化数字化建设在文化传承、创新与保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一，有助于修复受损的文化遗址，防止文化遗产的流失。通过数字化手段，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资源，从而对受损的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修复。第二，提高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并促进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运用大数据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监测、分析与评估，为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文化旅游景区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将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推动文化产品的数字化创新，提升文化服务的数字化水平。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文化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和智能化推荐。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文化服务推送，从而促进文化资源的共享与广泛传播。

加强文化数字化产业发展。文化数字化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增强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首先，强化顶层设计，确立明晰的发展目标。发展文化数字化产业，应从战略视角进行系统规划，出台具有前瞻性的政策，以引导产业健康有序地成长。同时，建立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汇聚各方资源，形成推动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其次，提高创新能力，力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产业技术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导企业关注国际文化数字化产业的最新动态，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增强研发实力，形成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最后，深化产业链条，拓展国际合作，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通过延伸文化数字化产业链，与文化创意、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搭建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为文化数字化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支持、市场推广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加强与国际文化数字化产业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高文化数字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以数字化助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进黄河大保护，确保黄河安澜，是治国理政的大事。要强化综合性防洪减灾体系建设，加强水生态空间管控，提升水旱灾害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黄河沿岸安全”，“沿黄河省区要落实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日臻成熟，数字化正成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方式、治理过程、治理策略发生系统性变革和功能性升级的关键性力量。认识数字时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时与势，把握数字技术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的新引擎新机遇，着力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机制，对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整体跃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树立数字化理念，打造治理方式智能化新高地。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为流域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可从两个方面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数字化相关培训，引导治理主体充分认识到数字化治理是破解黄河治理复杂难题、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有效方式，推动其树立开放、创新的数字化治理理念，着力提升治理主体数字化治理能力，突破传统治理思维惯性束缚，成为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生力军，主动牵头推进治理方式智能化的有效开展，取得更大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把数字化治理意识、治理能力作为评价和考核治理主体的重要指标，以更大力度推动治理主体在具体实践中积极寻求和主动探索数字技术与环境治理融合的科学方法，实现治理方式从经验治理向科学治理跨越式转变，进而以更加智慧、高效的方式有效破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遗留的历史问题和现实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升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把黄河流域打造成为治理方式智能化的新高地。

汇聚数字化资源，构筑治理决策科学化新根基。事实证明，畅通无阻、高效汇聚的数据是治理决策科学化的关键要素，科学决策是治理效能整体提升的关键环节。然而，从当前来看，因各流域各部门沟通不畅、数据多源异构、数据共享标准不明确等，全覆盖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数据尚未形成，治理数据较为散乱，治理数据孤岛现象仍然存在。因此，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互联互通优势，全力拓宽不同流域、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持续畅通不同层级治理数据高效汇聚和共享应用的通道，运用数字技术全方位搜集和整合条块分割的生态环境数据；科学统筹数据要素的标准体系建设，统一规划跨流域、跨层级数据共享的传输通道，打破开发利用和汇聚融合的壁垒，推动形成覆盖范围广、数据类型全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数据，构筑起治理决策科学化新根基，实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向数据驱动转变，用数据的贯通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制定出科学性和操作性强的治理方案，把数字化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

升级数字化平台，培育治理主体协同新动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难度大、复杂性高的系统工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这就决定了不同流域治理主体需要联防联治、协同发力。然而，当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尚未完全跳出各自为政、多头分割的管理方式。因此，要着力推进数字化平台的系统升级，构筑起跨流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治理平台。一方面，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加快构建一体化联动共治的跨流域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各流域常态化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加强沿黄九省（区）的信息互通和交流协作，引导各流域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各尽其能、运行高效的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结构，协同攻克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强大的治理合力有效破解分头管理问题；另一方面，以数字化平台为牵引，不断拓展不同治理主体参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方式和渠道，激发起全社会协同共治流域生态环境的强大动力，使各方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群策群力、协同发力，实现政府、企业、社会、个体之间的有效互动和优势互补，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

开展数字化监管，开创治理过程动态化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尽管黄河多年没出大的问题，但黄河水害隐患还像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丝毫不能放松警惕。”唯有实时监测流域内的重点区域，并精准识别和迅速处置流域内生态系统中的突出问题，才能始终确保伏秋大汛黄河岁岁安澜。因此，要统筹推进跨流域、全链条的数字化监管，依托数字孪生、卫星遥感监测等数字技术的实时监测和动态评估优势，开展全方位、全天候、全要素的监测感知和预警预报，动态监测水灾害、精准预测水灾害，及时追踪污染源，科学治理污染源。与此同时，运用数字技术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各生态要素面临的风险因子进行可视化呈现和深度化分析，帮助治理主体更加精准敏锐地识别治理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发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中的苗头性和潜在性问题，从而增强重大风险的综合研判、科学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最大程度减少人为监测误差，有效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风险防治的韧性，用更多更好的数字化治理成果惠及沿黄人民。

推进数字化管理，实现治理模式系统化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上下游相互作用、流域内外唇齿相依、左右岸相融共生的整体，各生态要素是紧密相连的，各生态要素的平衡关乎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为此，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聚势赋能优势，竭力构建智慧高效的数字化管理体系，推进治理模式从漫灌式的局部治理向精准式的系统治理转变，实现治理模式系统化新突破。具体而言，通过数字技术的智能化采集和集成化处理，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各要素的治理情况以及各流域治理的具体情况进行清单化和网格化管理，紧密结合不同流域各生态要素治理的现实情况综合施治，有效维持生态系统各生命机体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此外，运用数字化统一管理各流域的治理情况，推进各流域生态环境区域差异性和生态环境系统关联性的有机整合，实现上中下游生态空间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从根本上改变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河情，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加速释放数字化潜能

6G、量子信息、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研发处于全球第一阵营，5G、千兆光网加速赋能制造、港口、矿山等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成功培育……当前，以技术创新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正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随着云网边端、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一系列高新技术的研发创新、演进融合与应用推广，我国数字经济还将展现出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科技创新在塑造数字经济格局、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科技创新的跨界融合将持续引领数字经济生态格局全面完善，开放包容的科技创新生态也将进一步助力数字经济价值链协同重构。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速释放数字化潜能，是我们必须回答好的发展考题。

加快搭建科技创新价值链条，营造创新友好生态系统。科技创新孕育了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重构了数字产业链，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空间。同时，技术的溢出效应也有利于促进产业集聚。毋庸讳言，当前我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仍受制于人，我国科技合作和开放式创新进程不可避免受到一定影响。对此，国家层面已进行相关部署和安排予以应对，通过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的政策扶持力度，如推动设立科技创新基金、专项资金或补助项目等，畅通科技创新与应用转化需求之间的双向通道，激发更多社会主体创新活力，持续降低创新成本，释放技术进步的更多应用价值，优化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成长生态，积蓄更多创新发展潜能。

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差异化攻关机制，探索打造分类分层的数字技术创新模式。科技创新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快三大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提高产业内在价值的创造能力，实现价值链从低端生产向高端价值输出的攀升。构建多方竞争、多点备份、主种替代的数字供应链，是建立自主可控的数字产业体系的关键。驱动数字技术供需对接机制，搭建全产业链创新平台，可进一步缩短科技创新研发生命周期，加快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引爆“技术蛙跳”。企业主导的数字开源社区的构建探索，以及多元化技术社群、贡献者体系的健全，将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加快形成。

不断完善数据管理机制，释放更多数据红利。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泄露、知识产权侵权等风险也随之增加，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建立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势在必行。一方面，要聚焦数字算法纠偏、数字话语筛选、数据确权、数字安全监管、数字漏洞监测、数字风险披露、数字责任追究、数字隐私保护等方面，不断推进制度完善。另一方面，要关注数据脱敏与封装等方面的科技创新，以加快数据商品灵活交易，推动构建数据资源管理链条。此外，数据银行机制试点探索也值得进一步推进，此举有利于推动建设以交易链为核心的数据交易与流通的关键基础设施，探路产权界定、价格评估、流转交易、担保保险等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最终助力数据要素大市场的建立。

持续创新管理机制，推动数据资源体系开放共享。通过确立统一的数据交换协议和信息共享准则，建立安全可靠的数据传输通道，以科技创新更好支持数据、信息、协作、平台、安全五要素联动和协同运行。建立健全数据管理与监控体系，以确保数据的合规性和质量，从而实现跨部门高效、安全共享数据，助力智慧政府建设，更精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更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比如，山东济南抢下数字化先手棋，建成了全市通用共享“数据湖”，政务数据全量汇聚，累计归集150亿条、调用量50亿条，使300多项高频事项“7×24”小时智慧受理成为现实。此外，还需加快完善区域数字经济均衡发展机制，比如低数字化地区通过实施数字资源引入机制和补贴减税政策等，促进与高数字化地区的技术置换与市场对接，从而推动当地数字基础设施加速布局，推动城乡数字经济齐发展，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持续增添科技创新动力。

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截至202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3267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6.16%，城市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多措并举、协同发力，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新征程上，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党建引领，夯实城市治理基础

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具有统合性，在推进跨部门合作、扩大治理网络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党建引领，可以推动城市党建与城市治理有机融合，推动形成一体协同的整体治理架构。

推进区域化党建，推动资源互通、功能互补。推进区域化党建，可以推动区域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等主体积极融入城市治理大局，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可充分发挥街道党工委的作用，建立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制订符合实际的共建章程，搭建共建活动平台。通过共建活动平台，把不同隶属关系的党支部和党员组织起来，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特长，把党建工作细化落地，把各方力量凝聚到城区管理、民生保障、安全运行、公共服务等工作中，形成城市治理问题解决落实机制。

推进楼组党建，缩小管理幅度，织牢织密组织网络。推进楼组党建，有利于织密党的组织网络，夯实基层党建之基，实现“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到实处”，将党的基层组织网络有效融入“居委会—楼组长—居民”的基层治理网络。通过逐层构建管理幅度适中、党群关系密切的治理网络，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居民需求、掌握社区动态，依托组织、依靠网络服务和动员居民，引领和带动社区建设。

推进楼宇党建，全覆盖“两新组织”，以服务提升凝聚力。城市商务楼宇中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众多，呈现规模小、人员散、流动性强等特点，需要创新探索楼宇党建，使“口袋党员”“隐形党员”也能找到“家”。要努力摸清楼宇基本情况、入驻单位情况、党组织情况、党员情况、党建工作站点情况，在此基础上施行“一楼一策”，因地制宜建立联合党委或党总支。要从楼宇企业及其党员的需求出发，强化服务功能，提升楼宇党建的吸引力、凝聚力，如发挥楼宇党建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作用，为楼宇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服务。在组织全覆盖和精准服务的基础上，对楼宇内党员加强动员，激发其积极性，在城市治理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互贯通、相辅相成。要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将其贯穿于城市设计、规划、管理、运行、更新等全过程，进一步激发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切实做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畅通渠道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对于社会影响面广的城市重大立法、重大决策、重大规划等，要扩大公众参与范围、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比如，对于重大立法，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直接反映公众有关诉求，完善征求意见方式，规范征求意见规则和频次。要通过各种渠道充分吸纳社会公众意见，不断提高立法工作的民主性。再如，对于重大决策、重大规划，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现场展示、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问卷调查、论坛讲座、电子邮箱、热线电话等多种方式发布信息并收集意见，让社会公众直接、有效、积极地参与其中，使相关决策和规划更加民主、科学、有效。

推动“两代表一委员”及时感知传达民声民情民意。充分发挥“两代表一委员”在城市治理、联系群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探索建立“两代表一委员”联合接待群众机制，打破党代表工作室、人大代表之家、政协委员议事厅在接待群众时资源相对分散的局面，以整合优化各方资源，及时感知传达民声民情民意，有效解决市民急难愁盼问题。

探索形成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标志的社会监督制度。推动各城市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建立完善“发现—派单—处置—考核”工作制度，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管理闭环，使其成为公众反映问题、推进社会监督的重要渠道。要善于运用“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的各种情况，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发现集中性、趋势性、苗头性风险隐患，更好解决城市治理中的各种问题。

加强社区治理，打通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激发社区治理活力、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就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增强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为此，要增强居委会能力、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增强居委会能力。居委会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一支过硬的人才队伍。要通过打通职业通道等举措，让社区工作者有盼头、愿意来、留得下。通过各种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培训，解决社区工作者的“本领恐慌”问题，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服务居民的能力。着眼于破解基层治理中的“小马拉大车”问题，采取有效举措减轻居委会行政负担，明确居委会依法协助行政事项清单。

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协商民主强调居民公开讨论、理性协商，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要在社区治理中积极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在党组织领导下成立由居民代表、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各方参与的综合性平台，推广听证会、评议会、协调会机制，把房屋整修、设施改造、环境维护等社区公共事务纳入协商议事范围，引导居民依法、理性、有序参与。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随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组织已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主体，亟须加强引导。要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立足社区实际，提供包括生活服务、公益慈善、文体活动等方面的专业化、社会化、差异化服务，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积极运用数字化治理技术，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积极运用数字化治理技术构筑城市“智慧大脑”，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

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通用性、智能性、共享性为原则，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硬件基础。同时，积极探索多种算法和模型有机结合，为拓展复杂动态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应用场景建立数字底座。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规划体系相衔接。

健全制度规范保障体系。加强数字规则建设，完善数字治理相关法规、制度、标准、政策，按照法定程序调整与城市治理数字化不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规定，促进数字技术与合规治理深度融合。结合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异常流量监测等安全保障技术，建立数据安全监管机制。

拓展城市治理数字化应用场景。积极运用数字化治理技术，需要不断拓展城市治理数字化应用场景，鼓励数字化应用场景创新，支持各类主体参与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要综合考虑安全性和成熟度等因素，有序推进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特别是要着力打造一批能够破解城市治理难点问题的数字化应用场景。

全域数字化转型 让城市更有温度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聚焦建立城市数字化共性基础、培育壮大城市数字经济、促进新型产城融合发展、推进城市精准精细治理等十余个方面，为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提供政策保障与支持。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建设各类独立的“点状”信息化系统，到各部门依据管理职能提供“条线”数字化应用和服务，再到逐步探索推进跨部门、跨业务、跨系统的“面上”集成应用，形成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意见》提出，到2027年，全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一批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各具特色的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有力支撑数字中国建设。红绿灯实时感知车流量、自动优化配时，提高车辆通行效率；门禁系统自动识别身份、供水系统实时监测水质，提升社区居住品质；政务服务平台集合预约挂号、公司注册等功能，“数据跑”替代“群众跑”……如今，智慧城市建设成果斐然，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应用系统，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新模式，让城市变得更“聪明”更“智慧”。

以人为本、便利生活，展现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温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有明确要求。推进城市智慧化转型发展，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必然要求。当前，越来越多的城市积极拓展智慧城市应用场景，不断推动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的提升，逐步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生活品质。随着基础技能的广泛普及，数字技术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渗透力进一步得到发挥。便民服务软件平台操作更顺畅、系统更新更快速、使用场景更丰富，城市用户的体验感不断提升、市民实际使用率不断升高。智慧管理引领智慧服务，通过打造智慧城市，优化管理服务，可以有效提升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生产效率。碎片化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城市治理的张力进一步显现。随着“一网通”等城市智慧服务平台的迭代升级，算力设施建设得到完善，数据处理能力得到提升。与此同时，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消费类应用场景得到很大发展，通过加快建设智慧商场等方式，及时根据市民使用体验，提升服务能力并丰富场景类别，满足市民生活消费和娱乐需求。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的打造，让消费者在线虚拟“试用”粉底、眼影、口红等美妆产品，“试戴”耳饰、表款等饰品，为消费者带来新的消费体验。全域数字化转型既促进产业优化，又引领消费升级，两者得到协同发展。

城市的智能化程度是城市发展水平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当前，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现代城市重塑发展新优势、抢占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意见》指出，深入推进数字技术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鼓励平台企业构建多层次产业互联网服务平台。在推进城市智慧化转型过程中，可通过创新集聚拉动产业集聚，打造高水平数字产业集群。通过新兴数字产业的成果验证，进一步强化数据要素的支撑作用，在个性化场景应用中持续提升服务水平，推动医疗、文旅、金融等产业发展。同时，推动城市智慧化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大动力。在浙江杭州市钱塘区，“企服新干线”数字平台通过链接税务、社保等部门的数据底座，为3.3万家企业打造专属画像，借助智能算法模型，自动为企业筛选推送适配政策产品。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做到放眼全局、周密部署。推动品质、高效、节约的智慧城市建设，做到发展与治理“两手抓”，区域与整体“一盘棋”。《意见》指出，到2030年，全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全面突破，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面提升，涌现一批数字文明时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未来，须先立后破，充分挖掘智慧城市建设中传统产业转型的潜能，科学处理存量问题。通过进一步创新可持续运营运维模式，加快建立城市数据资源运营、设施运营、服务运营体系，创新产城联动的社会化参与机制，鼓励政企合作，激发市场参与活力。当然，智慧城市的建设不应千篇一律，而是各具特色、协同发展。充分考虑不同城市的差异性，精准分类施策，发挥技术优势打造智慧城市品牌项目。即使在非技术优势领域，也可根据区位特性打造特色亮点。充分运用智慧城市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加强城市间数字化发展对接，协同带动区域智慧城市群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