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文化类文稿汇编(47篇)

“‘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系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文化理念与实践·文化工程篇

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历来有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的传统。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以文化工程为载体推进文化建设,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研究、论证和抓好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重大工程建设,不断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他立足时代发展趋势,直面现实文化需求,以宏阔的战略视野,从价值理念、目标导向、组织方式、建设载体、保障体系、管理机制等多重维度,亲自擘画、推动实施了以良渚遗址保护、“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西湖综合保护、大运河保护等为标志性成果的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并高度关注以“八项工程”为龙头、旨在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多项重大文化工程,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开拓了浙江当代文化的崭新空间和有效路径,也为今天推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方法论借鉴。

一、注重文化工程的顶层设计,提出“以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为龙头”

文化作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就其具体建设过程而言,“实”是关键所在,不但需要扎实的内容,更需要落实的载体。文化工程的内涵包括视野上放眼国内外时代大局,时间上研判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布局上通盘规划、顶层设计等方面。习近平同志以全局观念来看待文化建设,强调“要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在他看来,“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习近平同志的战略规划、顶层设计下,浙江重点实施了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八项工程”。习近平同志为之设计了内在逻辑缜密的系统架构,作出清晰阐释:“从实现文化大省的建设根本目标出发,着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规划设计文明素质工程;从加强文化大省的内容建设出发,着眼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繁荣局面,规划设计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人才工程、文化保护工程;从巩固文化大省建设的基础出发,着眼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和文化传播渠道建设,规划设计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为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宏伟大厦撑起了全面、清晰、坚实的“四梁八柱”。

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同样高度重视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注重各项工作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八项工程”是在特定时间周期内开展协作活动的复杂过程,规划引领、顶层设计都是“放眼全局谋一域”的关键所在,决定工程的主旨、规模、体量、资源、路径及其所需要的各类配套支撑。在《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中,“制定发展规划”被列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有力保障,明确要求制定完善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实施意见,制定完善以建设一批重点文化设施、发展一批重点文化产业、培育一批重点产业区块、壮大一批重点文化企业为内容的“四个一批规划”配套措施,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加快文化建设的具体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文化发展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二、注重文化工程的有形支撑,提出“使文化大省建设有硬抓手、实举措”

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看来,相较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文化建设似乎显得要“虚一点”。习近平同志面对建设文化事业认知上的这一现象,在2005年8月31日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工程为载体,明确今后5年宣传文化工作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抓手,系统科学地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使文化大省建设有硬抓手、实举措”,切实将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作为落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要求的客观需要来抓。

习近平同志决策和布局每一项文化工程,都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以有形的抓手来解决面临的现实难题。例如,之所以实施文化研究工程,是因为“从更高的要求来讲,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缺少具有全国重大影响的学术品牌,浙江历史文化的研究还存在着相对分散、参差不齐、整体性系统性不强等诸多弱点,离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还有距离”,需要通过实施文化研究工程,进一步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规划,整合资源,系统开发,促进建立符合哲学社会科学规律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规模、上档次。为此,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召开指导委员会会议,亲自提出“今、古、人、文”的工程架构,为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撰写总序,为顺利实施文化研究工程谋定方向、打下基础。

三、注重文化工程的力量统筹,提出“需要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各司其职、群策群力,形成整体推进的合力”

作为大型综合性文化建设的载体,文化工程意义重大、任务繁重、时间线长,需要统筹协调各种资源、各方力量,集聚联动,形成合力。一方面,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互动配合,协同共进;另一方面,需要政策体系、制度安排、财政支持等体制机制方面的力量保障。习近平同志强调,“八项工程”是对全省文化建设的统一部署,同时也是对各地各部门文化建设的规划和指导,需要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各司其职、群策群力,形成整体推进的合力。他还要求“既抓住文化建设的重点工作,又突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重需要解决的薄弱环节,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形成有机整体”。

在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具体实施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对各地各部门的集聚联动作出切实部署和统筹安排:“人大要加强有关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立法和法律监督工作。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实施文化大省建设各项工作的具体指导和管理。政协要积极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职能作用。党委宣传部门要在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中充分发挥指导协调作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群众性文化团体要积极组织开展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在政策体系上,习近平同志要求认真梳理国家及浙江省关于文化工作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完善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各项社会事业改革的配套政策,认真落实公共财政投入、税收优惠、融资投资、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制度等各项政策措施,推进文化建设立法工作,千方百计为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提供有力保障。

四、注重文化工程的制度保障,提出形成“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文化工程切实落地、顺利开展和最终完成,需要将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贯穿始终,作为推进工程的必要保障和日常抓手。习近平同志多次就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作出具体部署,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他要求“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明确责任、明确任务、明确措施等方面,要求各地各部门制定具体实施意见,落实项目责任,细化分解任务,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以及项目实施步骤、时间表,包括把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任务列入各级党委、政府任期目标考核,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切实加强宏观管理和行业监管,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强化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建立各类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评估制度等。

以文化研究工程为例,从实施之初就形成了由省领导和浙江大学、省直有关单位、各市领导等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负责审定工程规划、指导工程实施,各市、县成立相关领导班子指导本地区实施文化工程,省社科联负责组织专家开展项目研究的协同机制。从项目申报、专家评审、立项签约、开题论证、中期检查、结题审核到成果出版,都出台了相应管理制度,建立一系列运行机制,确保工程的扎实推进和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目前已实施一、二、三期工程,组织国内外290多个单位1万余位社科专家学者参与了研究,预计形成学术专著6160余部,已经出版3900余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经过近20年接续推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丰碑。

五、注重文化工程的持续深化,提出“咬定目标,一任接一任、一届接一届地抓下去”

“功成不必在我”“一张蓝图绘到底”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政绩观。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有一段关于工作决策和部署的精辟论述:“省委作出的这些决策和部署,既力求体现工作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又力求体现工作的开拓性和创造性。这些决策和部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这些决策和部署,有的已经全面展开,初见成效;有的已经作出规划,正在落实;有的还需制定政策,完善措施。贯彻这些决策和部署,既有现实紧迫性,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要咬定目标,一任接一任、一届接一届地抓下去。”

以文化工程为载体持续推进文化建设,是这一政绩观的具体践行和体现,文化事业由此得以保持连续性稳定性。文化工程作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具有连续性、开拓性和创造性的巨大空间。这也正是选择以文化工程为载体推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初衷和目的所在。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专门指出:“文化研究工程历时长,‘十一五’规划期间完成大部分研究成果,‘十二五’规划时期继续实施工程项目”。2005年,文化研究工程启动之际,将两岸故宫博物院所藏宋画汇编出版的建议报告提交到了习近平同志的案头。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专门批示:“这一构想很好,值得为此努力。”自此,以《宋画全集》为起点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开启了长达近20年的编纂历程。作为规模浩大、纵贯古今、横跨中外的国家级大型文化建设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持续时间长、投入人员多、涉及机构广,始终坚持以工程化的组织方式形成建设合力、以工程化的运作机制促进团队协作、以工程化的管理模式推进项目进展、以工程化的项目平台提供基本保障,是以工程化方式实施重大项目、取得显著成果的典范。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的关心指导下,坚持以工程化的项目平台提供基本保障,锚定目标,系统谋划,稳步推进,久久为功。

浙江以文化工程为载体的文化建设,取得丰硕实践成果。例如,就文化支出而言,据浙江省财政厅《2003—2022年全省财政文化支出数据统计表》,2003年为27.65亿元,至2007年提高到56.60亿元。2005年全省文化投入总额与“九五”期间5年文化投入总量基本持平。又如,就总体布局而言,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中的每一个方面,既具有质的规定性和各自丰富的内涵,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以其全面系统的整体架构,树立起省域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典范,构建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省域大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文化工程的系统思考和重要论述、基于实施“八项工程”丰富实践形成的成就和经验,彰显了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客观规律的问题意识,体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特质,凝练了文化工程的本质特征,揭示了以文化工程推进文化建设的规律,形成了领域独特、理念创新、要素丰富、特征鲜明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样态。其中,不仅有观点新颖、阐述精到、自成体系的理论创新,还有在宏观布局、资源统筹、有序推进等方面的实践创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系统思维、全局观念、前瞻视野和实践品格,以及从工程化建设视域对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系统谋划和扎实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重大工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这也深刻启示我们: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既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的战略位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也要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内在逻辑和现实需求,锚定既定的战略目标,发挥重大文化工程对文化建设的全局性引领作用,实功实做、扎实推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创新理念、变革意识洞察时代之变、探索文化发展规律,科学研判现代工程管理方法与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性、管理有效性,以工程化思维拓展文化建设新方法新空间;文化工程是有组织开展的系统性文化建设,要牢牢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统一领导,重视统筹协调,围绕价值目标、规划规章、建设内容、组织方式、平台载体、步调节奏等多个方面,形成整体推进的强大合力;遵循文化工作需要长期积淀、难以一蹴而就的规律,视文化建设为长期事业,以持之以恒的迭代升级、有序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要立足努力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坚持把多出成果、多出有质量的成果作为文化工程实施、验收的标准,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统一,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十五五”时期应加快推动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

文化、科技、产业相伴相生,交相辉映。推动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是文化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重要文章中强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今年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提出,“支持文化和科技融合企业、园区发展,加快布局文化科技创新平台”。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最终落点在于产业。当今世界,大国博弈的焦点正在从“科技+产业”之争转向“科技+产业+文化”之争。“十五五”时期是建设文化强国、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的关键时期,推动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需要在把握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加快破解瓶颈制约,做好政策引导,营造良好生态,形成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坚实基础、培育动力源泉。

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

科技与产业相辅相成,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产业发展为科技创新带来价值实现。在科技、产业深度融合的二维系统中,文化的加入则为科技、产业带来“软件”的全面升级,最终形成三维立体架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这个立体架构中,文化、科技和产业三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共同构筑起一个彼此交融、动态互促的过程。

以文化为起点来看,文化起源于劳动,是人类在对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思想基础。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工业革命的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文化与科技、产业融合是“文化+”和“+文化”的统一,核心是为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注入文化元素和精神动力,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与鲜明的未来指向。一方面,文化集中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精神、以人为本的社会责任感、科技变革的想象力等维度,通过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分别从价值理念、道德素养、精神信仰等方面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价值指引、人才支撑和创造活力。另一方面,文化与科技、产品、服务的交融,能够带动产业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文化产品的创新性供给。尤其是“十五五”时期,随着兼具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的文化产业迎来大发展,文化与科技、产业融合能够有效助力科技和产业服务人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极大地提升民众的文化消费体验。

以科技为起点来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与文化、产业融合,就在于通过创新驱动,带动文化创新、产业创新。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催生出更能带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并能够适应生产方式变革的新业态。“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文化产业领域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主战场之一。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带动文化创新,加速文化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延伸文化产业链,形成文化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更加广泛、全面、深刻地影响文化产业发展,通过科技创新加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进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带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以产业为起点来看,产业是经济社会的基石,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产业与文化、科技的融合,就在于通过文化和科技的双向赋能,以新技术新文化带动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十五五”时期构筑具有科技含量、文化元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壮大建立在文化、科技多向交互融合发展的产业经济。一方面,通过先进文化的滋养、精神动力的支撑,带动产业升级,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另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加快产业锻长板、补短板、强弱项,助力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十五五”时期,推动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就在于畅通文化赋能产业发展、产业与科技创新高效衔接、科技创新助力文化繁荣的循环,构建形成“文化赋能—科技驱动—产业升级”的生态,实现三者共生共荣、互促共进。

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

当前,推动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仍面临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复合型人才较为短缺、新业态新模式发育比较缓慢等问题。面向“十五五”,需要以传承历史、展现当下、引领未来为导向,加快探索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新路径,不断释放文化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磅礴力量,助力推动文化强国、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强化政策体系创新,建立健全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文化、科技、产业融合顺畅与否,关键在于强化机制创新。建议在“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文化科技产业融合专项工程,研究编制深入推动“十五五”时期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建立多部门协调推进机制,构建系统性、协同性的政策框架。用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等,研究设立文化科技产业融合专项资金,建立多元化资金渠道,谋划一批带动性强的融合类重大项目。

注重文化新业态发展,做好“产业文化化”和“文化产业化”文章。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是文化与产业双向互动的一体两面,以科技推动两者互促是“十五五”时期着力书写的一篇大文章。推动“产业文化化”就是加速文化向产业的渗透和赋能,重点要深入挖掘文化遗产资源,深化设计创新,推动品牌标准建设,弘扬企业家精神,加速形成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产业软实力。推动“文化产业化”就是加速文化从资源向产业的转化,重点要运用新科技具象化呈现文化意义、传播文化价值,推动各类文化企业、科技企业合作,加速推动数字藏品、数字文旅、元宇宙体验等数字文化新业态的孵化与应用,构建线上线下融合、虚实交互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培育壮大文化科技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助力文化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繁荣。

推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壮大产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面向“十五五”,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尤为重要。要做好人才战略顶层设计,加快文化科技交叉学科建设,强化人才自主培养,加大文化与科技、产业交叉领域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高端平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科研单位与高校、企业建立文化育人的协同机制,一体推进文化教育、科技创新、人才培育。面向新技术、新服务、新业态,支持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复合型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激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强化平台载体建设,拓展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空间。“十五五”时期,打造跨要素、跨平台、跨领域的各类型场景和平台,将成为发展文化新经济新业态的重要方式。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精准开发特色旅游线路、研学基地、文化潮玩基地,打造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有序建设集文化资源、科技创新成果的博览和体验场馆,打造高水平的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鼓励文化企业、科技企业、社会组织搭建各类文化科技产业服务平台,提供专业化服务。在国家高新区这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区域,积极发展数字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建设一批文化科技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基地,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着力打造一批科技应用、产业赋能、文化可感的一体化场景空间。

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

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11个省市,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涵养和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出更多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更好发挥长江文化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哺育着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滋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一部长江文化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灌溉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当今世界,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日益成为一个整体。新征程上,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长江文化绽放时代光芒,是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将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推动力和现实创造力。

加强对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种类多样、数量丰富、结构多元,承载着长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传承着中华文化基因,是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根基。只有全面推进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才能筑牢历史文化遗产的安全屏障。今年初,相关部门印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将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任务。落实这一要求,必须健全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融通共享机制,建立健全多层次、跨区域的保护协作机制,促进加强文物考古、强化文物保护管理,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力度、提升革命文物展示利用水平,夯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推动长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需要推动长江文化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让长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与沿线人民的现代生活相协调。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创新形式、丰富载体,通过推进水安全、景观、生态、文化融合治理,修复和保留具有代表性的古渡槽、古水井、古水坝、古筒车等历史水利工程和建筑,使百姓能够近距离感受长江文化魅力。推动长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可通过文化元素注入、历史场景复现等方式将长江文化融入当地重大节庆活动之中,通过培育具有长江文化特色的公共服务活动品牌、举办以传承弘扬长江文化为主题的公共服务活动等,推动长江文化融入现代公共服务空间,增进群众对长江文化的认知认同。

积极探索长江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技术在助力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江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能够有效解决长江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要强化数字技术的应用,增强长江文化的感染力和传播效果。比如,通过打造文化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提升长江沿线景区管理效能;通过创新长江文化消费场景,拓展长江文化体验边界;等等。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推动长江文化、科技和产业融合发展。比如,通过建设校企联合研发基地等创新措施,夯实长江文化、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的要素底座;通过拓展场景应用、更新技术装备等成果转化机制,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堵点;等等。

保护好运用好传承好红色资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革命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精神滋养。如何用活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革命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财富,保护好红色资源是运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的重要基础。我国红色资源星罗棋布,数量众多。数据显示,我国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6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100万件(套),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超过1600家。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大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取得积极成效,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极少数地区依然存在红色资源保护管理不到位、研究不足、监督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部分珍贵红色资源面临遗失、湮没、无人问津的风险。

因此,加大红色资源系统性保护刻不容缓。一是摸清红色资源底数。系统统计、分类并编制完善红色资源名录及资源地图。二是推动红色资源分级分类保护管理。例如,对稀缺性红色资源实施最严格保护;对濒临消失的红色资源开展抢救性保护;对革命文物、遗址遗迹进行修复性保护;对革命精神、革命故事等红色资源加强研究性保护。三是加强红色资源法治保障。筑牢法治屏障是保护红色资源的重要举措,将保护传承红色资源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到法律层面,推动红色资源保护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时代之变呼唤红色资源创新利用,面对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红色资源利用方式创新,是新时代传承红色血脉、赓续红色基因的题中应有之义。

抓住我国红色旅游快速发展机遇,把红色资源“用起来”。加强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研学旅行业态等深度融合,让红色资源成为弘扬革命传统的精神驿站。笔者注意到,2024年,江西省于都县红色旅游接待游客1155.9万人次,红色旅游综合收入96.12亿元,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加大数智赋能,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用活红色资源不能仅停留在馆、剧、图、课等传统方式,要推动红色资源与数字科技融合发展,充分运用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AI(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助力构建全新的表达语境和体验环境。比如,“数字一大”服务矩阵亮相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让参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

创新红色文化展现形式,让馆藏资源“动起来”。创建红色资源虚拟展览馆、线上体验馆,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激活红色资源,拓宽应用场景,打造更多讲述红色故事、弘扬革命文化的载体和平台,使人们在日用而不觉中接受熏陶、接受洗礼。例如,一些地方以革命历史为内容,开发沉浸式剧场,通过深度沉浸与强互动体验,让场景体验可触可感。

保护红色资源、用好红色资源,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要传承好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凝聚起更强大的精神力量。为此,要深入开展红色资源的挖掘和系统研究。当前,有的地方存在“有好资源没有好故事”的问题,出现将野史外传当历史事实介绍的“低级红”,还有的影视作品对英雄人物无限拔高、夸大,出现一些“雷剧”。因此,要统筹研究力量,强化研究规划,积极开展革命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研究工作,加强革命历史研究,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要充分发挥好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认真挖掘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使之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大学校”。

传统家文化的独特功能与时代价值

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点,传统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思想意蕴,把握传统家文化在伦理道德教化、社会秩序维系、民族精神赓续、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的独特功能和时代价值,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业意义重大。 

厚植伦理道德根基

传统家文化以血缘亲情为纽带,通过家训、家礼、家德、家风、家乘(族谱)、家法、家史等丰富载体,深刻塑造了家庭成员间的身份认同与行为规范,构建起个人、家庭、社会乃至天下的伦理秩序。

传统家文化重视个人的德性修养。《孔氏祖训箴规》倡导“崇儒重道,好礼尚德”,《诫子书》强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谨言慎行、诚实守信、宽厚忍让、与人为善等处世原则和道德要求,通过长辈躬身示范、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以及家风家训的世代传承,内化为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的家庭伦理,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的起点,并生发出立德修身、报国恤民、爱众亲仁、博施济众的社会公德。

家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担当。中国先贤主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将孝亲之心升华为忠诚报国的责任;强调“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将治家之能拓展为经世济民的抱负。传统家文化引导个体形成以身报国、建功立业的志向,以及兼济天下、天下一家的博大胸襟,并将这种融于血脉的文化基因植入中国人的日常行为,转化为净化社会的风气,成为我们今天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由此可见,从人到家,从家到国,从国到天下,传统家文化构建起一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伦理秩序、道德体系和责任链条。在重视人丁兴旺、家族绵延的文化背景下,个体成员自觉承担起对家族延续的责任;在家国一体的文化意识驱动下,“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忠诚担当,成为每个共同体成员义不容辞的职责。家不仅是个体生命的起点,也是个体社会关系的起点,通过“拟制血亲化”的伦理外推机制,家庭伦理得以超越血缘边界,扩展至社会和国家层面,深刻影响着社会成员间的情感联结与交往方式,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广泛的社会认同。

筑牢社会稳定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深刻揭示了家庭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中国传统家文化以其独特的伦理规范和共同体意识,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文化支撑。

中国传统社会以“礼治”为核心特征,而“家礼”则是社会规范体系的基础。家礼是家庭或家族内部的礼仪,以礼义、礼仪、礼制、礼俗等调整家庭成员的伦理关系,维持孝老敬长、敦亲睦族的家庭生活,培育了一代代中国人浓郁真挚的家国情怀和慎终追远的感恩意识,并通过宗族、乡里等社会网络向外延伸,构成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网络,即揭示了以家庭为中心向外扩展而形成的由内而外、由家及国的秩序建构模式,也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规范具有内生性和认同感,而非一味依赖外部强制。在现代社会,尽管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但家文化仍通过家风、家训等形式延续其秩序规范功能。

在传统意义上,家是社会伦理的载体,是国家仁政的依托;在现代意义上,家是社会情感的寄托,是人本政治的依据。家国同构的文化意识,有效避免了西方契约型结构模式带来的政治无根性和不稳定性,增进了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当前,社会流动性增强、复杂性提高,并且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加剧了个体面临的社会风险。家庭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单元,是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也是个体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的初始节点和主要依托,家文化中蕴含的仁爱、互助、积善等价值理念,能够从血缘家庭推及社会大家庭,形成“中华一家亲”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深厚的文化资源,通过强化社会成员间的互助纽带,能够有效提升现代社会的秩序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传承民族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记忆,不仅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精神纽带,更是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家文化在民族精神塑造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内在要求赓续历史文脉、涵养时代精神。传统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书写着民族精神的核心密码。

传统家文化通过代际教化、日常行为规范、榜样示范机制,将重义轻利的理念内化为个人品格,铸就自强不息、立志勤学的人格精神;倡导孝道伦理、勤俭持家的家庭美德,内化为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民族性格;“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理念,引导人们将个人命运与家庭、国家紧密相连,熔铸以国为先、以身报国的家国情怀;“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成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天下为公”的共同体意识,孕育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情怀……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不断的奥秘之一,就在于以家庭为载体,以家训、家礼、家风等为形态的文化传承机制。

在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思潮有所滋长的当下,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境时有显现。中国传统家文化所蕴含的亲情纽带与人伦关怀,为现代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慰藉,成为涵养和激发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滋养社会治理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如“蒙以养正”的教化观,“敦亲睦邻”的处世观,“家和万事兴”的秩序观,引导人们互敬互爱、和谐共处,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崇尚理解、尊重、包容以化解冲突的独特智慧。对传统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助于筑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培育社会和谐的内在动力。

传统家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揭示了国家治理与家庭治理、个人修养的内在统一性,将治理的起点落于个人德行修养,强调以德服人、以德化人的柔性治理方式。传统社会依托家族长老、乡贤士绅进行纠纷调解,形成了融合情、理、法的治理模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一治理路径正在焕发新的时代生命力。例如,一些地方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家庭作为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通过设立“家事调解室”,开展“社区家风评议会”等形式,将家庭调解机制有机融入现代治理体系,展现了传统家文化赋能现代治理的强大潜力。

现代化进程带来了社会原子化、人际关系疏离等挑战,充分发掘和运用家文化中的治理智慧,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效能的重要文化路径。通过家庭伦理形成内在的行为规范约束,把沟通协商作为化解矛盾的柔性机制,以共同体意识凝聚价值共识,有助于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升治理过程中的人文温度,从而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进行了部署。家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伦理支撑、秩序保障、精神动力和治理智慧。新征程上,应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家庭文明推动社会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看农耕文明的发展韧性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作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发展体系最完备的农业文明形态之一,中华农耕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绵延数千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应对各种挑战的发展韧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全面系统揭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性,这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特质的精准概括,更为读懂农耕文明的丰富内涵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华农耕文明的发展韧性,本质上是五大文明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华文明五大特性探究农耕文明的发展韧性,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和强大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

1.连续性:农耕文明世代相承的坚韧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其突出的连续性与农耕文明韧性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农业生产和农耕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华文明存续的物质基础。考古发现,距今约9000~8000年前,我国就已形成以粟作、稻作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农业体系。湖南彭头山、浙江良渚等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和完整的灌溉系统,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粟、黍等,实证了我国农耕文明悠久的历史。

其二,农耕文明的社会结构强化了中华文明的韧性。农耕文明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催生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文化理念。这种内生型的文明模式使得生产技术、社会组织、文化精神得以代际传承。

其三,农耕生态系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空间格局。中国三面环山、东临海洋的半封闭内聚型地理环境,以及中原旱作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南方稻作区形成的生计互补型经济生态,不仅为农耕文明提供了天然屏障,也为“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保障了文明的延续性。

其四,传统农耕文化巩固了中华文明的内核。《周易》的辩证思维、《尚书》的史鉴意识、《齐民要术》的技术理性、“耕读传家”的价值取向、“忠孝节义”的道德体系以及“二十四节气”“春种秋收”等农学与自然哲学思想,都是农耕文明的瑰宝,承载着贯通古今的文化记忆。

2.创新性:农耕文明自我革新的动力源泉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是其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源泉和动力。农耕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其创新性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层面,更贯穿于制度演进、文化融合等多个维度。正因为农耕文明“尊古不复古”的革新特质,使其在历史纵深与文化时空的交错中孕育出中华文明旺盛的创新活力。

从技术层面看,中国在距今1万年左右率先完成粟、黍、稻的驯化以及家猪、家犬、家蚕的驯养,形成北方旱作农业与南方稻作农业两大体系。从新石器时代的木石农具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战国秦汉的铁制农具,从新石器时代的耒耜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牛耕,从汉代的耦犁到唐代的曲辕犁等精耕细作工具的发明,农业技术的迭代更新和创新突破体现了中华文化“变则通,通则久”的创新思维,决定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根源。

从制度层面看,土地制度在农耕文明中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从商周春秋时期的“井田制”,到秦代“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改革,再到清朝“摊丁入亩”税制调整,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土地制度的制定和动态调整,这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也为政治稳定、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文化层面看,“安土重迁”的思想理念、“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应时取宜”的生态伦理、“厚生薄葬”的现世主义等赓续着农耕文脉,推进了中华文明思想体系的创新。这种创新不是断裂式和颠覆性突破,而是“守正不守旧”的渐进式革新和自我更新,是激发中华文化赓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中华文明璀璨至今、傲立东方的活力之源。

3.统一性:农耕文明凝聚发展的内在基因

中华文明在农耕文明基底上孕育出突出的统一性特征。这并非简单的政治或疆域的整合,而是基于农耕文明在地理空间、生产方式、社会组织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深度融合。

首先,农耕文明核心区的地理环境催生了统一需求。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受湿润季风气候和周期性洪水影响,先民们必须依托大规模水利工程和强有力的政权组织来实现集中化管理、协作治理和资源调配。这种生产与管理方式推动周边族群为获取耕作技术、生产工具而主动向中原内聚,并孕育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底色,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根基。中华文明的这种统一性不是武力征服的偶然结果,也非不同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农耕文明在特定地理环境下融合、演化的结果。

其次,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塑造了统一制度。早在西周时期,井田制的建立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深入人心。北魏均田制、唐代租庸调制等又以土地分配为核心,将农耕经济与户籍管理结合,为郡县制的社会组织和中央统一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另外,农耕产品的跨区域流通催生了“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制度创新,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隋唐大运河将南北不同经济类型紧紧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东南财赋,西北甲兵”互补格局,成为支撑起自唐以降各朝赖以立国和统一的支柱。

最后,农耕文明的文化传统强化了统一意识。农耕文明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将家族伦理扩展到社会和国家伦理,形成“修齐治平”统一的价值链条。特别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将农耕伦理上升为“天道”哲学,构建了“君权天授—劝课农桑—孝治天下”的治理体系,成为维系传统中国社会和谐稳定与大一统的精神纽带。另外,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生计互补性,为游牧政权主动接受和融入大一统奠定了物质基础。农耕文明的强大文化向心力使中华文明在不断交流交往交融中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

4.包容性:农耕文明多元融合的开放胸襟

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融合,农耕文明在大融合中将肃慎、匈奴、吐蕃等族群的文化基因融入主体文明并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虽然在短时间内占据政治上的优势,强制推行自己的游牧文化、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但经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最终接纳了中原文化,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组织形式乃至价值观念也逐渐融入中原农耕文明框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因其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高度的人口聚集和相对发达的社会分工,往往能够聚集大量物质财富,积累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形成具有稳定性、包容性、吸纳性和互补性的农耕文化生态。另外,西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不仅使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而且通过农产品交流互换,中国的农耕文化也吸纳和融合了外来文化与物种,体现出农耕文明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并在不断吸收新元素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大韧性。

中华农耕文明的包容性特质,根植于其特有的生态适应性与文化共生能力,其本质是通过开放的生产体系、弹性的制度设计和多元的价值融合,在漫长历史中将不同族群、技术、思想纳入统一而不失差异的文明框架。这种包容性并非简单的文化共存,也非摄入式的文化涵化,而是遵循“和而不同”实践理性,以农耕经济为基质,在保持农耕文化内核的同时,通过采借、吸纳、改良、重构等方式实现兼容性发展。

5.和平性:农耕文明仁爱和谐的价值理念

孕育在农耕文明中的保合太和的本体论、和实生物的生成论、和而不同的实践原则、仁爱和平的伦理观念、止戈为武的政治理念、天下太平的理想宗旨等贯穿古今,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特性。农耕文明固作于土地,强调“天人相应”“物我一体”,主张“和为贵”“仁者无敌”,追求“天下大同”和“采菊东篱下”的和平生活。

从生存根基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对土地、气候、水资源的依赖性极强,客观上要求人们尊重自然规律、顺天应时和集体劳作,因而形成“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睦邻友好”的邻里关系和“稳定生产”的反战逻辑,催生“安分守己”的生存哲学、“天人合一”的和谐智慧和“内生型”发展模式,为中华文明注入爱好和平的基因。

从历史渊源看,农耕文明具有追求和平的传统。中国古代统治者大多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而和平的环境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因此需要尽量避免战争和冲突,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友好往来。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古代统治者一直主张以德服人而非武力征服。古代长城作为农耕文明的象征,本质是“以墙止战”的防御体系。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携带的是瓷器、丝绸而非武器,再次印证了“协和万邦”理念和“怀柔远人”的对外政策。

从文化底蕴看,农耕文明在漫长历史演进和文明互动中衍生出“和实生物”的和谐理念与“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构建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伦理框架,这使其对异质文化具有强大吸附力。这种吸附力不仅表现在鲜卑、蒙古、满族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的主动同化和融合上,而且表现在农耕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上。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融合产生禅宗,将“戒杀”理念融入农耕伦理。农耕文明的这种文化浸润与融合能力,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非扩张型文明体系。

打造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新通道

体育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创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和国家队管理体制。”这一重要论述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和国家队管理体制提出了加强创新的总体要求,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等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坚定自信、奋力拼搏,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强,提高为国争光能力,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新时代以来,体育强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同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新情况。比如,一些青少年运动员文化素养偏低、成长环境单一、家长后顾之忧增多、一些体育学校生源不足等。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是加强体育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将为建设体育强国筑牢坚实基础。

加强体育精神培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体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要继承创新、发扬光大。”体育精神是体育活动的“灵魂”。没有崇高理想和良好道德品质,运动水平再高,也无法成为优秀运动员。体育人才培养,在注重提升运动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道德修养。青少年正值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精神滋养至关重要。打造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新通道,要在年轻运动员运动训练、日常生活、竞赛比赛等各个环节,全方位、深层次加强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注重培养其自律意识、团队协作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

加强体育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没有高水平的体育教育工作者队伍,就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体育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加快推进体育名师、体育骨干教师建设工程等,加大对体育教育工作者培训和能力提升的投入,通过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等,引导体育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提升道德品质素养、科学知识素养、创新创造素养,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体育教育工作者,为打造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新通道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作用,比如通过聘请社会高水平专业教练,进一步提升校园运动队的竞技训练质量。

贯通体育人才培养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分类指导,从娃娃抓起,扎扎实实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持之以恒开展群众体育,不断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体现出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竞技体育发展,为循序渐进、遵循规律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指明了前进方向。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建立健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相衔接的体育人才升学体系,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提供多样化的体育项目和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培养他们的兴趣和热爱,并为他们提供系统性的专业培训。比如,《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要求推进校园足球普及,计划到2025年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达到5万所,其中开展女子足球的学校占一定比例,这将进一步推进校园足球普及,提升学生的体育素养,同时为运动员实现中学、大学、职业俱乐部、国家队等成长路径的衔接贯通创造条件。对优秀体育人才,采取灵活保留学籍、延长学制时间等方式,统筹协调好文化学习与竞技训练的关系,让他们既能参与竞技体育训练,又拥有学习深造的便利条件。

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文化关乎国本、国运”的战略高度,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对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系统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进行了系统性阐述,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纲领性任务提供了理论遵循。要深刻把握其中蕴含的战略考量、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及其新时代表达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纲要》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一章开篇强调,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面对近代以来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境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承担着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化使命,致力于“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以文化建设引领前进方向,以文化发展凝聚奋斗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用革命文化激励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强调要“改变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面貌”,并提出“科学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激发起全国人民共同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磅礴动力。结合时代变化和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确立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纲要》指出,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目标任务的认识一以贯之、持续深化。

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深刻阐明了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提出,根植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我们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效显著,文明根脉焕发新生,文化事业产业日益繁荣,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焕发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纲领性目标,指明了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要求,构成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使命的新时代表达。

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原则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而且面对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过程中的重大基本问题,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国际和国内的关系、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等问题,深刻阐释了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三个基本原则,为我们更好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原则遵循。

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是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根本基点。《纲要》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功充分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它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的文化基础,并且蕴含着破解当今时代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想解答,为坚定文化自信和巩固文化主体性奠定深厚基础。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求我们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而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本身,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并使之提升为中国理论。

秉持开放包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本质要求。《纲要》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格局。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既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也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秉持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有利的时代条件努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着力创造一系列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和创造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坚持守正创新,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是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重要思想方法。拥有日新理念、变通思想、革故传统、维新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以其内蕴的创新原则和创新方法,指引着中华文明在变革中拒绝僵化、在发展中向未来敞开;还以一种温故知新、返本开新、继往开来式的方式杜绝对文化传统的彻底颠覆和根本性断裂,而是在变革中确立并不断巩固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在守正中坚定方向,在创新中辩证取舍。守正既要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要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更要守好“两个结合”这一根本方法,在文化建设中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与此同时,守正也不能走向因循守旧和教条主义,而是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体系,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整体指导又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纲要》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同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的角度,指明了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用自己的智慧完善、发展和创新中华文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纲要》强调,这“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因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不是片面化的照搬照抄、厚古薄今,而是要辩证地加以鉴别和有扬弃地加以继承。我们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在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过程中,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真正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发挥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积极作用。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要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革命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滋养。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文化发展及其成果,展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已经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革命文化既是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来源,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纲要》指出,在我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革命文化见证了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大地上百余年的奋斗史,是“两个结合”的精神结晶,也充分展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逻辑,必须加以传承和弘扬。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纲要》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探索、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文化。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共同熔铸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根本保障,满足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需求,也是实现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凝聚力、创新力和国际话语权,助力增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不断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注入蓬勃旺盛的创造活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纲要》强调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必须“锚定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道路问题至关重要。新时代文化建设面对一系列新形势和新挑战,确保建设文化强国保持正确方向、坚强定力、强大合力,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坚强领导作用。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面对文明文化之争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之争,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三中全会专门就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既要不断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也要加快完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在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同时,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要深入把握文化创新创造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以科技创新赋能文化内容与形式创新,以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动文化业态创新,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

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必须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更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培育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充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最大程度地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必须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中华文明瑰宝,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深化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挖掘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与此同时,必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纲要》强调,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必须不断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以文化遗产为中介赓续好中华文脉。

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当今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更加频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课题。文化强国之“强”,纵向上要和历史上的自己作比较,横向上则要和其他国家作衡量。只有在世界上具有足够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才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强国。必须在坚定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创新中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在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的过程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多元协同激活基层文化创新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对高质量文化作品、高水平文化活动、高品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的维度,提出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重大任务。

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是新时代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针对基层不同群体对优质文化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不断推动文化内容、文化载体、文化活动创新发展。

建立多元主体共建格局,实现文化供需有效对接。在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过程中,要把握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新变化,开展“订单式”“菜单式”服务,提升供需两个系统的协同能力。要健全优质文化直达基层的征求机制,了解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满足基层群众对文化产品的共性和个性需求。要形成跨部门协作格局,加强部门间的优势互补,提升基层文化服务的整体效能。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力量协同攻关,深化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创新政府购买文化服务方式,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基层提供更有针对性、更高品质、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优化基层队伍管理模式,提升基层文化服务能力。建设精干高效的文化人才队伍,是促进优质文化资源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必要之举。健全基层文化人才引进机制,构建涵盖文艺创作、非遗传承、文化管理等多领域的专业化队伍,积极打造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充分运用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基层文化空间,常态化举办基层文化培训活动,提升基层文化队伍的综合能力。健全基层文化人才的激励机制,完善“专职+兼职+志愿者”人才队伍的分众化评价、奖励方案,不断增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活力。

推进城乡文明一体发展,促进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在基层文化服务方面,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较完善,但乡村文化资源相对落后。要推动城市优质文化资源向乡村覆盖和延伸,利用城市的文化节、博览会、媒体等宣传平台和渠道,展示乡村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消费者关注乡村文化。要传承用好乡土内生性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将乡村故事、传统技艺等融入文化产品创作中,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利用重点保护古村落、古建筑等文化古迹,民间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文化+旅游”“文化+特色农业”“文化+民俗”等文化产业新形态,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现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的交相辉映。

创新数字技术应用方式,拓宽基层文化服务格局。数智技术能够让文化资源不受时空和地域限制,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直达基层。要打造集文化资源、活动信息、群众需求等内容于一体的数智平台,催生更多文化供给和消费新场景。要推进基层数字文化资源有效共享,加强对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的科技赋能,发展云展览、云阅读、云视听、云体验,让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云端”“指尖”直接对接多样化、精准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积极开展基层数字技术普及工作,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让数智技术承载更多个体的美好文化生活梦想。

推动“送文化”与“种文化”有机结合,是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重要愿景。上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扶持引导力度,积极提供活动场地、艺术指导、人才支撑等方面的便利,为基层输送高品质、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各级各类文化单位要有序、有效与城乡基层“结对子、种文化”,培育扎根基层群众的文艺团队,开展全面艺术普及工作。基层要增强自我发展、自我服务功能,积极推动文艺精品创作,形成具有地域性、个性化的优质文化产品,不断增强生产优质文化资源的内生动力。

发挥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独特功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党的二十大提出“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要求。国家文化公园是展现国家文化形象、彰显传统文化价值、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综合体,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发挥着文化整合、文化传承、文化服务、文化叙事等独特功能。

文化整合功能

国家文化公园依托重大文化遗产而建设,是国家层面对文化资源进行空间布局、价值整合、功能统筹的重要体现。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国家文化公园既是彰显共同体价值的国家文化空间体,也是整合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利用的功能集成体。

在文化价值整合方面,国家文化公园所呈现的不仅是文化的物理空间聚集,更以其大历史、大尺度、大结构、大体量的特点,将各类文物和文化资源整合到特定文化价值体系中,实现多民族、多区域、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此意义上,国家文化公园体现了构筑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疆域共同体的需要,彰显出鲜明的国家性、广泛性、代表性,展示出中华文化的时空立体形象。

在文化功能整合方面,国家文化公园是集文化保护、历史传承、精神弘扬、教育普及、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功能集成体。国家文化公园以“公园”为载体,对中华文化、民族精神、遗产价值进行综合表达,让人民群众在欣赏自然风光与体验休闲娱乐中激发文化认同、文化共鸣、爱国情怀。同时,国家文化公园还能为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提供实践场所。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入课程设计与教育体系中,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标;另一方面,为历史学、考古学、生态学、文化遗产学、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丰富的一手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源,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文化传承功能

国家文化公园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全景化展示、创新性传承提供良好契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厚植历史根基。

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奠定文化传承的物质基础。文化遗产作为民族记忆的物质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对其进行系统性保护,不仅关系文化资源的完整性保存,更直接奠定文化传承的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国家文化公园从关注文物的本体保护,到重视周边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再到实现文化遗产的区域性保护,以及综合运用技术、法律、管理、教育等手段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化、制度化、常态化与长效化,对探索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全景化展示文化遗产,增强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迭代升级,借助科技力量对文化遗产进行活态化保护已成为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需要。数字化发展是高质量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一环,是全景呈现文化遗产资源信息的必要手段。国家文化公园通过运用数字化、沉浸式、互动性等手段,将古老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产品,在听觉、视觉、触觉等感官的联动中,实现文化遗产从“静态保存”向“活态展示”的转变。

创新性传承文化遗产,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展现了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思维。立足文化传承发展视角,推动“文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旅游”等深度融合,打破文化遗产的单一传承路径,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以产品创新、产业创新推动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开拓了文化遗产传播新思路。通过打造具有国家文化标识度和国际传播力的文化产品、文化场景与文化叙事体系,积极参与国际人文交流,有助于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平等对话与融合发展。

文化服务功能

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是对历史足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展示,更是与经济、民生、生态紧密相联的国土和社会空间,通过加强相互之间的联动发展,能够充分发挥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文化服务功能。

服务于经济发展,加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国家文化公园依托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具有高度文化象征性的国家形象符号,通过深度挖掘中华文明标志性文化资源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精神内涵和审美意象,打造具有文化辨识度和消费吸引力的文旅品牌,推动文化和旅游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融合。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创新平台,具有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服务于民生改善,兼顾人文历史风貌和居民生活样态。作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文化遗产空间,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能脱离居民的生产生活实践。许多文化遗址至今仍在居民生活中发挥作用,如长城沿线部分地段依然承载着周边居民的生产与交通需求,红军长征沿线的古镇村落及传统民居至今仍有原住民居住使用,大运河及长江、黄河流域的航运体系仍承担着重要的交通与物流职能。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应兼顾遗产保护与生活延续,既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与历史文脉传承,也关注城市更新与人居环境,让居民在胡同街巷里过上现代生活。

服务于生态保护,实现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国家文化公园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载体,致力于实现生态系统的“文化性激活”与文化遗产的“生态性延续”。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依托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重要历史文化线路,整合沿线丰富的自然地理景观与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所蕴含的生态智慧,也强化了文化遗产传承与自然生态保护的系统协同。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布局往往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系统,复原历史生态廊道、恢复传统农业与水利系统能够有力推动文化景观再生与生态系统修复。

文化叙事功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国家文化公园在叙事文本、叙事技巧等方面发挥着文化叙事功能,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文化公园超越了单一历史时期或单一地域、族群的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交汇的双重维度中形成了“时空一体”的叙事文本。从时间上来看,国家文化公园跨越了从中华文明起源至今的所有历史时期,构建了一个贯通古今、持续演化的文化时间轴,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从空间上来看,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梳理具有重大历史文化象征意义的地理节点与文化标识,覆盖了我国绝大部分区域,实现了文化资源的空间整合。国家文化公园将“历史记忆编织”与“文化空间布局”相结合,有助于讲述好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故事。

在叙事技巧上,坚持中国视野中的世界、世界格局中的中国这两个叙事视角,运用国际化、多元化表达方式,讲好国家文化公园故事。国家文化公园是集文化遗产保护、文明交流互鉴、国家形象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一方面,通过建设文化展示中心、非遗体验馆、生态步道、智慧导览等多样化载体,深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实践路径,实现文化叙事的国际化转译与情感化表达。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国际人文交流机制,构建面向全球的文化传播平台,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互鉴、交融的重要窗口。

发挥历史文化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

城市是人民幸福生活、百姓安居乐业的重要载体,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系统性战略行动。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在城市发展、城市更新中的作用,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等;5月19日至20日在河南考察时进一步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前不久印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要求“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在城市更新全过程、各环节加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并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实施取得重要进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在城市更新中加强历史文化传承利用的重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既要保护好、传承好城市的历史文脉,又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对城市更新的促进作用,推动历史文化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人民群众的需要正在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推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赓续、品质提升,能够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历史文化作为城市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经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城市更新提供充沛驱动力。发挥历史文化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既是以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更新的必然要求,也是探索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具体来看,一方面,历史文化保护为城市更新提供了内生动力,让城市更新充满人文底蕴。历史文化是彰显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根”,每个城市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形成其历史文化记忆。在城市更新中深入挖掘历史文脉,通过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保留城市记忆、展现城市特色风貌,能够有效避免出现“千城一面”“运动式”更新等问题,实现老城区改造提升与历史遗迹保护、城市文脉延续的有机统一,让人们在城市中能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另一方面,城市更新为历史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有助于以文化赋能增强城市竞争力。通过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历史文化,推动历史街区、传统商圈从物质形态更新转向文化内容升级,通过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场景对城市空间、功能和环境进行系统性优化等,不但有助于拓展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为城市发展提供新兴要素,而且能够更好满足城市居民的文化需求,增强城市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涵养精神文明风尚。以历史文化为引擎,推动城市实现经济价值、人文品质、宜居环境、民生福祉等方面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增强城市竞争力。

在实践中,不少城市正确处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利用的关系,实现了以文兴城、以文促产。例如,苏州推出“古城保护更新伙伴计划”,在修缮古建筑、历史街区的同时引入新业态和新的城市功能,让古建老宅“活”起来,成为当地文旅消费的新地标;广州在老旧街区改造中坚持修旧如旧与功能提升并举,以“绣花”功夫改善社区环境,留住了骑楼街区的传统风貌,令老城区重现生机,也培育出文旅融合的新消费热点;等等。这充分表明,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有机统一、相互赋能,能够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品质和韧性。面向未来,锚定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实施取得重要进展、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等,要在城市更新中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充分发挥历史文化的赋能作用。

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老城保护是做好城市历史文化传承利用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为此,要摸清城镇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文化遗产资源底数,划定最严格的保护范围;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建立健全“先调查后建设”“先考古后出让”的保护前置机制;加强老旧房屋拆除管理,不随意拆除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古民居,坚决防止“拆真建假”;保护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重要地名,让城市记忆在地名中得到延续。

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建立这一机制,能够激活城市居民的主观能动性,让历史文化真正成为增进城市居民认同、推动城市更新的内生力量。可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修复和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修缮,探索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方式路径;推动“街坊议事厅”“社区规划师”等制度推广,发动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共议共商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方式路径;加强公众教育和宣传,培养城市居民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保护意识,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

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利用是最好的保护。要推动老旧街区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具有城市记忆和文化气息的活力街区;改造提升商业步行街和旧商业街区,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丰富商业业态,创新消费场景,使文化与消费互动融合;鼓励以市场化方式推动老旧厂区更新改造,支持历史建筑、人文街区引入博物馆、艺术馆、非遗体验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植入科技创新、文创设计、创客空间等新业态,实现“旧厂新生”,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同时,加强城市更新重点地区、重要地段风貌管控,严格管理超大体量公共建筑、超高层建筑。

非遗保护传承要做好三个坚持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人类文明绵延传承的活态展示,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鲜活样本。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发展好我国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其一,非遗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凝聚了各族儿女的聪明智慧和集体记忆,直观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创造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其二,非遗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做好系统性保护与利用,能够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其三,非遗的各种技艺及其体现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对于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综合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独特的表现形式、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不仅是传统的,还是活态的、流变的;不仅是守正的,也是创新的、发展的。探索非遗保护传承路径,推动其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关键要做好三个坚持。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非遗保护传承理念。非遗是广大人民群众世代创造和传承的智慧结晶,其萌生、发展、保护和传承始终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理念、价值观念、情感认同、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关键。只有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和实践作用,才能更好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在非遗保护传承实践中,要充分尊重人民意愿,广泛听取群众心声。搭建多元共建平台,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通过明确职责、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形成发展合力,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非遗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健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加强各级各类非遗传承队伍建设,开展非遗技艺培训。注重非遗与人民生活的融合,通过举办非遗节庆活动、开发非遗文创产品等方式,让非遗融入日常、服务社会,提升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建立反馈机制,及时了解人民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工作方法,确保非遗保护传承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真正实现人民创造、人民传承、人民共享。

第二,坚持非遗在守正创新中保护传承。人类文明的发展遵循着不断累积和自我迭代的规律,非遗在其代际传承中亦呈现出活态性、流变性和创新性等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指明了非遗保护传承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非遗活跃在民间,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如果脱离了当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守正创新的原则,就偏离了非遗保护传承的正确方向。

非遗保护传承强调在动态发展中延续文化生命力,其关键在于将传统技艺融入当代生活与生产体系。鼓励跨界创新、古今融合,培育非遗品牌IP,开发符合当下审美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如与时尚品牌合作推出非遗联名产品等,让传统技艺与当代设计碰撞出新的火花。促进文旅融合与生态整体性保护,将非遗嵌入地域文化生态链,使非遗传习基地与旅游动线相结合,通过“非遗+”科普、研学、旅游等多种方式,充分释放其内生活力。注重非遗教育传承与人才梯队建设,将非遗传习工作与公共文化、职业教育、乡村全面振兴密切结合,持续开展“非遗入校园”“非遗进社区”“非遗助乡村”等活动,构建多方协同的可持续传承体系,使非遗与新时代的生产生活、人文精神深度融合,以独特的魅力开启新的文化空间,涵养出更加深沉的文化自信。

第三,坚持以科技赋能非遗保护传承。非遗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在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与时俱进地将传统技艺等和现代科技、多样文化形式创造性结合,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新要求。

用好科技的力量推动非遗保护传承,既有现实需求,也有技术支撑。现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和加速落地,各种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开始大量涌现,其应用场景日益广泛,为非遗保护传承持续注入新的活力。比如,通过3D扫描、AI修复等数字化技术可以建立非遗永久档案,保存濒危技艺;VR、AR和短视频平台打破时空限制,让非遗触达更广泛的受众;区块链技术提供安全可靠的存储和传输环境,确保非遗数字化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3D打印技术精准复制非遗作品、简化制作流程,且已实现个性化定制;数字藏品、智慧旅游等模式,拓宽了非遗传播和商业化的路径。此外,苏州刺绣与AI设计结合、京剧全息投影展演等,也是科技与非遗融合的成功案例。未来,我们要积极探索更加丰富多元的数智化保护方式,运用先进技术加强保护研究,吸引更多力量关注非遗创新应用与活态传承的发展空间,在尊重和保持非遗特色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科技赋能非遗保护传承的创新之路。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惟我国家,亘古亘今”。在人类漫长文明史上,绵延数千年不息的中华文化,以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为中华儿女不断战胜困难、勇毅前行提供了不竭动力。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遭遇生死存亡危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深受中华文化涵养的中国人民秉持文脉不绝、精神不灭的信念,奋起追寻文明新生之曙光。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自觉肩负起把中华文明传承下去、发展下去的历史使命,以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引领中华民族从深重苦难中一步步走向辉煌。

文化长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中国行进到新的历史方位。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如何继往开来,让中华文明永续相传、泽惠后人?回应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充分彰显了我们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使命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示了文化坐标、锚定了文明航向。使命任务越是艰巨,越需要科学理论指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打开文化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涵盖一系列战略部署,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永葆旺盛的生命力。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为文化创新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难得机遇。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既是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的历史责任,也是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召唤,归结起来就是要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眼这一重大使命,我们党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发展,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放眼今日之中国,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相互促进、彼此增益,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无限可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焕彩出新,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了,各类“国风国潮”成为流行色,更加可感可及地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民群众在一场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对话中,深切感受历史中国的深厚底蕴与当代中国的时代律动,一幅幅古老与时尚、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文化图景次第展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尊崇英雄、学习英雄的血脉赓续,革命文化得到更好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不断丰富发展、润泽心田。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革命圣地、走近革命文物饮水思源,追忆往昔峥嵘岁月,真切体悟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牢记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英模故事,把先烈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中国人民的志气更坚、骨气更硬、底气更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加巩固。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越是接近目标,越是需要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以文化兴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文化之力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对更好发挥文化的战略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当前,以文化赋能的创新实践在全国蓬勃开展,“文化+”的综合效益正持续彰显。文化和科技双向驱动、交融反应催生出一系列文化味和科技感十足的新产品,深度求索(DeepSeek)大模型、宇树机器人等成为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范例。文化和旅游双向邀约,多地持续挖掘文化元素、城市历史印迹,让游客在大好山河中品味文韵悠长。文化和民生双向奔赴,优质文化供给点亮美好生活,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中华大地上处处是活跃的创造,处处是文化的气息,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需要我们秉持开放包容,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始终以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胸怀与其他文明对话、交流、交融,充分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如今,在革故鼎新中重焕荣光的中华文明,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依托文化的纽带,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使中华文化越来越广泛地在海外传播和流行。通过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更多国外民众亲身感受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显著提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更好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和历史高度,面对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坚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领会这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

深刻理解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精神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文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新时代伟大变革的重要体现,中国人民焕发出的强烈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是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显著标志。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是内在的强大的持久的。因此,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局,这正是其重大政治意义的体现。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在引领和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出席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理论成果。2023年10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这一思想,坚持从中国文化建设的客观实际和丰富实践出发,既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又吸收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家国情怀、道德教化、人文素养、文明共生等重要价值理念,以宏阔的历史纵深和文明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认识。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战略路径、实践要求,提出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等重大创新观点,也规划了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战略部署,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

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重大实践意义。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刻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源自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深刻洞察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既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性,又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面对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如何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把握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宽广的文明维度。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实际,着眼文化强国建设进入新阶段的现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动力。面对当前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的新特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确立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理论的飞跃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要不断提升运用文化思维和文化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正在进行的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习近平文化思想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蓝图,创立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文化理论体系,构成了新时代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规划图、路线图和施工图,既是重大工作部署,也是重大战略思想。

第一,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我们要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第二,坚持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所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吃透基本精神、核心要义,力求做到学深悟透、了然于胸;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的强大精神力量,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充盈的博大文化情怀,从更宽领域、更广维度加深对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解,对推进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的鲜明实践品格,紧密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紧密结合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自觉把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三,坚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文艺民主,支持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同时,也要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

第四,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培养高质量的文化建设人才队伍。要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同时,文化创新创造的基础和核心在于人才队伍。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第五,坚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关乎综合国力的提升。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要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构建以人才资源牵引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新型模式

——xx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缩小城乡文化差距,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xx承担着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于2024年创新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系统性遴选首批1570余名优秀文化人才派驻乡镇(街道)、结对村(社区)开展文化建设帮扶,全面嵌入基层文化场域,建立起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顺畅通道。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的扎实举措。

文化特派员制度注重“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有机结合,强调“整合性”视角,实现对多方资源的综合高效协同应用,率先破解城乡区域优质文化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难题,通过外部资源引入实现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式发展,以精准文化赋权的模式重构基层文化服务供需结构,在主流价值柔性浸润中激活乡村文化生产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厚植文化力量。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文化特派员作为打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最后一公里”的新型力量,始终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基层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联结、征召动员等环节,将多元化、碎片化的优质文化资源集聚整合,创新打通向基层投送的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坚持“外引内育”,以外部优质文化资源激发乡村内部文化活力。xx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农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亟须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供给和服务。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式发展侧重本地村民群众能力建设与参与,通过内部成员与外部力量的互动循环,建构内外互促、共生发展的乡村文化发展模式。文化特派员制度以外部优质文化资源的输入为契机,通过选拔宣传思想文化机关干部、媒体记者、文艺院团职员、高校教师、城乡规划师等在文化领域工作多年、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文化人才担任文化特派员,以活动开展、平台搭建、培训指导等方式有效激活派驻地的文化资源以及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能动性,努力建构优良乡村文化生态,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动文化人才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发展“文化经济”,以优质文化产业赋能基层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现象,更是一种能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与经济协同共进,能够实现文化存量向经济增量、文化资源向经济动能的转化。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展“文化经济”,旨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社会发展联动。文化特派员通过挖掘整合文化资源、系统培养文化人才、提升优化文化环境,大力发展具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的乡村文化产业,为促进经济融入人文、人文浸润经济,实现二者共生共荣贡献力量,推动乡村从文化资源持有者转变为文化生产力发展主体,助推乡村干部群众在物质和精神上共同奔“富”。截至目前,文化特派员通过文旅规划、文创产品销售等方式帮助派驻地增收1.9亿多元。同时,文化特派员积极参与弘扬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以文化赋能乡村自治、法治、德治,通过互助交往、集体仪式等文化软治理形式,提高村民对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度,有效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助力“共享共富”,以资源合理配置缩小区域文化发展差距。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xx考察时,明确要求xx“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强调“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解决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文化服务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xx结合“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根据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经济文化条件分类定级,为其量身定制、按需分配文化特派员资源;另一方面,引导优质文化资源更多向山区海岛等偏远地区倾斜,在项目扶持、资金投入、人才支撑等方面加大力度,通过外部力量参与本地发展,帮助缩小区域文化发展差距,有力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与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群众家门口。

以制度改革增活力,重塑文化供需适配生态

当前,基层群众文化需求呈现差异化、多样化的特点,要实现文化需求与供给精准对接,必须以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嵌入促进规范执行,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式发展,推动各方资源实现有效整合。着眼建立健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制度,xx构建涵盖人员选派、职责界定、服务管控及评价激励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坚持以系统观念提升基层文化服务效能,将文化特派员工作从经验化探索转向标准化治理,为破解基层文化服务困境提供制度样本。

明确“权责清单”,标准化搭建“特”“派”体系。为避免选派过程的盲目化与粗放化倾向,xx在相关工作实施意见中明确规范“选什么人”“派下去做什么”“如何管理保障”等具体细则,回答好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基础性问题。“特”要求文化特派员聚焦宣传文化主业,在所驻乡镇(街道)、村(社区)范围,重点指导1个行政村,结对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承担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基层文化活动、扶持文化产业等职责任务,全面覆盖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派”指文化特派员在两年服务周期的派驻过程中,既不脱离原工作岗位,又要实现每年驻点服务100天左右,且每个月至少赴基层指导服务一次,以弹性化配置方式有效满足专业资源下沉与行政成本控制的双重诉求。

着力“长效驱动”,一体化统筹管理服务。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具有长期性、连续性,需要在管理与服务耦合而成的机制规范下保留相应的自主供给空间,并加强对相关主体的激励约束。xx出台《文化特派员工作实施意见》,编制《文化特派员工作参考指南》,打造包含“服务库”“项目库”“专家库”的数字化工作平台,以“订单式”“菜单式”“预约式”文化服务机制,推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同时,文化特派员工作搭建了“省统筹、市指导、县(市、区)负责、乡镇(街道)抓落实”的网格化、分级制服务管理矩阵,建立“中期评估、届满评价”全过程考评机制,推动项目闭环落地。此外,创新性建立xx省文化特派员之家作为实践交流载体,并组建三级文化特派员工作组,以常态化开展的例会制度促进资源共享、创意联动、项目协作,打造“理论研讨、经验分享、实践反馈”的科学化、规范化工作运行体系。

以项目落地为支撑,筑牢乡村文化事业基石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比较之下,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实一点,精神文明建设虚一点”,强调“干工作必须虚实结合,尤其是虚功一定要实做”。抓好文化项目就是虚功实做的重要体现。文化特派员制度着眼以更大力度实现文化惠民,将虚功实做的要求贯穿始终,以“项目制”打通资源下乡的通道,将外部资源转化为适合本地需求的文化公共品供给,并以项目化管理的形式强化多方协作,有效破解基层文化服务供给碎片化、需求响应滞后等深层结构性矛盾,为补齐基层文化领域短板提供了兼具制度刚性与实践弹性的创新解决方案。

聚焦“急难愁盼”,及时回应群众实际诉求。基层文化建设千头万绪,抓住重点和难点,就能够有效回应群众诉求、保障公民文化权益,实现“有的放矢”。乡村文化发展应特别关注当地群众的需求,通过各种方式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使其在乡村文化发展中享有决定权、控制权和收益权。每一位特派员在做好基本文化服务的基础上,深入调查研究,分层分类了解群众文化需求和基层建议,并和派出单位、派驻村(社区)联动谋划推出重点文化项目。文化特派员通过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创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文化载体,积极回应乡村对高品质多元化文化的旺盛需求、对推进文旅融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对挖掘提炼弘扬地域优秀文化的更高期待,持续稳定地为乡村提供文化服务与建设支持。

彰显“因地制宜”,推进特色文化项目建设。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乡村文化振兴也要尊重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展现“千村千面”的特色风采。xx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推动开展的各类文化项目建设,涵盖保护文化遗产、指导乡风文明建设、丰富文化服务、打造文化品牌、做强文化产业等不同类目,深入挖掘乡村资源禀赋,盘活乡村各种发展资源,充分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文化建设的地方特色和创新性导向。例如,龙泉市溪头村“文化激活溪头村文旅产业融合”项目、安吉县“大余村大研学”项目、宁波市鄞州区“羽人竞渡”龙舟文化品牌项目等,既保留了乡土文化的个性与灵魂,又展现了新时代的价值观、审美观。文化特派员制度以文化项目为抓手,以项目成效论英雄,真正做到了派人才、带资金、送项目、惠百姓,努力打造基层有感、群众受益的民心工程。

以全域协同聚合力,打造文化人才共建高地

人才是第一资源。在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过程,也是乡村内部力量整合的过程。文化特派员制度遵循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的原则,重构了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助推地方力量整合和发展,既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又注重有效整合分散的人才资源,以叠加效应识别价值共创主体,推动乡村文化队伍建设在资源均衡和资源驱动创新的情境下迈向“集团作战”。

注重“送种结合”,培育内生性乡村文化生态。乡村文化振兴,“送文化”是外在帮扶,“种文化”是内在驱动。文化特派员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服务一个村、提升一个镇、带动培养一支队伍”的工作思路,将满足文化需求与释放文化创造力相结合,以“送”为主,寓“种”于“送”,“送”“种”结合,推动文化供给模式由单向“投送”向主动参与转变。该制度借助对村民、返乡青年及新创客的文化素养与知识体系的培育,以乡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联结分散的村民,以组织吸纳、模范带动等方式积极挖掘和培养基层文化人才,倡导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到精神文化生产的实践过程中,充分激发广大农民群众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意识和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使其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建立精神共同体,在更深层次上发挥文化联结作用,成为乡村文化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主体力量,进而培育共建共享的文化生态。

注重“以点带面”,引导基层文化人才队伍群策群力。文化特派员既是基层特色文化活动的积极推动者,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联络员。各地文化特派员充分调动和发挥乡镇(街道)宣传委员、文化站站长、科技特派员、农村指导员、乡村本地专业文化人才乃至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主体力量,集聚乡村社会资本,促进优势互补、群策群力,深度挖掘乡村文化内涵,协同推进基层文化建设。文化特派员与科技特派员从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角度对村民进行产业引导、培训带动与创新扶持,大力拓展农文旅等项目,有效促进了乡村文化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目前,xx已累计组建近4000支基层文化队伍,进一步筑牢了乡村文化繁荣兴盛的根基。

注重“聚才引智”,助推人才要素跨域流动。促进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式发展,需要形成多元力量交互作用、动态协调的新格局。文化特派员制度并非孤立个体的行动机制,而是依托派出单位构建起的一个有机联动的行动者网络。一方面,在文化特派员选派方式上注重双向性,即依据文化特派员的专长、意向等与派驻村先进行双向选择,再进行组织调配,做到人村匹配、精准对接。另一方面,省直机关、省级宣传思想文化单位、高校等派出单位,以外部赋能参与乡村文化发展相关项目,通过文化特派员将各自文化产品、文化人才以及文化传播渠道等优质文化资源系统性嵌入基层,进一步实现了文化服务的“精准定制”、助推基层文化资源高效配置,促进乡村内部组织能力的提升。作为具有特殊资源整合力和文创策划力的文化特派员,在合作共进中汇聚起乡村文化建设新力量,为把高品质文化资源送到基层“最后一公里”,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提供了重要支撑。

厚植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文化土壤

加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然要求,是凝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奋进力量的迫切需要。中央宣传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山东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儒家文化发源地,自古人文炳蔚、民风淳朴,齐鲁文化中蕴含的敬业互助、勤勉奉公、讲信修睦、革故鼎新、清正廉洁等传统美德,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纲要》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推进文化“两创”,切实做好教育引导、文化浸润、实践养成三篇文章,厚植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文化土壤,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注入更强大道德力量。

文化铸魂 塑造职业道德内在认同

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加强道德建设,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特别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沂蒙精神。我们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沂蒙精神内涵,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创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体现新时代特点的职业道德规范。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职业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深入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融入”工程,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实践体系,分行业分领域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强省建设、融入法治建设、融入文化建设、融入社会建设、融入机关建设。要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以职业道德建设为重点内容,加强各类企事业单位文化建设,创新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医药文化、体育文化等新时代行业文化,拓宽职业道德建设维度。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职业道德底蕴。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深化研究阐释和传播普及,以其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滋养职业道德建设。大力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建设城乡文化社区(村居)、文化书院,推出更多反映讴歌劳动、讴歌奉献、讴歌创造的精品力作,推出《学点国学》《见识齐鲁》等普及读物,融入经典诵读、全民阅读活动,用优秀文化产品引导人们践行职业道德。要依托山东手造展示体验中心,实施“创意好市场好”项目带动,积极打造沉浸式职业体验场景,传承传统工匠职业精神。

以沂蒙精神代代传承淬炼职业道德品格。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其蕴含的精神特质与职业道德建设要求高度契合。要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颁布实施《山东省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条例》,组织“沂蒙精神代代传”主题文学艺术创作传播系列活动,更好发挥红色文化资政育人作用。要用好沂蒙党性教育基地、胶东党性教育基地等教育资源,深入挖掘北海银行、山东小三线建设等红色故事,培育和打造一批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职业道德实践教育基地和体验项目,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勤勉敬业、担当作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增光添彩。

教育强基 推动职业道德融入日常

道德建设,以育为本。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同样要把教育摆在突出位置,从小处着手、从长远抓起,贯穿全生命周期,形成常态化机制。对山东来讲,要结合实际、发挥优势,抓住重点人群、重点场域、重点环节,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引导人们正心明道、怀德自重,涵养品行修为,增强精神力量,推动职业道德建设在齐鲁大地不断走深走实。

抓实学校教育这个基础。学校是培养职业道德的摇篮。山东有各级各类学校3.6万所、在校学生2200余万人,每年有80余万名毕业生走向社会。要以高质量建设全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实验区为抓手,深入实施全环境立德树人工程,把职业道德教育融入学校日常教学、校园文化及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过程,通过课程设置、职业体验、专业培训、实践研学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职业观和就业观。

抓牢职业培训这个关键。培训既是提升技能的需要,也是涵养职业道德的管用途径。济南二机床集团开展“工匠精神+儒家文化”特色培训,涌现出全国技术能手20余名。山东省港口集团‌打造“连钢创新工作室”实景课堂,强化“精益求精”职业道德实训,年培训员工达8000人次。要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重点内容,德技并修、工学结合,加强入职培训、岗前培训和岗位培训,支持职业院校与龙头企业合作,实施行业榜样“传帮带”计划,以老带新、育德传技。

抓好典型引领这个示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近年来,山东涌现出许多无私奉献、奋斗拼搏的先进典型,像刚刚入选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的“教育守望者”李振华、不断刷新高铁速度的梁建英,他们的职业美德故事广为传颂。要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把践行新时代职业道德作为齐鲁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山东好人等典型选树的重要标准,创新挖掘培育、宣传推广、关爱礼遇等工作机制,引导广大从业者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抓优家风家教这个环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要面向全省3000多万个家庭,深入实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协同推进工程,将职业道德教育作为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内容,广泛开展“齐鲁最美家庭”选树、“齐鲁好家风”宣讲、“家风润齐鲁”公益广告征集等活动,引导广大家庭坚持言传与身教并重、知识与品德兼修,在家庭“微单元”中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职业道德。

实践固本 促进职业道德蔚然成风

职业道德,重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焕发劳动热情,厚植工匠文化,恪守职业道德,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规矩。要把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热情服务、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基本规范,贯穿于各类职业活动全过程,融入人们日常工作生活,推动转化为广大从业者的自觉行动,以从业人员的优良品德作风带行风带民风、促社风。

注重价值体验。价值体验是职业道德建设的情感基础,要以国际劳动节等重要节日及教师节、记者节、农民丰收节等行业性节日为契机,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活动,突出仪式感、庄重感、荣誉感,彰显职业道德规范内含的主流价值。要在各级党政机关开展“政务礼仪形象讲座”,强化公职人员学礼、遵礼、践礼意识,在亲身体验中感悟职业精神。

突出岗位建功。立足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建功立业,深入实施“齐鲁工匠”建设工程,通过劳动模范选树、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引导广大从业者勤勉敬业,以良好素质彰显职业精神,以精湛技能展现职业风貌,持续擦亮“厚道山东人”品牌。深化新时代学雷锋活动,持续开展为老、为小、为困难群体、为需要心理疏导和情感慰藉群体、为社会公共需要“五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鼓励广大从业者发挥职业优势,在为民利他中凸显职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强化诚信建设。深入实施美德山东和信用山东进机关单位、进农村社区、进学校家庭、进企业行业、进网络空间等“五进”工程,推动美德和信用融入各行业各领域。制定诚信机制常态化建设工作方案,进一步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强化职业行为失信约束。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诚信教育实践,营造“守信者荣、失信者耻”的职业生态和社会环境。

丰富实践载体。用好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与各地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紧密结合,拓展职业道德教育渠道形式,用好历史故事、英模人物、身边榜样等,让从业者随时随地接受教化和熏陶。要结合各行业特点,鼓励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道德实践活动,推动职业道德在各行业落地生根。

加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关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山东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准施策,统筹各方力量,推动职业道德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强化制度保障。把职业道德要求更加充分地体现到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制定中,体现到行业管理规定、单位规章制度、个人岗位职责等各方面,作为招聘引进、评优奖励、人才评价的重要条件。强化行风治理。建立职业道德评价体系,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突破道德底线的失德行为和违反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惩戒。强化权益维护。完善职业培训、能力认定、职业荣誉相衔接的激励政策,整合法律援助、心理疏导、技能提升等服务资源,建立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机制,构建劳动保护、职业健康等联合服务模式。强化环境营造。广泛组织大众化分众化理论宣讲,用百姓话、身边事推动职业道德入脑入心、见行见效。统筹各级各类媒体,大力宣传践行职业道德的先进事迹,弘扬敬业守信、担当奉献的新风尚。

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将实现文化建设的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而且能够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抢占文化创新发展的制高点,开辟文化产业的新模式新赛道。

文化和科技相生相促、双向赋能

文化发展需要科技支撑,科技发展也离不开文化滋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文化和科技关系十分紧密,科技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每一次科技进步都给文化发展带来革命性影响;文化成为科技创新的智力源泉,每一次文化创新都使新的科技革命得到强大智力支持。

科学技术是文化赓续繁荣、生生不息的活力源泉。文化领域的发展变革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从“铅与火”推动图书、报刊等迅猛发展,到“光与电”催生广播、电视,再到“数与网”带来网络视听、数字文旅等繁荣发展,文化和科技的大融合,既带动了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文化产品的创新性供给,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科学技术赋能文化发展,不仅推动和激活了新的文化创作,而且更加有效地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同时也拓展和更新了文化形态和传播方式。一方面,科学技术为文化发展孕育新的媒介、催生新的方式,不断推动文化艺术的形式变革和业态更迭,促进文化的传承创新和繁荣发展。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在文化领域中的应用和普及,不仅优化了文化产业结构,而且还催生了一批新的文化业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畅通人民群众文化内容表达、文化生活消费、文化活动参与良性循环的关键汇聚点。科技深刻改变了普通民众接触、参与和创造文化的方式,创造了全新的文化体验方式,降低了文化参与门槛,丰富了文化表达形式,并重塑了文化认同机制,促进了最广泛人群的文化权益实现。科学技术通过对文化形态和形式的“升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不仅赋予文化新的存在形态和表现形式,显著增强文化吸引力、感染力、传播力,而且也让人民群众收获更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科技发展离不开文化文明的滋养和引导。文化蕴含着科学的思维方式、深刻的智慧和丰富的知识体系,能够从价值取向、思维能力、审美情趣、消费方式等方面对科技发展方向和应用前景产生深层次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譬如,科学精神是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是科学技术的灵魂,能为科技进步和创新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在科技发展进程中,文化还为其提供丰富的内容资源、海量需求和应用场景,影响着科学技术的选择与发展路径。文化“富矿”也从多个维度融入各领域的生产创造中,成为科技创新的灵感和“燃料”。可见,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是科学技术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前提。近现代全球科技进步,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创造创新密不可分。

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和科技的联系日益紧密,深刻改变了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方式,文化和科技融合已成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文化和科技融合,既极大提高了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文化产品的附加值,使文化产品更具创新力、吸引力,也使高科技找到了新的应用领域,有利于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塑造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文化数字化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是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数字技术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深刻改变、创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态,生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数字文化。我们传承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遇见”新生成的数字文化,传统与现代在数字空间发生着交汇融通。如果将文化比作源代码,那么科技就是编译器。文化数字化,是让文化更“活”更火的重要途径。以创新思维和科技手段,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有利于其走出“高阁”、走进生活,焕发生命力、增强吸引力。以科技打破传统与现代的“次元壁”,紧扣时代脉搏,洞悉大众喜好,找准角度、用好力度,就能通过新技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有助于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向奔赴。

中华文明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发展,其中重要路径之一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要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把先进科技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敏锐把握数智技术的新进展,建立健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体系。党的二十大把“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作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推进文化数字化发展,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对推进文化数字化的路径和步骤作出部署,也为数字文化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组织保障。推动文化数字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要把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应用系统贯穿到文化建设中,积极培育文化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满足文化消费新需求。推动技术、内容、业态、模式和场景等创新,加快发展数字出版、数字影视、数字演播、数字艺术、数字印刷、数字创意、数字动漫、数字娱乐、高新视频等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促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打通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

沉实厚重、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是一个时代文化高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关键所在。面向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需求,需精准把握文化科技融合的时代发展趋势,瞄准国际科技前沿,选准主攻方向和关键突破口,全面打通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构建多元创新机制,充分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持续催生更多具有突破性、引领性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成果,为高质量文化供给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创新动能。

创新文化和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不断催生文化领域的各类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深刻改变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方式。面对新形势,要推进文化和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工作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全方位创新。一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科学编制文化和科技融合中长期发展规划,健全政策法规体系,构建跨部门协调推进机制,从制度层面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的深度耦合,为融合发展提供全链条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聚焦文化数字化建设前沿需求,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构建覆盖市场准入、秩序规范、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安全保障等全领域的政策法规体系。同步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强化文化数据要素交易全流程监管,健全文化数字化统计监测体系,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构建现代化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协同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并以此为牵引培育壮大新兴文化产业、超前布局未来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鼓励大型文化企业发挥引领作用,支持中小微文化企业深耕细分领域,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挖掘具有市场潜力的文化创意项目,推动文化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文化新业态的抗风险能力与发展韧性。适应信息技术发展新形势,要加强文化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发展以智能交互、沉浸体验等为特征的新型业态,增强文化产品的表现力、传播力和感染力。着力打造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培育专业化的文化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领军企业,加速推动文化科技融合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进一步健全文化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加强文化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创新者合法权益。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文化产业的竞争就是文化产业人才的竞争。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建设文化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对人才的素质、规模和结构提出更高要求。为此,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文化领域的人才战略顶层设计,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着眼服务推进文化数字化新需求,深化文化事业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重点培养文化和科技交叉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如围绕人工智能发展促进知识更新,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文化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有效提升文化人才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文化人才的出现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要通过改革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环境,营造有利于人才创新创造的文化生态。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人才政策,着力培养兼具宏阔文化视野、文化专业能力、数字科技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和创新团队,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人才基础。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在文化领域同样具有“双刃剑”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将继续带动文化产品提质升级,带来新的艺术维度和创造空间,创新文旅体验形式,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然而,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推动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与挑战。对此,需加快健全技术发展与管理机制,实现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与安全保障的有机统一,确保科技应用趋利避害。技术本身是服务于文化创作、文化传播以及文化消费的。科技赋能文化的本质,是为历史文化赋予新的表达载体,而非“改写”历史、“重构”文化。在推进文化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文化主体性,精准把握数字文化发展方向,避免陷入“重数字技术、轻文化内容”的误区。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生命力,也是推动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动力源泉。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一重要要求内涵深刻、意义深远,为新时代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人民至上,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唯物史观认为,人民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创造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任何一个时代的伟大文化作品,都是源于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反映人民的真情实感,同时也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形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历史性变化对文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利、丰富人民内心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基本前提,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和建设主体的观念,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把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展示者、欣赏者、分享者,促进人民的自我教育、自我提升、自我服务,发挥社会自身的造血机能。

当前,新大众文艺正在蓬勃发展。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成为人民参与文化创造、展示创作才华的重要途径。借助网络文学网站、短视频平台等生产和传播载体,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文化生产传播,既是欣赏者,也是创作者;既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显示了巨大的文化能量。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极具前瞻性地指出,“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对于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既要顺势而为,呵护人民群众的创作热情,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也要因势利导,规范行业管理,鼓励精品生产,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文化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和人的幸福,只有为人民提供文化实践的舞台,使群众从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和创造者,让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才能汇聚起广大人民推动历史进步的磅礴力量。

坚持守正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面临诸多新挑战新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有效打破壁垒、消除痼疾,释放市场活力,成为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

适应数字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产业融合趋势,客观上需要建立综合性的文化管理系统。在宏观文化管理体制方面,党中央推动一系列机构改革,例如,2018年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适应技术变革需求,通过机构重组,实现行业间的相互融合与赋能,释放文化发展的新动能。在治理方式上,一方面,加强法律法规建设,通过制度建设形成科学治理;另一方面,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如“深化文化领域行政审批备案制度改革”,通过明确审批标准,优化审批流程,合并、取消、下放审批事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治理效率。2024年12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取消设立电视剧制作单位审批,旨在激发电视剧行业创新创造和发展活力,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在文化生产领域,强化精品意识,提高文化原创能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这就要求坚持内容为王,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以多出精品力作、多出优秀人才为目标,鼓励创作题材、内容生产、话语体系、传播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提高文化产品的精品率。在产业推动方面,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创造良好的文化投融资环境;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培育领军型、创新驱动型文化企业;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形成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多主体协同的改革模式,以更具持续性的制度建设来进一步调动基层文化改革发展的动力,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为文化发展提供稳定的、规范化的政策支持体系。

坚持多向赋能,推动文化与科技等领域融合发展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发展使得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传播业态的不断创新改变了产业格局、重塑了主体,也为文化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创新动能和发展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科技已成为促进文化新业态生成、推动文化繁荣的重要力量。2022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在内容生产领域,表面微痕提取、数字孪生、高精度建模等技术的应用,激活了中华文化基因和内在生命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以鲜活的方式在现代社会得以传承。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激发了创作灵感。在传播方式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技术的运用,更为精准地识别不同地域、代际、圈层用户需求,提供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形成优质丰富的文化产品供给体系;在提升消费方面,AR、VR等技术的运用,提供了深度沉浸式、交互式感知体验,形成文化消费新场景。通过科技赋能,对技术、数据、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进行重新打通与相互激活,形成跨领域、跨时空、多主体协作、共建共享的文化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不断融合的趋势,使得文化发展不再单纯采用纵向链条式延伸的模式,而是呈现出纵向发展与跨行业横向渗透并行的复合型发展趋向。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文化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与各领域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拓展了文化发展空间,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文化+”意味着文化作为新的引擎和重要支点,推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高质量发展。文化与旅游、文化与金融、文化与农业、文化与体育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注入了新的基因,极大提升了其他产业的文化内涵,使其具备了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征。文化与关联产业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将会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各行各业的产品附加值,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开放包容,积极营造健康有活力的文化生态

良好的文化生态是文化创新创造的重要条件,是孕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土壤。首先,坚持自信自强,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心态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在对自身所拥有及创造的文化自觉反思和理性审视的基础上,对其文化价值体系、历史文化传统、共同信仰信念的充分肯定和认同,以及在世界文明交往中对于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心。文化自信为推动面向未来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强大而稳定的主体性支撑,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所在。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今天的中国也需要坚持以我为主、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积极主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立足现实、海纳百川、推陈出新,这是中华文明永葆生机和活力的重要保证。

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鼓励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文艺工作者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的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供孵化、推介、交流、展示的平台,充分激发创作者的积极性。同时,引领扎根人民、扎实生活、脚踏实地的创作风气,鼓励生产经得起时代检验的文化精品,涵养风清气正、向上向善的创作环境。

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最重要资源。要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特别是大胆起用青年人才,鼓励他们多创新、出精品,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合理“育才”,注重在工作中引路子、出点子、压担子,通过多种方式为人才提供发展的平台和保障,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条件;为人才钻研业务、提升能力创造良好的条件,改变传统的薪酬体系、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打破体制藩篱,鼓励杰出人才进入文化生产和服务领域,引导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形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塑造体系。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些伟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只有通过制度建设和生态培育,充分释放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新能力和创造智慧,让一切文化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一切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积极奋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不竭精神动力。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强调“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文化强国建设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部署要求,推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的全方位创新;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繁荣发展,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牢牢把握基本要求。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文化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明确改革路径和具体举措,为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自觉把这一科学思想贯彻落实到改革全过程各方面,充分贯彻《决定》精神,稳妥有序推进改革。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进一步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供给机制。高品质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供给,是一个时代文化活力的直观体现。当前,如何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内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多样性、高品质的文化内容供给不足,也是制约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个性化、品质化,但文化供给不均衡、不充分的现象仍然存在。我们要不断提升文化创新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培育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消费场景,有效解决供给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等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优质文化内容的供给,激发全社会文化参与活力,破解文化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深入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实现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和需求的精准对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能效。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大力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近年来,我国涌现出多种类型的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市场上引起广泛关注,优秀传统文化在科技加持下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探索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发展,不仅是追求文化内容呈现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要培育适应文化生产新生态的创新思维,实现文化生产机制的整体性变革,从而更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实践中文化发展的现实优势。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不断完善文化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与微观运行机制。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围绕文化领域生产要素创新配置展开的一个系统性社会工程。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深刻改变文化生产消费的整体格局,形成新的媒体形态、舆论生态和文化业态。要主动适应新形势,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在充分尊重文化自身规律的前提下,实现文化建设的数字化赋能。探索建立基于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涵盖宏观体制和微观机制的文化发展制度设计,充分调动各市场主体有效协同,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文化生态,为各类文化创新创造提供更多开放性空间,充分激发文化发展的内生活力。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战略任务,必须抓紧抓实。

深刻认识国家文化软实力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而且包括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国民素养等软实力。我国更加突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文化软实力对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软实力在认识上的持续深化。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逐步由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的硬实力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甚至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同时必须看到,国家硬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带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目前,我国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尚不匹配。具体来说,我们在对外传播资源整合以及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国际舆论场上的音量也不够大。在话语表达、阐释技巧等方面还不够成熟,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情况。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日益复杂严峻,这不仅需要加快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打破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涉华舆论屏障,还需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及其时代价值,将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充分展现出来。必须改变过去我国国际形象由“他塑”而非“自塑”的状况,努力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并着力总结、提炼、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与成就,不断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高度重视提升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任务,强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切实发力,努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近年来,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拉锯博弈仍在持续。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影响力不断扩大,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推进,“西强东弱”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态势日益显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2024年全球南方的经济总量全球占比超过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必然导致信息权力的重构,国际话语权逐渐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焦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主办或参与国际会议及媒体、智库合作发出理性声音,推动改变既有治理体系中不均衡、不合理的部分。新兴经济体还在数字经济、互联网规则、5G、人工智能、大数据安全、电子商务、区块链、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加快技术标准及规则的开发、制定,促使其上升为全球治理规则,以此作为提升话语权的抓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新时代以来,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针对全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些主张和倡议,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体现出求同存异、共谋发展的中国气派,为探讨人类发展问题提供全新视角,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科学指引。

在此背景下做好国际传播,既要让国际受众听得到,也要让国际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叙事体系则是话语体系的思想框架和逻辑支撑。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不仅要让国际社会听懂中国说了什么,而且要通过多种话语和叙事要素的组合使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髓。要坚持把中华民族的发展大势与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动人类进步结合起来,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国际关系中传统的权力观、利益观、秩序观、发展观,更加有效发出中国声音。需加强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研究,因地制宜采取国际传播策略,推进中国国际传播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感染力和实效性。

更好适应全球传播生态变化

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积极布局、拓展媒体产业,不仅从中获取可观利润,也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传播不平衡、不公正。进入新世纪,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建立世界新闻和传播新秩序。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全球传播生态发生显著变化,这为进一步优化全球传播生态、传播秩序提供了宝贵机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球性社交媒体的普及,公民个人获得了发布信息、发表言论的渠道和平台,由此形成“传统媒体+新媒体”的舆论生成机制。网民个人只要在场、知情,就可以将事件过程和细节迅速披露出来,信息的相互补充更有助于追溯事件原委、还原事实真相。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各类新媒体,不仅为加快构建话语体系、叙事体系提供了技术平台,而且提供了各种智能化的语言应用。一系列新变革、新突破既打破了现有的信息传播格局,使单向传播向多元、立体的交互传播变革;又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打破个别西方大国在国际新闻信息传播领域中的霸权地位、形成自己的话语优势提供了有力支持。

全球传播生态的变化也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带来机遇。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积极适应新媒体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特点和要求,利用5G技术布局内容生产平台,建设移动端新闻APP,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产品,努力抢占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制高点。与此同时,一系列新的传播样态不断涌现——深度求索(DeepSeek)大模型火爆全球,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球……这些文化新样态为我国国际传播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的未来走向,更好谋划如何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打破信息壁垒、建立话语优势,进而改变当前全球信息传播不均衡的状态。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必须牢牢把握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主动学习并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生成式大模型等先进技术,及时开展前瞻性研究和布局,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还要适应国际舆论引导和斗争的形势,打破西方国家的舆论垄断,主动设置议题,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借助先进传播技术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坚持“双效统一”打造更多优秀文化作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指明了发展方向。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双效统一”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不仅能确保文化健康有序发展,也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最大限度激发文化发展活力。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文化发展必须重视社会效益,确保其方向正确。以社会效益为导向,就要求在文化领域的制度设计、政策实施、资源配置和评价标准等各环节贯穿这一原则,不仅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改革中强化公益性,更要在文化市场的改革中强化引导力度,避免“流量至上”“泛娱乐化”,导致低俗、庸俗、媚俗泛滥。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突出公益性,可通过扶持主旋律作品、加强内容审核等进行引导和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文化生态的侵蚀;可鼓励社会资本更多参与弘扬正能量的项目,实现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共赢。比如,电影《觉醒年代》《长津湖》采用多方合作模式,引入市场化运行、社会化营销等,让主旋律更高昂、正能量更澎湃。

以经济效益为支撑。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就要破除制约文化创新活力的制度障碍,不仅要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更要使文化成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国际竞争的重要支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文化生产力,以文化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加强数字化改革,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出版、影视、演艺)与5G、AI(人工智能)、元宇宙融合,发展数字文创、云展览、虚拟演出等新业态,促进“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制造”深度融合,培育文化产业新动能。应突出文化市场改革,释放文化生产力,扩大优质文化供给,激发人才、市场主体乃至整个民族的创新创造活力。《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成功便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它凭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大胆创新的视觉效果和突破性的技术,刷新中国影史多项纪录,更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度和深度,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电影+文旅+衍生品”的多元立体开发模式成功打造出“哪吒”IP,带动人物周边的热销,以及故事景点的旅游热潮。应优化创作生产引导机制,鼓励创作者深入生活沃土,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华,并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打造出更多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文化精品,实现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当前,促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效统一”,既是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既定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应优化资源配置与健全激励机制,打通文化领域“以精品赢得市场,再以市场反哺精品创作”的良性循环通道,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从实践层面看,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优秀文化作品思想内涵深厚,制作水准精良,受到观众和市场青睐。比如,故宫博物院通过转变传统运营模式,积极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大力开发故宫文创产品,并巧妙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参观体验,极大地提升文物普及度,增强了公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同时,故宫文创产品热销、游客数量显著增长、门票与衍生品收入大幅提升,有效地带动了产品设计、生产等相关产业链发展。

建立健全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

前不久的端午节期间,全国各地依托覆盖城乡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折射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气象新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需要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地抓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化改革创新,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这既是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重要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方法路径。

总结发扬宝贵历史经验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形成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提炼升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重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认识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单是思想文教部门的任务,而且是各条战线和一切部门的任务”,表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齐抓共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更加开放、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常抓不懈”。随后,中央和地方各级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相继成立,各级文明委在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建设精神文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世纪,面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更常态的制度机制,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部署一系列重要工作,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推出《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文件,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发生全面、深刻、根本性的变化,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精神面貌更加昂扬,为奋进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充分体现时代特征发展规律

精神文明具有时代特征和发展规律。形成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是对时代特征、发展趋势、实践要求的科学回应。

回应人民所盼的必然选择。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不仅是“仓廪实衣食足”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向往“知礼节知荣辱”的社会风气。当前,我国城乡、区域之间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尚有差距,部分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现象依然存在。形成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能够整合各方资源,协调各方力量,着力解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精神文明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适应时代所需的内在要求。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社会风尚等多个方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各个环节。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精神文明各方面的联动性进一步增强,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之间的协同配合。坚持系统观念,构建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将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都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系统之中,创新协同联动机制,才能贯通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遵循发展规律的战略之举。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思想建设、灵魂建设,聚焦的是造就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既非一时之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润物无声、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高度发达,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影响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都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制度和机制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构建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就是以制度机制克服“运动式”治理导致的“一阵风”现象,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持之以恒形成强大合力

“齐抓共管”强调形成合力、协同治理,“长效机制”体现持之以恒、绵绵用力。建立健全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总体而言是通过制度创新、主体协同、资源整合,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让文明之花在中华大地上持久绽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物质文明关键在党,建设精神文明关键也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担负好自己的责任,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要强化“一盘棋”意识,加强组织协调,建立党政各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体制,凝聚形成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破解各自为战、资源分散的难题。要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把精神文明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切实担负起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责任,确保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动力活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部署,要求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等,将以制度保障有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还要看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精神文明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有积极推进理念、内容、手段、方法创新,才能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确保精神文明建设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结合时代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精神文明建设,打造新平台、新载体,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效性和影响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动员社会参与,汇聚智慧力量。精神文明建设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要发挥统筹、协调、指导、督促作用,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只有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参与精神文明建设,让人人都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才能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等通过投资、合作、捐赠等方式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完善志愿服务体系,鼓励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加强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人人都是文明使者”的意识,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文明行为成为生活日常,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浓厚氛围。

科技赋能文化出圈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促进文化产业形态、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变革,重塑文化生产、消费的流程与模式,既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机遇,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辟新路径。在科技迭代演进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新型文化业态,是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迭代升级相适应、相匹配、相融合的产业组织形态,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促进文化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文化和科技融合,是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内在要求。为此,我们应聚焦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将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置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谋划,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赢得文化产业发展主动权。

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各地进行了不少探索。比如,湖南以创建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试验区为契机,实施“非遗+旅游”“非遗+科技”融合行动,提升烟花、陶瓷、湘绣等传统工艺的数智化、绿色化水平;山东出台相关文件,提出建成50家左右特色鲜明、示范性强、管理规范、配套完善的省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100家左右拥有知名品牌、引领行业发展、竞争力强的省级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军企业;贵州利用互联网、AI等科技手段,打造“科技+文旅”新场景、新体验,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用“科技+文旅”的形式讲好红色故事,深受省内外游客喜爱。

文化和科技融合,不是物理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化学反应驱动文化产业的内涵发展与质的跃升。通过技术赋能使文化获得全新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模式,推进技术集成与内容创新的有机结合,创造出人民群众喜爱的精神文化产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和人类文明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的挖掘,以“文化+科技”将蕴含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要素。利用先进科技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全新表达载体,通过新媒体技术进一步拓宽传播渠道,充分激活其生命力,为文化创新插上科技翅膀。

数字技术作为引领新一轮信息化变革的重要技术,深刻影响文化产品形态和内容生产。各地可结合实际,充分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运用新型视听、人工智能、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技术,助推文化产品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比如,在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方面,以高科技推动产品突破介质、载体、时空等界限,通过科技手段打造集视觉、触觉、听觉等体验为一体的沉浸式环境,让受众身临其境感知文化的独特魅力。人们注意到,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研究院以科技赋能文物发掘、修复与展陈全链条,文物实现“数字重生”“开口说话”;在甘肃敦煌,集纳海量数据资源的“数字敦煌”面向全球共享,实现窟内文物窟外看。

文化和科技都具有创新驱动和知识密集的特点,应持续激发各类主体参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注重加强系统谋划,建立有利于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通过政策的创新性供给和运行机制的大胆探索,实现资源优化整合。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形成集技术研发、项目孵化、文化展示、文化投资、文化交易于一体的产业闭环。

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竞争力优势,建立在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与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上。实现文化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应避免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问题,完善支持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的耐心资本,给技术突破提供更加包容、更大支持力度的创新创业环境。

人才是创新融合的第一资源。基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需求,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人才培养政策,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知识产权交易,有效激发企业和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设立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投基金与启动资金,以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吸引高端人才聚集,加速推动新型文化业态发展。

培塑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习主席始终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立德修身问题,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官德人品是为官做人的首要,军队党员干部必须把培塑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作为立身做人之本、为官从政之基,树立崇高的道德追求,在灵魂深处筑起道德高地,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

官德人品是党员干部政治素养、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的综合体现。党员干部要从深化政治整训、打好攻坚战的高度提领认识,深刻把握培塑纯洁高尚官德人品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军队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新时代政治建军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政治建军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根子在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上。反思那些失节变质、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无不是从思想道德滑坡开始,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一步步滑向深渊。他们栽跟头,往往不是栽在才干上,而是栽在德行上;不是栽在做事上,而是栽在做人上。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必须注重培塑党员干部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从根本上解决思想作风问题,把革命队伍淬炼得更加坚强。

助力打好攻坚战的坚强保证。当前,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到了关键时刻,特别需要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品德品格品质本身就是领导力,党员干部行得端、做得正,自然而然地能影响和带动身边人,产生比命令更有力的凝聚力、感召力。前进道路上,党员干部只有带头培塑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才能在点滴示范、成风化人中引导广大官兵见贤思齐,提振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把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打好攻坚战的内生动力和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永葆人民军队本色作风的重要基础。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固根与毁根、铸魂与蛀魂的较量一刻也没有停止,我军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党员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面对的物质利益诱惑和思想文化侵扰纷繁多样,各种影响革命队伍纯洁的病毒无处不在。只有培塑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才能自觉抵制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形形色色的诱惑考验,坚定不移扶正祛邪、去恶扬善,以作风优良赢得人民信赖、人民拥护、人民热爱。

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党员干部在实践中要把做人与做官统一起来,把做人的过程作为完善自我人格、夯实从政基石的过程,把做官的过程作为加强党性修养、提升道德境界、践行为民宗旨的过程,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习主席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党员个体上的具体表现。加强党性修养的过程,就是崇德向善、修德正心的过程。党员干部要培塑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必须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持之以恒、绵绵用力,始终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培塑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党员干部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厚植一心为民的赤子情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把权力视作一种责任,而不能把它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切实把权力用来为民服务。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当兵干什么、练兵为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党员干部必须强化宗旨意识和打仗思想,全面锻造胜战硬功,时刻保持待发之势,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从政者重要的官德。培塑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做人老实、真实、踏实,做官忠实、求实、务实。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务实作风真说实干、言出行随,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坚持紧张快干、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交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合格答卷。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不得、虚不得,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靠实干苦干为强军事业作出新贡献。

“廉者,政之本也。”廉洁自律是纯洁高尚官德人品的重要体现。“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实践反复证明,贪腐都是从“心中贼”发端,从小贪小占、小事小节上破防,最终蚁穴溃堤成为巨腐大贪。只有始终心存敬畏、守牢底线,才能抵制诱惑、经受考验,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培塑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必须牢记“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的警训,从小事小节上守起,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以俭修身、以俭养德,清廉自守、刚正不阿,始终干干净净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官。

培塑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不仅要看怎么说,更要看怎么做。党员干部要把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体现在一言一行上、体现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始终正心明道、怀德自重。

通过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提升道德认知。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不是天然形成的,离不开后天的培养和正确的引导。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保证。党的创新理论不仅包含着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也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求。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筑牢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高地。

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道德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修养规范,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中国人内心,塑造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从中汲取道德滋养,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不断升华思想境界、纯洁道德情操。

通过学习英雄模范努力见贤思齐。在百余年辉煌史册中,我们党涌现出无数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英雄模范。革命先烈的凛然大义,“两弹元勋”的执着坚守,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无私为民……他们立起了一座座不朽的道德丰碑。要深刻感悟英雄模范身上的崇高风范,学习他们面对公私、义利、是非、正邪、苦乐时的坚定选择,在见贤思齐中提升境界、涵养情操。

通过不断反思内省强化道德修为。培塑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实践一再证明,无论位置有多高、党龄有多长,如果不能在涵养道德上久久为功,就很可能陷入“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深渊。要坚持常修常炼、常悟常进,坚持在反思内省上下苦功夫、硬功夫、真功夫、久功夫,注重在知行合一中修其心、治其身,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通过一心干事创业锤炼道德品质。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有深厚的实践意蕴,需要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的实践中加以锤炼。要聚焦中心任务,坚持主观世界改造与干事创业相统一,在一次次解决矛盾和问题、克服困难和挫折、破解堵点和卡点中,改造主观世界、提升道德修养、加强品格陶冶,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努力以高尚道德品行引领官兵、凝聚兵心。

深刻理解把握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的三重维度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彰显了我们党强烈的历史自觉、宏阔的理论视野、坚定的文化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两个结合”时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形态,是中华文明在文化交流互鉴中不断自我革新和超越所塑造的“新生命有机体”。从概念基点出发,循实践之迹、溯学理之源、答世界之问,梳理明晰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从“点”到“线”、由“线”及“面”,深入理解和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这一重要范畴。

实践维度: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的中华文明发展更新与现代转型

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古今中西”“旧邦新命”交汇交融中,在中华文明发展更新与现代转型的历程中生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形态上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含着文明形态的更新与转型,赋予中华文明以新的生命和现代力量,催生和发展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正确理解和把握新的文化生命体,要将其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来观照。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人民物质财富不断充裕、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赓续发展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完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根本性扭转,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也推动了中华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和推动现代文化建设的中国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文化生命体初现雏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一时期,我们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模式,为人民的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道路,赋予新的文化生命体生长的文明底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伟大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我们党以强烈的历史自觉与主动精神,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和战略目标,不断推动文化创新,推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轮驱动发展,激活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成长的内生动力。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法和路径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与文明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使新的文化生命体焕发出蓬勃生机。

人类的现代化既指向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也指向文明、文化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也是一场文明延续、迭代与创新的巨变。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根本要求,蕴含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导向,推动着中华文明与时俱进、返本开新,形成新的发展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发内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形态和价值层面的独特表达,是实现文化创造、文明转型,构建新的文明秩序的结果。这一生命体彰显了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信仰信念、人文理想与文化走向,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夯实了文化基础,增强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自觉与战略定力,奠定和滋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文化底蕴和精神生命。

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新的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相互契合”走向“相互成就”的结果,是“魂脉”和“根脉”结合和融通的产物。坚守好“魂脉”和“根脉”是“第二个结合”的关键所在,也是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必然要求。

“魂脉”包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激活中华文明优秀因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这种“激活”和“赋新”,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深层互构,其前提是两者在精神内核与实践向度上的契合。《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之道契合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礼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契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想境界、思维范式、治理理念等诸多方面的高度契合,决定了二者的融通性和互补性,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能够以真理力量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要素,并通过方法论创新实现中华文明优秀因子的现代转化。“激活”是在“契合”基础上的深化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使中华传统文化剥离了“民可使由之”等历史局限,凝练升华了“民惟邦本”等价值内核,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标志性、创新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激活”让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突破历史局限束缚,在马克思主义真理框架中获得科学化、体系化表达,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方面形成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质”的跃升。

“根脉”是中华民族的强大文化基因和独特精神标识,建构了中国人民独有的精神世界,是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和本源,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二者兼具的开放性特征为其从“相互契合”到“相互结合”提供了先决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由于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及文化传统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中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本国实际和民族文化传统,探索适合我国国情、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现形式。百余年来,通过“第一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在指引中国人民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进程中,深深受到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滋养,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文化进入“结合”视野,彰显了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新文化”的规律性认识和高度理论自觉。我们党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科学规律,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使这一伟大实践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动力源。作为结合的产物,新的文化生命体彰显了我们党在思想文化上的主动和创造,在坚守“魂脉”和“根脉”基础上,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根本路径和方法遵循,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境界。

世界维度:推动创造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人类文明形态的更迭来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其生成过程也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进程。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寻求推进建构世界各国和合共生的文明范式。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重要价值追求与世界意义。

当前,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西方国家以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扩张造成了文明冲突加剧、发展鸿沟加深、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人类文明来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新的文化生命体理念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提出,从世界历史的维度解构西方中心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既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又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提供新的选择。新的文化生命体理念的提出,在方法论层面批判继承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先进物质文明成果,同时扬弃了资本主义“物化逻辑”对人性的异化,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角度看待和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使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在价值论层面,超越西方“文明的冲突”的对抗性思维,摒弃其殖民扩张、文明优越的价值内核,以“和合共生”的哲学智慧打破“修昔底德陷阱”,揭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明交流互鉴与融合共生的普遍规律,进一步明晰人类现代化的价值内涵及其导向。从全人类共同价值看,新的文化生命体着眼于构建新型共同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资本主义“单极—线性”发展观和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价值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建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价值理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人类文明不是固化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文明形态的演进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新的文化生命体生长在持续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程之中,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特质。因此,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一个前瞻性、开放性概念,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文明发展趋势的文化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描绘了新图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成长壮大,须着眼于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和守正创新精神促进这一生命体持续丰富内涵、不断升华境界。

总的来看,新的文化生命体蕴含了中华文明自我更新与超越的基因密码,摆脱了西方“传统—现代”二元割裂的路径依赖,拓展了文明演进范式。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一个原创性概念,更是一种实践指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我们不仅要深刻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机理、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进一步夯实其对文化发展的基石作用;更要立足于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探索“传承—创新—互鉴”路径,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人类解放新路径、追求人类发展新前景中,使新的文化生命体持续迸发生机活力,不断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

深刻认识把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和把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系统回答了什么是党的文化领导权、为什么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怎样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

理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丰富内涵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就其实质而言,文化领导权即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决定着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作为党的领导地位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体现,党的文化领导权主要体现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通过激发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吸引力形成强大文化力量。一方面,通过文化生产及传播、运用文化资源等方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另一方面,通过器物、符号、表演等文化媒介深化公众的文化认知。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是强调我们党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也是强调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主导作用,要求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在内容上就是要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在形式上有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其中思想领导是一切领导的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党的思想领导是否有力,直接决定着实践的成败。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只有思想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是内在的、强大的且持久的。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新兴的阶级唯有掌握文化领导权,方可确立起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进而掌握创造历史的主动权。反之,一旦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精神旗帜举不高、树不牢,就会迷失前进方向、失去奋斗动力。因此,必须深刻认识思想领导对加强党的领导的基础性作用,坚持把思想领导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不断为党的全面领导凝聚精神力量。

发挥主导作用是掌握领导权的关键方式。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起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话语影响力。发挥党的思想引领力,就是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引领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障。核心价值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必须发挥党在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坚持不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键在于掌握话语权,持续探索构建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此外,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定不移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引向深入。

增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高度自觉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中央深刻洞察时代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提炼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体现了我们党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高度自觉。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以文化上的繁荣发展为标识和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愈发复杂严峻。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活跃、多元。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改变着信息生产传播方式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重塑媒体形态、舆论生态和文化业态,对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形成新的挑战。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尖锐,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对此,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牢牢守住思想舆论阵地,从文化传承发展中汲取思想智慧与奋进力量,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巩固文化主体性、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主体性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而且体现着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是确立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基础。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关键时期,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也是文化主体性的坚守者。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党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

把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要求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牢牢把握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发挥理论建设对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作用。健全相关工作体系,提高理论宣传质量,强化引领力和感召力,不断增进广大干部群众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更好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在于与时俱进。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坚持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善于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与人民同频、与时代共振,持续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文化创新,以创新增强文化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源泉,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成果。在推动创新的同时,还需坚持守正,把握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一方面,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努力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另一方面,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强调“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养育了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充分展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民族品格和奋斗精神”,“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新征程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论述精神,就要深入挖掘研究阐释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强大精神价值,在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是哺育中华民族的摇篮。水是生命之源,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离不开河流。古代黄河流域水系发达、支流众多,从西到东覆盖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其丰富的水资源、适宜的生态环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营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华民族自古依黄河繁衍生息,历经磨难发展壮大,逐渐形成多民族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经过五千余年历史长河的洗礼积淀,黄河已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认同并为之自豪的母亲河,成为中华民族的符号和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国古人类的进化、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演进发展,都能在黄河流域找到源头与关键节点。情感认同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纽带,强化中华民族对黄河的情感认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中华先民创造了光耀世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例如,在农业耕作中,创造了享誉世界的先进种植技术、天文历法、数理算术、灌溉工程、传统医药、彩陶瓷器等农耕文化;在治国理政中,打造了独具特色的科举制、法律制度与伦理秩序体系等事关国家社会运转的制度文化;在人文领域,开创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文化思想,诞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孙子等先师大家……黄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走向。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基、民族和睦之魂,强化黄河文化的根脉意识,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自立自强,为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心聚力的必然要求。

黄河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包容性。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锻造中华文明的大熔炉。历史上的黄河流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等不同形态的文明不断交流交融,不仅孕育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统一的中华民族,更缔造了“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文化认同和“大一统”的民族主流意识,使黄河流域成为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生的大家园。考古成果证明,黄河流域发现的众多极具代表性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如蓝田猿人遗址,新石器文化遗址如龙山文化遗址等,都由多种文化融合而成。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黄河流域各民族文化的交织融汇从未中断。正是这些多元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使黄河文化呈现出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多元一体”特质,这种特质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为深入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强大文化基因。

2.把握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

黄河文化蕴含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凝聚着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追求。新征程上科学把握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对于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大意义。

黄河文化蕴含的根脉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培育了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爱国主义信念。自古以来,黄河儿女始终心怀浓厚的家国情愫,在国家主权和民族发展受到威胁时敢于挺身而出,舍小家保国家,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面对列强的侵略,黄河文化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解放而不懈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的《黄河大合唱》从延安窑洞传遍全中国,成为时代强音。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黄河流域成为红色文化资源富集之地,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等革命精神在黄河流域源起赓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形态。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承载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而黄河文化则蕴含着自强不息、勇于斗争的精神品格。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无数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而是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靠的就是自强不息、勇于斗争、绝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古代黄河流域以农耕为主,受天气、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大,农业收成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旱涝灾害时有发生,这使中华民族在农业耕作中较早认识到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积淀形成了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民族精神。同时,古代黄河水性多变桀骜,时常改道决堤带来水患,保证黄河安澜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主题,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汉武帝“瓠子堵口”、潘季驯“束水攻沙”等治水故事流传至今、家喻户晓。正是在辛勤的农业耕作、在守护黄河安澜、在保家卫国和维护民族统一等伟大实践中,中华民族锻造形成了自强不息、勇于斗争的精神品格。

一部黄河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黄河流域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自古至今,黄河流域始终是连接东西南北地区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为推动中外贸易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交融团结的历史,更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重任。黄河文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特质,铸就了中华民族“尚和合”“求大同”“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价值理念和民族秉性,凝聚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的伟大精神。

3.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做好保护传承、研究阐释、转化利用、对外传播等大文章,推动黄河文化与时代同频共振、代代赓续,才能持续发挥黄河文化的激励凝聚作用,汇聚起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在系统保护中推动传承发展。黄河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多种形态,体现于文物古迹、民俗艺术、传统村落、古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之中。黄河文化遗产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见证。树立保护第一的理念,守护好中华民族这一文化瑰宝,是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为此,应持续探索保护与传承发展“双赢”之路,统筹好黄河文化遗产保护与沿黄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文旅发展、特色经营等的关系,高质量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构筑黄河文化标识,在保护的基础上做好传承发展文章,守护中华民族家国记忆。坚持科技赋能,推动黄河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再现传播,提升黄河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水平,让黄河文化遗产真正成为黄河文化的生动讲述者、传播者。

在挖掘阐释中深化转化利用。大力实施黄河文化研究工程,建设一批跨学科、交叉型、多元化的黄河文化学术创新研究团队、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深入挖掘和精准阐释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当代价值,准确提炼并展示黄河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民族精神、红色基因等,着力构建黄河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打造黄河文化研究阐释精品力作。坚持“大主题、小切口”,根据时代发展需要找准人们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点,构筑黄河文化立体化、沉浸式、大众化宣传矩阵,推动黄河文化传承弘扬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军营,营造“全域知晓、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推动黄河文化融入社会生活,并在社会生活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扬帆出海中讲好“黄河故事”。在世界舞台上讲好黄河文化故事,推动黄河文化走出去,是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升黄河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为此,应秉持“中国元素,国际表达”理念,在尊重文化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基础上,注重打造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加强黄河文化的针对性、个性化、数字化传播。丰富传播内容,既讲好历史上黄河流域人民群众自强不息、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也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把黄河变成人民的幸福河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故事。拓展传播阵地,通过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黄河文明展览展示等,打造黄河文化国际交流传播的平台载体。鼓励科研机构、高校、智库等在对外人文交流中协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注重发挥华侨华人、留学生等的媒介作用,围绕黄河文化传承弘扬广泛开展人文交流活动,汇聚黄河文化出海传播的强大合力,扩大黄河文化传播的效力,推动黄河文化传承弘扬取得实效。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人类文化遗址等),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等)。它们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不仅是一项具体的工作要求,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协调、统筹兼顾,妥善处理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工作,他的“文化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自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社会逐步形成共识:一方面,文化遗产充分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物质繁荣与精神探索,代表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明,是我们的文化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另一方面,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契合了现代中国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助于城市和地区塑造更立体的形象,吸引更优质的投资。科学规划旅游路线、整合文旅资源,还能推动区域经济的结构优化和长效增长。随着城市功能从居住、办公、交通等实用属性逐步向人文交流、艺术审美、情感归属等文化属性转变,文化遗产将为社会治理提供更丰厚的精神滋养,有效缓解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千城一面”的现象,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明的深切热爱。

早在2002年,习近平同志就在《〈福州古厝〉序》中明确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应在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工作方针的前提下,为各方合理诉求提供协商空间。关键在于不断加强学习,积累实践经验,提升理念认知,在工作中科学协调、统筹兼顾,妥善处理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不断提升齐抓共管的能力和协同合作的水平。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既需要专业学者的系统推动,也离不开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基层党组织在把控方向、思想动员、凝聚共识、协调力量、开展文物普查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党员干部更应勇于担当,及时更新既有的认知体系。无论是对文物、古建筑、历史街区等文化遗产的恢复性保护,还是对乡土传统、红色基因、民俗风情、文化地标等地方特色的多维度挖掘,都应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着力打造质量过硬、影响力强的文旅品牌。

践行“第二个结合”,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呈现。“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它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与文明担当的更深刻认识。妥善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把文化遗产的历史意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能够更好地建设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既彰显人民的主体性,又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因此,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第一位的。同时,也要合理利用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在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全国许多文博单位“一票难求”的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当前文化遗产的受欢迎程度。新一代年轻人在旅行时不但注重硬件设施与配套服务,更期待其中蕴含的“文化味儿”。他们徜徉于山水美景和老街古巷,在历史感醇厚的古建筑前打卡、拍照;积极参与非遗手作、茶艺、书法、绘画等文化活动,热衷于选购文创产品;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旅途中的文化体验,也已成为许多年轻人旅游的重要乐趣之一。这一新趋势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利于文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转化,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不过,这也对古城、古镇、古街区的开发和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管理者需要合理把控商业化比例,平衡文坊、商街、俗巷、杂边等的布局,推动商业业态与社区生活的共生共荣,防止商品同质化和低俗化,切实维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走出一条持续健康发展的文旅之路。

现代科技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激光扫描有助于精准记录,三维建模有助于修复重建,实时监控、数据分析和远程共享则推动了管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借助VR(虚拟现实)与AI(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仅能够还原文化遗产的历史环境与真实面貌,还能打造沉浸式的科普、展览与互动体验,带领观众身临其境、“穿越古今”,深切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与内涵。通过传统媒体、网络平台、电子游戏等多种渠道的传播,可以生动展现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和匠人风采,讲述“一座村庄的变迁”“一种工艺的传承”“一位手艺人的一生”等平凡却精彩的中国故事。以情感共鸣的方式呈现文化遗产,不仅能推动文创产品走向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还能将匠人手作场景打造为非遗体验空间,为传统手工业与现代品牌的联名合作创造更多可能。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归根到底是为了尊重历史、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于《千里江山图》等稀世珍品,如今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广大艺术爱好者均可欣赏其精妙细节;通过类型丰富、不断迭代的文创开发,许多经典名画还被融入茶具、折扇、丝巾等日常用品,走进了千家万户。众多古建筑都因文旅产品的热销而受到全球瞩目,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建筑艺术的精湛,也感受到了深邃、灵动的东方美学和无比坚韧的中国精神。去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北京中轴线”,不仅承载着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也彰显出中国人民在新时代的尊严与主人翁意识。这些创新融合使文化遗产自然成为宣传和教育的重要载体,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为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丰厚的思想养料

游览古迹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爱好。文化遗产的丰富多彩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也凸显了相互交流的必要性。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要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坚力量,与世界各国共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首先需要立足自身,从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做起。只有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我们的文化遗产,在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融入历史情感与时代精神,才能为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丰厚的思想养料,为推动世界走向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以文化遗产为纽带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具体工作。例如,深化国内外文博机构的交流合作,资源互补、联合策展、定期巡展,让文化遗产展成为“文明使者”;运用现代科技,打造线上“云展厅”,实现文化遗产的跨境共享;围绕考古发掘、文物修复、大遗址保护和历史研究等领域,与海内外高校及专家学者建立长期科研协作机制,推进学术互访和人才培养;联合中、小学校主办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探索之旅,增进中外青少年间的友谊和他们对彼此文明的了解;出版多语种的文化遗产图册、书籍、纪录片,推动相关艺术创作与巡演;积极参加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和论坛,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合作,推动制定关注世界文化遗产多样性的国际规则。同时,还应在鼓励社会参与、融合匠人精神与科学态度、提升应急管理水平等方面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不断提升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水平和国际传播影响力,为促进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从来都不是故步自封、独善其身的现代化。以文化遗产为纽带,生动讲述中国历史、当代国情,展现文化共生、文明互鉴,其目的在于增进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共同分享人类的悲欢与成就。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不仅记录了过去,更面向着未来。人们从中可以反思战争与和平的真谛,消除隔阂、偏见与仇视,携手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东方文明古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阔步前行。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认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加快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利文化条件。

1 建设文化强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等痼疾,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失范问题,引发一系列社会后果。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集中精力抓好物质文明建设,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发展指标,更包括精神生活的丰沛充盈、精神生命的发展完善、精神品格的独立健全。实现人的现代化,就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不断提高人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激发人民创新潜力和创造活力,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特别是向上流动渠道,实现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互促共进,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将文化强国之“强”最终体现到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

文化繁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首要任务。文化以深厚的人文价值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中,润物无声地发挥思想引领、精神支撑和价值指引作用。文化是党和人民奋斗前进的“导航灯”,通过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有助于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精神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文化是社会安定有序的“黏合剂”,通过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用沉实厚重、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滋养人心、滋润社会,有助于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树立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文化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通过深化经济文化双向赋能,密切文化和科技融合,培育文化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推动文旅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有助于把文化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发展优势,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在百年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依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硬实力提升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升的进程。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放眼全球,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思想文化交织激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尚未转化为话语优势,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硬实力不匹配的问题依然存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需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世界意义。

2 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新时代中国的深刻巨变,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自觉,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党的文化建设理论创新持续深化。在引领和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宏阔的历史纵深和文明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认识,是新时代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工作稳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分学科、分领域研究日益细化深化,产生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和领域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现象得到改变。文艺创作繁荣兴盛,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文化科技融合孕育新型文化业态,数字文化产业成为消费“新引擎”,文化和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多地文旅项目火爆出圈,“文艺+文旅”融合效应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生机盎然,“文博热”“文物热”“非遗热”持续升温,“国潮”“国风”“新中式”激活文化基因,中华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村超”“村BA”“村晚”“苏超”等群众性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为城乡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高标准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空前加大。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网络空间治理不断加强,向上向善网络文化日益壮大。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青年一代更加积极向上。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力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斗争。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全面融入中华文化元素,“一带一路”形成多元互动的国际人文交流格局。成功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良渚论坛、世界中国学大会、世界古典学大会,提出并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入境游便利化,到中国旅游成为海外民众新时尚。文化出海通道进一步拓宽,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在海外广受欢迎,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成为全球爆款,让融通历史和现代、科技和人文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文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文化产品占比持续提高,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成果丰硕。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根本制度,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显著增强。文化管理体制逐步完善,有力加强了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快了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出台实施《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推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更加完善。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是推进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杠杆。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有力推动是密不可分的。

3 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强国建设作出部署。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保障。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要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扎实做好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统筹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和文明乡风建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完善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按照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的要求,组织力量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研究,深入研究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取得的规律性认识成果,包括重要论断、科学理念、新的范畴和概念、逻辑体系等。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贯通和体现到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之中。尤其要把党的创新理论已经取得的成果作为相关领域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深化拓展,扎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要完善学术评价体系,把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成果作为学术研究评价的重要内容,推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全面系统、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把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作为工作职责、主攻方向和研究重点。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要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全面展示中华民族精神标识,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构建系统性文化遗产保护和监管机制,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深度融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打造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化载体和开放空间,探索“非遗+”跨界跨域跨行业发展和多渠道可持续运营机制,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持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文化强国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把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及时总结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集中人民智慧,让党的创新理论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把创造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持续提升文艺原创能力,创造出更多契合时代精神价值和人民审美需求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要着眼于新形势下扩大高质量文化供给,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美好的中国,需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大外宣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创新开展网络外宣,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改进国际传播方式方法,积极主动设置议题,抢占国际道义与舆论制高点,提升对外发声专业性、穿透力,让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中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交往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各国文明养分,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更多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依靠文化文明力量形塑世界对中国的正确认知。

与时俱进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向广度深度拓展。这里很重要的,是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中心环节。现在,文艺创作、学术研究仍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这就需要营造有利于文艺和学术繁荣的环境和氛围,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改进文艺创作生产的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改革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引导广大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勇攀中华文化新高峰。要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创新创造的文化生态,推动高水平文化人才、高质量文化成果不断涌现。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把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应用系统贯穿到文化建设中,驾驭用好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积极培育文化新业态、新模式,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农村基层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重视基层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日发表的《加快建设文化强国》重要文章中提出“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作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等任务安排,为进一步补足农村基层文化建设短板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抓手。

文化建设,难点在基层,短板在农村。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工作,对于加强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方针新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把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加大对农村民间文化艺术的扶持力度”等针对性举措。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在重申推进城乡“结对子、种文化”,加强城市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对口帮扶,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的基础上,提出“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引导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更多地向农村倾斜”,作出“积极开展流动文化服务,通过流动舞台车、流动图书车、文艺小分队等形式,把慰问演出、文艺辅导、展览讲座等文化活动内容送到百姓身边”等任务部署。

在中央、省、市、县各级部门推动下,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工作取得很多实实在在的成效。尤其是近几年,各省市县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引导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创造了一些新鲜经验。

比如,2024年4月30日,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文化特派员工作实施意见》,推广实施文化特派员工作制度。文化特派员是面向社会各界,重点面向宣传文化系统单位、相关机关、高校和各类理论宣讲、文化艺术协会(学会、团体)等选拔的有高水平文化素养及文化专业特长,能指导乡镇(街道)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个人。文化特派员与原工作岗位不脱产,服务周期为两年,每年要驻乡镇(街道)100天左右,每个月至少要赴基层指导服务一次,主要聚焦宣传文化工作,在所驻乡镇(街道)范围内重点指导1个行政村,结对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等多项工作任务。浙江省为每位省级文化特派员每年提供20万元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通过建立服务保障机制,为文化特派员购买保险,属地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保障服务,派出单位履行“后援团”职责等,支持文化特派员开展工作,取得了“把文化送到田间地头”的实效。

又如,山东省日照市依托乡村市集创新开展乡村文化大集,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群众“家门口”,打响“我为乡村种文化”“艺术的光合作用”等公共服务品牌。立足群众生产生活,在群众“家门口”创作排演《文明花开香满园》《对门邻居》等原创性群众小戏小剧,受到群众好评。采取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联动”模式,在群众“家门口”策划举办日照“四季村晚”示范展演活动,打响“欢乐村晚”品牌。全市15个村(社区)在2025年全省“四季村晚”示范展示点名单榜上有名,上榜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其中,3个村登上全国示范展示点名单。山东省邹平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务实举措,文化与组织部门联合,在全市开展“文化惠民民主议政日”,探索点单式、精准化文化惠民服务,将“戏曲进乡村”“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活动纳入民主议政,将每村每年1场戏、12部电影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交给群众,基层组织和群众参与度显著提高,群众文化生活获得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在看到各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农村基层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加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未来,进一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农村基层,还需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要提高组织力和执行力,确保党中央的精神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多次作出部署,并通过国家制定法律法规等方式加以推动。例如,201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对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提出了针对性的法律规定。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必须按刚性要求落实党中央的精神和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以专项工作检查考核为抓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不允许打折扣、搞变通。

二要多措并举,保证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设备建设经费投入充足。既可由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投入,也可吸收社会力量投资,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公民、法人依法自愿捐助资金。有了足够的经费投入,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器材购买、工作人员工资,以及其他活动经费才能得到可靠保障。

三要更加注重上级的优质文化资源支持与基层的实际文化发展需求相匹配。例如,在图书配送方面,可多配送解读中央精神的通俗读物、适合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律普及读物,以及关于农业科技、农村创业就业、家风家教的报刊书籍。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也要更加考虑农村群众的精神需求,努力做到按需生产、按需配送。

四要进一步加强数字赋能优质文化资源下基层。2017年11月29日,原文化部打造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国家公共文化云”正式开通。“国家公共文化云”官网在主页设有村晚、群星奖、广场舞、我与文化馆、艺术讲堂、乡村网红、青少年美育、大家唱、文脉华夏、才艺管家、地方之窗、院团专区、文化矩阵等栏目菜单,内容十分丰富,大大提高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在农村基层的丰富性、便利性和可选择性。实践证明,数字赋能是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最为便捷的途径。我们需要进一步创新思路举措,加强数字赋能优质文化资源下基层。

五要加强农村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农村基层,既包括优质文化产品直达农村基层,也包括优质文化人才队伍及其知识技能直达农村基层;既要授之以鱼,又要授之以渔。要通过线下、线上两种方式,多举办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人才培训班,聘请优质师资传授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之道,培养更多乡土文化建设人才骨干。

推动中华文化瑰宝保护、传承与传播一体实践

中华文化瑰宝作为五千年文明的智慧精华和精神象征,在岁月流转中,以永恒的姿态铭刻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基因,诉说着自强不息的文明史诗。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察看石窟整体布局风貌和代表性窟龛、造像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彰显了敬畏历史、热爱文化的使命担当,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根本遵循。

1.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

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化瑰宝的保护不仅是对文物形态的保存,更是对民族精神、历史记忆与集体身份的守护;不仅是对文明根脉的敬畏守护,更是筑牢文化自信根基、凝聚民族复兴伟力的时代使命。只有不断构建系统性保护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支撑、凝聚多元主体合力,才能让这些承载着民族基因的瑰宝焕发勃勃生机。

以系统性保护构建中华文化瑰宝守护的全链条体系。守护中华文化瑰宝是一项涵盖物质与非物质、空间与时间的立体工程。推进系统性保护,需秉持“大保护”理念,在空间维度上打破地域壁垒,在时间维度上实现代际传承,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体系链条。在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注重分级分类保护与跨区域协同。对故宫、莫高窟等世界文化遗产,建立“数字档案+实时监测”双轨机制。运用物联网技术构建环境监测矩阵,对温湿度、光照强度、空气质量等参数实施动态追踪;针对长城、大运河等线性遗产,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建立跨区域保护联盟,统一修缮标准、共享研究成果。同时,注重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划定视觉通廊与生态缓冲区,避免过度商业化开发侵蚀遗产的原真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一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数字基因库”,通过高清影像记录、动作捕捉技术,完整保存其技艺精髓与文化记忆;二是设立传承基地,打造创作、展示、教育一体化空间,实现技艺传承与创新研发有机结合;三是对濒危项目实施“抢救性保护工程”,系统整理传统文艺作品、复现传统技艺工艺,构建非遗生态保护区。

以科技创新绘就中华文化瑰宝守护的数字新图景。从三维建模到人工智能修复,从区块链存证到大数据分析,前沿技术为文化瑰宝的活态守护提供了“数字密钥”。数字化采集技术实现了文物的“永生保存”,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可对云冈石窟多个洞窟进行毫米级建模,生成高精度数字孪生体;人工智能技术革新了文物修复模式,通过算法分析《千里江山图》的矿物颜料成分与笔触规律,可辅助修复师完成破损处的补全;信息化管理平台构建起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智慧大脑”,物联网传感器网络可对布达拉宫的墙体裂缝进行毫米级监测,预警系统可提前数月预判风险,大数据分析则能挖掘文化遗产的关联性。

以多元主体合力激活中华文化瑰宝守护的永续动能。激活中华文化瑰宝守护的永续动能,需构建政策引导、教育浸润等立体路径。在政策层面,建立多元化参与机制是基础。包括设立文化保护公益基金,鼓励社会组织开展文化遗产普查,引导文旅产业创新,开发“文化保护+旅游”等多元化产品。在教育层面,构建全生命周期培育体系是关键。在中小学开设“行走的课堂”,组织学生参与考古勘探模拟、非遗技艺体验,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认知文化;在高校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群,打通理论研究、技术应用、创新转化链条,培养复合型人才;面向社会开展“文化遗产公开课”,通过沉浸式展览、非遗直播课等形式,让不同年龄层受众近距离感受文化魅力。

2.把中华文化瑰宝传承好

任何文化的生成与演进都是一个历时性建构的深层积淀过程,传承便是这一历史过程得以延续与发展的根本。“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就是“时间尺度”的文化表达,它深刻揭示了国家、民族和人类文明的时间累进本质,揭示了文化代代相传的活态延续。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就是通过老少相接,一代代传下去和发展起来的”。只有“传下去”并“发展起来”的中华文化瑰宝,才更能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传承好中华文化瑰宝,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既是文化活态延续的承载主体,亦是文化创新的价值归宿。中华文化瑰宝并非静态遗存,而是依托人的实践存续的“活态生命”,其传承核心在于薪火相传中人的技艺延续与情感联结。文化价值通过人的日常践行转化为现实力量,若缺失了人的传承,文化便会丧失社会滋养功能。文化发展的终极意义在于“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为人们提供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在艺术审美与交往互动中滋养心灵;另一方面提升人的文化能力,以教育、科技和实践等综合机制提升个体文化认知力、创新力、传播力。“以人为本”作为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核,从周公“敬德保民”、管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到王夫之“即民见天”,是一脉相承的深厚民本传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融合传统民本精髓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文化传承由“少数人守护”转向“多数人同行”,充分激发人民创造力,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

传承好中华文化瑰宝,要立足活态传承。要以活态传承为关键路径,通过价值活化使文化瑰宝真正融入生活情境与时代肌理。活态传承贵在将文化传承融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之中,以日常实践激发传统文化魅力,在生活场域中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活态传承贵在将文化传承融入多样化发展之中,在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语言、艺术、习俗等独特性,诠释“和而不同”的美学境界;活态传承贵在将文化传承融入文化自我更新与进化之中,通过不断吸收时代养分、适应新环境新形势,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实现“苟日新,日日新”的恒久生命力。唯有立足活态传承,让文化瑰宝在生活土壤中扎根、在多元共生中繁茂、在自我超越中永续,中华文明方能如长江大河,汇聚百川之流,奔涌向民族复兴的星辰大海。

传承好中华文化瑰宝,要致力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前提,通过技术赋能、价值再造与文明互鉴,激活创新创造力。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内涵进行创新性发展,剥离陈旧形式,提炼思想精髓,使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需求、伦理精神深度契合;二是将文化瑰宝作为源头活水,注入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脉络,以科技驱动创造性转化,激活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以精神滋养提升发展品质,积蓄新质动能;三是促进文明主体的自觉革新,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在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中不断总结凝练时代的思想精华。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全球文明成果,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互鉴中促进交融。唯有致力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耕传统沃土,在守正基础上突破形式窠臼,在创新中坚守价值根脉,方能使文化传承从“活化”走向“创造”,为强国建设巩固文化本源。

3.把中华文化瑰宝传播好

中华文化瑰宝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要让这些文化瑰宝被广泛认识、理解和喜爱,把中华文化瑰宝传播好,需要不断创新传播方式,让中华文化以更加生动、新颖的形式走向更多受众;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加强国际文化合作,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渠道。只有多维度共同发力,才能让中华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的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闪耀光彩。

创新传播方式,让中华文化触达更广泛受众。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已难以完全满足当代需求,创新传播方式成为传播好中华文化瑰宝的关键。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华文化瑰宝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迸发强劲传播势能。以短视频平台为例,其简洁明了、生动有趣的特点有助于迅速传递信息、捕获用户注意力。直播技术则为中华文化瑰宝传播搭建了实时互动的桥梁,博物馆可以通过直播开展线上展览,邀请专家讲解文物知识,让全球观众足不出户就能领略中华文化瑰宝的博大精深。此外,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能够为用户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人们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历史场景。创新传播方式还需要关注传播内容的形式创新,将之与现代潮流文化和新技术融合,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产品。

挖掘文化内涵,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每一件文物、每一项传统技艺、每一个文化习俗,都是中华文化内涵的具象表达。要持续挖掘这些瑰宝背后的历史文化意蕴,通过可视化叙事和场景化解读,以乐于接受的方式和易于理解的语言,让观众透过物质表象触达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逻辑和精神诉求,如“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等价值理念。这种“从器物到文化”的深度挖掘,使文化瑰宝从静态展品转向动态对话,引发各国人民的共鸣、共情和认同,成为理解中华文化的“视觉说明书”。传统技艺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项传统技艺都凝聚着世代匠人的独特匠心和精神追求,关注其制作工艺、历史渊源和精神提炼,让传统技艺超越“手工技法”的范畴,升华为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符号。另外,还需要从当代视角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诠释和解读,让传统文化与当代需求相契合。如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和谐”等社会理想和道德理念,经过现代诠释后,形成更符合当代人的解读,为解决当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生态环境等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加强国际文化合作,拓展中华文化传播渠道。通过与世界各国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渠道,增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政府层面,要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开展文化年、文化节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同时,支持优秀文化企业“走出去”,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出海”,在海外设立文化机构,推广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民间层面,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文化团体和个人的作用。鼓励民间文化交流团体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支持文化志愿者参与海外文化传播项目。此外,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强化与海外文化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协同合作,开展文化研究、人才培养等,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国际文化合作中,要注重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以平等、包容的态度开展交流。通过相互学习和借鉴,构建年轻化叙事的全球文化认同,主动将叙事视角向微观聚焦、向细节深耕、向实处着力,让世界各国理解、接受和拥抱中华文化,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推进地域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文化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不仅可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创造大量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帮助改善民生,还可以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双赢。

文化旅游业是指通过旅游活动来体验、了解、学习和欣赏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的一种产业。它结合了文化和旅游两个元素,旨在满足人们对文化和旅游的需求,提升旅游活动的质量和体验‌。实践中,文化旅游业的繁荣发展,是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过程。在理论层面,探究文化和旅游的互动关系,则需要将其放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也就是区域层面加以讨论。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不仅是一个地方独特的文化符号,也是旅游的独特魅力所在。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关键是要用好地域文化资源,彰显地域文化价值,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地域文化是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地域文化包括方言、饮食、习俗、民间艺术、建筑风格等,体现一个地区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是历史积淀和多样文化共存的基础。地域文化在旅游业中发挥着重要功能。首先,‌地域文化可以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和知名度‌。深入挖掘和展示地域文化元素,并将其融入旅游项目的规划、设计、运营等各个环节,可以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树立独特的品牌形象‌。其次,地域文化是旅游的重要资源‌。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地方传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通过挖掘和展示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可以丰富旅游产品的内容,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旅游体验,满足游客对文化认知和探索的需求‌。最后,‌地域文化能够促进跨文化交流‌。通过旅游这一平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流、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有助于打破地域偏见和刻板印象,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心和认同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当下,随着文化元素不断注入旅游之中,文化正以其广泛而深刻的渗透力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就要求在推进区域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地域文化与旅游互融共促,以进一步释放文化经济活力。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深入发掘地域文化优势,塑造特色区域品牌形象。区域品牌形象是一个地方内在历史底蕴和外在特征的综合表现,反映区域总体风格和特征。独特的区域品牌形象是重要的无形资产,对于提升区域认知度和区域旅游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域品牌形象生成、建构过程中,地域文化是其灵魂,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区域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首先要保护好包括语言、风俗、饮食、服饰、建筑、艺术等在内的地域文化资源,然后加以深入挖掘并从中提炼出地域文化的精华,进而文以化之,将这些特色文化符号和元素融入区域整体形象设计,最后运用新媒介和新技术等现代方式表现出来,使区域独特品牌形象得以成功塑造和更广传播。

找准地域文化与地方旅游产业的契合点,培育文化旅游业新增长点。要深入系统研究地域历史文化资源与地方旅游产业有效融合的一般规律和作用机理,明晰当地文化元素与相关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总体方略和长远规划。在具体操作层面,找到地域历史文化与当地旅游产业的契合之处,甄别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能够与地域文化有机结合的旅游产业,探索两者耦合的载体、平台及路径,进而将文化元素渗透进地方旅游产业的价值链,与旅游产业的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深度融合,促进地方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同时,通过对地域历史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和在地转化,形成完整的文化旅游产业链和地域文化旅游产业集聚效应,促进具有竞争优势的地方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壮大。

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推动文化旅游业数字化转型。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条件实现的,而数字化正成为推动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新引擎。首先,加快文化数字化建设,对地域文化资源和内容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将优秀地域文化资源转换为可复用、可转换的资产。其次,广泛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为文化旅游业提供创新思路和实现工具,丰富文化旅游产品创作生产的形式和载体。再次,借由数字化拓宽文化旅游产品传播消费的渠道和空间,进一步拓展文化旅游业的市场。最后,运用数字技术为文化旅游业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应用平台和丰富的消费场景,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既回答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回答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意义,深刻理解其在国际文化格局及其演变进程中的独特贡献和作用,对于科学把握这一思想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揭示了文化本质和人的本质的内在统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创造出远超以往时代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远比以往时代斑斓多彩的现代文化,但这种现代文化却内含着物质丰富性与精神贫乏性的深刻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形容资产阶级“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本主义吞噬各种社会关系的情感表达、信仰纽带和文化内涵,而代之以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评,“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物质主义膨胀让人成为所谓“单向度”的人,“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极端利己主义泛滥,人的精神在物质的重重“逼围”中愈益困窘,这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一大痼疾。西方一些理论也进行了文化的现代性反思,但是这些反思大都停留在认知层面,没有提出实践性的解决方案。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而且鲜明提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所写的《文化育和谐》一文深刻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这些重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之中,既从理论上揭示了文化本质和人的本质的内在统一,也从实践上提出了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也超越了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为人类社会摒弃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老路,朝着更加独立和自由的方向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解决了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每一次生产力的重大发展,在创造一系列新事物的同时,也总是催生如何对待旧事物的争论和反思。激进的观点主张打碎旧秩序、重建新世界,保守的观点则主张守旧复古。总体而言,前者顺应了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但往往以牺牲传统为代价;后者看到了传统对于维系社会的重要意义,却难以驾驭社会发展的内生势能。这种矛盾就是文化的“古今之争”,在东西方的历史上都广泛存在。具有漫长文明史的中国,近代以来饱受外来文化冲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生与旧有、自我与他者、激进与保守的艰难抉择,所面临的古今中西之争成为一个延宕百年的文化难题。

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彼此契合、相互成就的理论逻辑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为一炉,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熔铸古今、汇通中西”“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超越了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使古今中西之争的难题涣然而解,树立起中国思想史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传承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传承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两个结合”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为世界各国解决自身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问题提供了光辉范例,为那些既希望融入现代文化发展潮流又希望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提出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文明由于存在地域、传统等的差别,而展现出多样性、差异性的特征。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既有“丝绸之路”这样交流融合的一面,又有“十字军东征”这样对抗冲突的一面。近代以来,随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愈加频繁。在此背景下,文明之间如何相处,关系人类社会前途命运。

决定不同文明能否包容共存的关键因素,是以什么样的文明观对待不同文明。一些强势文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提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不同,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问题,严重阻碍了人类文明进步。

历史昭示我们,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习近平文化思想以胸怀天下的立场和视野,旗帜鲜明地提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不同文明都应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对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的弘扬,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强调,明确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正确态度和原则。全球文明倡议,则是中国为解决人类多样文明共生共存问题而提供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平性内生出的独特理念和价值叙事,展现了中华文明“天下大同”“和合共生”的深沉智慧,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坚持维护公理道义、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责任担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了强大文明力量。

文化发展惠及民生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建设精神文明就是要用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升全民族的文明素养,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凝聚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本质上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培养具有现代化文明素养的人是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兴业,发挥文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应该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需求更为迫切,演唱会和戏剧下乡的火爆、村晚村播的出圈、“我陪孩子读经典”活动的受欢迎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只要把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提供丰富的满足消费需求的文化精品,就能够推动文化繁荣,不断向文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提供丰富的文化精品,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本身就是民生行动。要把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结合起来,像重视经济一样重视文化,落实中央决策、制定科学规划、抓好重大项目,同时要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调动更多的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机构的积极性,调动更多的文化人的积极性,不断丰富文化市场的供给。要特别重视内容生产,用鲜活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占领市场、占领网络空间。要充分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把文化和科技结合起来,提升文化产品的渗透力、感染力和传播力,唱响主旋律,提升正能量,提振精气神。要运用现代科技,培育新业态,创造新途径,运用新形式,把目标追求和路径探索、内容创造和形式创新结合起来。

文化精品的生产、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从根本上讲,只有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文化产品,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才能够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人民群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品牌。社会效益和市场需求并不矛盾,良好的社会效益最终会转化成持久的市场需求,收获持久的经济效益。

文化服务民生在各地都有比较好的探索,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才能更好地发挥化人、惠民、兴业的功能。这是人的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必然失败。要坚决避免形式主义,坚决摒弃形象工程,真正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一任接着一任干,形成稳定的工作机制,在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文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支点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分析文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根据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的发展实际经验,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以文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高质量发展内含着深刻的文化要求

经济活动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过程,是一个包括人类文化内容的进步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发展一旦局限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贫富分化、资源告罄、环境污染等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经济发展不仅仅等同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它还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教育、健康、就业等民生问题的改善,并更加重视分配正义、伦理道德、观念习俗等人文目标,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内含着更多的文化要素。我国历来是一个具有厚重文化传统的礼仪之邦,经济的文化含量更为丰厚,比如“经世济民”中天然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邦本”“义利统一”“家国天下”等文化精髓。经济发展从来就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数据式增长,而是统筹包含物质条件与文化演进的综合范畴。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新时代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由“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种需要既包含充裕的物质生活,也包括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民越来越关注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技术含量等差异化特征。文化因素日益渗透到经济活动中,服装、家具、建筑、日用品、食品、旅游、商业等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受到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影响。此外,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个人的创新意愿与创新能力、地区的总体创新氛围与创新环境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内容,这就决定了实现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需要深刻的文化塑造与观念引导。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本身就包含更多的文化要求。

文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充分表明,随着人类文化需求上升,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文化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文化上层建筑的显现样态,而文化则会对经济发展的目标及其成效产生重大影响。文化作为一种观念意识的上层建筑,总体上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但也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展示出相应的独立性与不平衡性,并且对经济基础等物质存在产生重要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经济发展是由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推动发展的,而生产要素的构成多种多样,包括资源禀赋、科技水平、人力资本、制度安排等。但经济活动归根到底首先是人的活动,人的行为深受文化影响,文化作为人文向度的价值符号,逐渐成为愈发重要的生产要素,通过经济活动主体观念意识的现实表达渗透在其他生产要素与经济行为之中。所以,一些经济理论不仅在个体层面强调文化对于调动生产积极性的作用,也同样重视文化对宏观资源配置的影响,包括节约交易成本、形成某种非正式制度等,共同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要实现“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体人文环境,深刻洞悉文化的经济影响。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来看,“人文”不仅意指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等文化要素,而且更多地包含一种涵盖广泛的人文环境构成,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苏杭等实现文化繁荣与经济发达协同共进的先进地区经验,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正是自古以来就相对浓厚的经济观念与在实践中日益形成的先进理念共同塑造了包括服务意识、契约意识、长期意识、开放进取等诸多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隐性文化要素,形成了一种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优质人文环境。

这就表明,文化对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并且是根深蒂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优化生产关系,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生产方式的迭代演化,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观念约束与行为导向功能。例如,个人诚信、契约意识、尊重产权、合作共赢等价值理念既能对经济过程本身起到秩序规范效果,也能以文化道德等共识性准则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加强产权保护,从根本上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新时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在引领文化消费的同时创造大量与文化服务相关的就业岗位,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增长,更加要求深入认识文化的隐性作用,充分挖掘文化的经济价值,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与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

以文化繁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文化的重要作用,要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主动塑造优质社会文化环境。

第一,紧密立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紧密关注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结合我国人文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探索如何通过充分运用文化产品等市场要素创造经济价值,提升文化消费的质量。通过文化产品供给与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有机契合,推动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共进,进而激发出以文化赋能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深层动力。

第二,以文化赋能发展动力。注重将文化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有意识将其融入经济活动的实践过程,不同地区充分挖掘自身的人文文化资源,助力经济发展。同时,激发经营主体开拓进取、敢为人先、创新拼搏的先进观念意识,全方位形成包括营商环境、制度安排、政府服务意识等在内的文化隐性软实力要素,加强案例研究,分析典型样本,推广成功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以文化激发内在动力、提升效率,以文化获得治理认同,实现资源更合理地优化配置。

第三,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资源,这是今天以文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此,加强保护文化资源是基本前提,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等传统文化资源的敬畏之心与重视程度,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通过对古建筑、传统街区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对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开发与合理利用,主动结合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与人民精神文化领域的重点需求,有针对性地对现有文化资源作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与文化热点趋势的合理改造,以繁荣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孵化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凝聚共同认知,有效带动人文经济产业集群,实现文化与经济的有机融合与协同共振。

第四,塑造优质社会文化环境。文化作为某一区域社会群体所共同认同并自觉维护的观念体系,在整体上构成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隐性人文环境,是当地一切经济活动展开的总体社会背景。其对经济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且作用巨大。以文化为抓手,对不同地区的现有文化观念作出符合当地发展阶段的理性调适,有意识地树立并注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文化观念,打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培育经济增长的文化氛围,让文化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显著优势与有力依靠。

系统推动海洋文化传承发展

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中国是一个兼具农耕、草原和海洋等多种文化样态的国家,无论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完成建设海洋强国、文化强国的使命任务,都离不开对海洋文化的传承发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孕育了灿烂而深厚的海洋文化。史前时期,中华先民便学会“结绳而为网罟”,通过采猎鱼贝获取蛋白质。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彰显了8000年前先民跨江过海、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秦汉时期,琅琊台的修筑,印证了陆海多元文化的统一融合;《汉书·地理志》详细描绘了从华南沿海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成为“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的经典标识。隋唐宋元时期,更为广泛的海上航线开辟,中外海洋交流更为繁盛。泉州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石湖码头等古迹,见证了古代中国与世界海洋商贸交流的繁盛,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明清时期,海内外民间层面的经贸和文化交流未曾中断。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宣扬了和平友好、相互尊重的理念。梁启超言,“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在我国海洋文化中都得到了充分而生动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收回海关主权,彻底改革海关制度,终结了西方把持中国海关的百年耻辱。面对海上威胁,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独立自主建设“海上长城”。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隐功埋名30年,抛家舍业,一生奉献祖国,践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核潜艇精神。王继才守岛卫国30余年,把全部青春年华奉献祖国海防事业,其爱国奉献精神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青年科学家王成海、叶立勋献身海洋事业,在海洋资源调查时壮烈牺牲,其事迹体现了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郝振山30余载扎根海上一线,坚守“我为祖国献石油”初心,刻苦钻研,成为半潜式钻井平台中国第一人,以“海上铁人”精神打造海上钻井铁军。一代代南沙官兵,克服恶劣自然环境、艰苦生存条件,传承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英勇作战、艰苦创业、团结协作”的南沙精神,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向海图存、不畏艰险、不懈奋斗,构成了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

当前,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海洋经济总量已突破10万亿元,对国民经济贡献突出。党的十八大作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开启了海洋事业新篇章,持续推动海洋文化繁荣发展。海洋领域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不断取得重大突破,“雪龙2”号、“奋斗者”号等大国重器相继问世,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展现了自主创新、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以深蓝系列、国信系列、苏海1号等为代表的深海养殖装备,推动海水养殖从近海走向深远海,虾、贝、鱼、参等海水养殖技术先后实现突破,使昔日名贵海产品得以端上百姓餐桌,“蓝色粮仓”建设成绩斐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分彰显。我国加快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通过顶层设计、规划引领、依法保护、制度保障,重点攻坚和系统治理并举,“南红北柳”“生态岛礁”“蓝色海湾”等生态修复工程有序实施,海上风电装机累计规模达4351万千瓦、领跑全球,积极探索海洋碳汇发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有力促进了沿线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和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和海洋文化交融。

传承发展海洋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深入挖掘、传承弘扬海洋领域产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传承发展海洋文化的顶层设计,深化海洋文化相关理论研究,构建海洋文化全方位教育体系,多维度系统推进海洋文化传承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将传承发展海洋文化纳入海洋强国、文化强国建设布局中。科学谋划中长期发展目标,增强前瞻性和战略性。健全海洋文化遗产与资源保护、研究及利用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海洋文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整合协调教育部门、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等的相关资源,凝聚海洋文化发展合力。

深化理论研究。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海洋领域长期实践中创造积累的宝贵财富,承载着向海求生、向海图强的基因和血脉。海洋文化内涵丰富,涉及学科广泛,需加强跨学科合作研究,深入挖掘其蕴含的思想智慧、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系统研究阐释中华文明深厚的海洋文化及其时代价值,为新时代海洋强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

构建全方位教育体系。教育既是培养海洋人才的核心机制,也是传承海洋文化的重要载体。应加快构建系统化、科学化的教育体系,推动大中小学海洋文化教育一体化建设。推动海洋文化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分层设计、科学规划全学段教育内容。强化实践育人,通过产业研学、建设展馆、举办赛事等方式,打造多层次实践平台。重视运用高新科技手段,有效增强传播效能,讲好中国海洋故事。积极开展面向社会的海洋文化教育,加强服务公众的海洋文化设施建设与产品供给,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全社会共同传承发展海洋文化的良好风尚。

传承发展海洋文化,生动践行了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原则。随着海洋强国、文化强国建设伟大实践的持续推进,其内涵必将更加丰富深刻。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的繁荣发展,也必将为建设海洋强国、文化强国,走出中国特色向海图强之路,注入更为澎湃的蓝色动力。

新时代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底气和优势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领导文化建设历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和基本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和夯实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

坚强的领导核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保障。一方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例如,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造性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等合理内核,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超越,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最新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更充分彰显。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普遍主义话语造成文化认同危机与价值失序困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坚持和完善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始终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始终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不断适应时代需求,满足人民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挺立起强大的文化主体性。

科学的理论指导。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系统阐述,对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提出方法遵循,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另一方面,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文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与科学阐发,揭示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历久弥新的基因密码,精准把握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使我们得以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所在、命脉所系、价值所指,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坚实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壮大,构筑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基础。进入新时代,国家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支持力度,统筹整合现有相关资金,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项目,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强心剂”。在强大物质基础保障下,广大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自觉、自主地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作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深度连接。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摒弃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老路,避免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泛滥,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宽广的文化视野。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这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历史上,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化在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念推动文明共存,以“和合共生”的境界推动交流进步。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各国文明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宏大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传播当代中国蓬勃发展的多彩文化开辟新格局、拓展新渠道,也使其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为解决当今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挑战发挥重要价值。

强大的技术支撑。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一方面,数字科技的快速迭代,促使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日趋多元化,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产业形态更具生命力、感染力和穿透力,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为丰富的感官和精神体验,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例如,人们能够借助元宇宙场景、音视频资料以及数字出版等形式,更好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在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中,实现跨时空、跨地域的联结与互动。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经济社会价值,形成文化和经济互融互促、双向奔赴的良好互动格局。另一方面,构建和完善数字资源库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利用人工智能修复技术、三维可视化技术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进行修复、还原、保护、开发、分类、整合,能够实现对文化资源的永久留存,促使优秀文化基因代代传承。

新时代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思考

“古今中西之争”贯穿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必须破解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一重要论述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两个结合”,从溯古启新、中西互鉴、科技赋能、共筑共享等维度推进文明更新,筑牢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溯古启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古今之争”的实质是如何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文化连续性与激发创新活力。对待传统文化,既要避免简单复刻,又要避免粗暴否定,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溯古启新,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化资源如同一座富矿,需要以现代眼光与智慧去开采提炼。这些资源中,无论是意境深邃的古典文学、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还是内涵丰富的历史文献、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都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元素。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历史契机。不能再满足于对传统文化的简单模仿或复刻,而是要积极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实现从线性继承到系统创新的范式转换。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找到新的生长点。要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其与现代理念、科技和生活方式相融合。这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更是对其价值的再发现与再创造,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更加从容地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平等、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中西互鉴,促进世界文化繁荣发展

“中西之争”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西互鉴,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根本遵循,既不排斥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又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有效化解“中西之争”。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中西互鉴有助于从中西方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比如,西方在管理方法、科学技术等方面积累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同时,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可以为解决文化冲突、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东方智慧,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

中西互鉴不仅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共生、共同繁荣的关键路径。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要以一种谦逊而自信的姿态,向世界敞开怀抱,主动汲取西方文明中的智慧和营养。这一过程不是单向度的学习与模仿,而是一种基于批判性思考的深度交流与融合。要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世界文化繁荣发展。

中西互鉴不仅是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展现了中华民族既能坚守自己的文化根基,又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与不同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共同书写人类文明进步新篇章。

科技赋能,激发文化创新无限潜能

在全球信息化发展浪潮中,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不仅为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全新可能,更激发了文化创新的无限潜能,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

现代科技赋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超越时空的魅力。比如,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采集、存储与管理,构建起一个数字化文化资源库,确保了中华民族珍贵文化记忆的永久保存,更为世界范围内中华文化研究与交流搭建了一个共享平台,实现了中华文化资源的全球互联与开放利用;智慧教育平台与应用程序的开发,将传统文化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互动式学习、虚拟现实体验等创新方式,加深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也有助于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智慧文旅项目的打造,提升了游客对历史遗迹、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的参与感,通过智能导览、AR技术复原历史场景等,让游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验从单一物理空间扩展至宽广的数字领域,带来超越时空界限的全方位文化享受,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魅力与价值。

这些创新实践表明,以科技赋能文化,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实现对文化本质的深刻理解。但同时也要警惕技术异化,防止文化被算法裹挟、沦为流量工具,要始终确保科技服务文化传播的正确方向,让科技成为放大人文价值的工具。

共筑共享,构建文化发展和文明赓续新生态

新时代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应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下扩大文化对外开放,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构建文化发展新生态,实现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球文化传播格局面临深刻变化。要促进文化传播方法、路径、形式、机制的创新发展,找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和利益交汇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展示出来。探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文化交流与互鉴,与世界其他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启发,构建更加多彩、和谐的世界文化图景,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通过教育、媒体、文化公共活动等多种渠道,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激发文化自觉,培养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使其成为文化生态建设的主体。

艺术与科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之间的对话与交融,能够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为传承中华文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创新不仅是形式上的革新,更是思想观念的碰撞,能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探索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定位,从而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切的成果将惠及每一个人,让文化传承的力量在共筑共享中凝聚成民族复兴的深厚根基。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文明的价值在于交流互鉴。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既需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传统中汲取智慧;也需要以开放姿态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还需要通过科技赋能与生态构建,让文化在创新中传承、在互鉴中发展。这既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责任担当,更是在文化激荡中开辟发展新境界的战略选择。

以“文化+科技”赋能产业链重构与新业态培育

技术赋能文化生产力的跃升,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新动能。这不仅回应了数字技术革命对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更揭示了文化和科技融合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价值。长远来看,应着力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和科技的跨界融合已成为推动产业创新的引擎。“文化+科技”是生产力要素的系统性重组,关键在于构建“技术赋能文化、文化反哺技术”的双向循环机制。人工智能算法可自动生成符合传统美学原则的国风动画,区块链技术确保非遗数字藏品的确权与溯源,云计算支撑起亿级用户的实时文化交互。文化和科技融合有助于破解传统景区面临“流量红利消退”焦虑等问题。生成式AI、元宇宙等技术正重塑文化消费形态,比如浙江良渚数字文化社区通过“游戏动漫+影视传媒”跨界,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编转码系统。数字技术革命重构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格局,我们应通过“文化+科技”融合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推动文化基因与技术基因深度耦合,构建文化创新生态。

当前,沉浸式、交互式文化消费成为新趋势。2024年,沉浸式文旅产业规模同比增长24.1%,展现了科技赋能下文化消费的巨大潜力。这种融合将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体验,实现文化价值与民生福祉的双向提升,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回应。技术赋能激活存量文化资源,技术迭代催生新业态,为文化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赛道。比如,湖南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依托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等技术,打造“音视频装备+数字文博”产业链。同时,文化和科技融合也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基因。

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为此提供了鲜活样本。比如,深圳龙岗深澳国际文化科技园通过跨境规则衔接促成400余项合作项目,澳门“澳门记忆”工程以数字孪生技术复原历史街巷,香港西九文化区依托国际平台推动粤剧数字化传播。这些探索表明,文化和科技的跨界融合,既是技术革命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

在数字文明与工业文明交汇的当下,全球文化竞争已从资源禀赋转向创新能力的较量,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已超越简单的技术叠加,演变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系统性重构。在制度创新维度上,需破解数据壁垒与标准冲突;在技术伦理维度上,需建立“文化价值评估—技术风险防控—社会效益量化”的评估体系;在生态共建维度上,需培育“链主企业引领—多元主体共治”的创新联合体。

站在人类文明的坐标系上回望,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文化的创新发展,每一次文化觉醒都推动着文明的跃升。

“文化+科技”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需要科技的赋能;真正的科技应用,需要文化的引领。文化和科技跨界融合的本质,是文化生产力与科技生产力的协同跃迁。通过产业链重构与生态培育,不仅催生数字文博等新业态,更重塑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底层逻辑。面向未来,这一融合进程需进一步强化技术赋能、完善制度保障、激发主体活力,让文化在科技赋能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在跨界融合中彰显时代生命力。

以时代精神创新激活地方戏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如何突破地域局限、与现代生活接轨,是地方剧种传承发展的重要课题。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的物理隔阂,4K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融合了国漫与电脑动画,青春版《牡丹亭》让昆曲观众群体平均年龄下降了30岁……舞台上,古腔古调依旧,台下却多了许多手持荧光棒的年轻面孔,“去剧场过周末”已经成为文化消费新场景。

从“非遗”到“顶流”,从“小众”到“出圈”,地方戏曲“逆袭”的背后是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创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在科技融合、叙事重构、人才培养、文旅联动等创新举措的推动下,传统地方戏持续焕发新活力,走进更多年轻人的视野。

以科技构景提供沉浸体验,开拓多维感知的场域。传统戏曲讲究虚拟写意,“一桌二椅”即完成了舞台布景,而年轻观众更偏爱感官刺激与沉浸式体验。众多地方剧种正探索利用影视技术、混合现实、人工智能创新舞台设计与互动体验。上海越剧院打造的沉浸式戏剧《黛玉葬花》采用MR(混合现实)技术构建了一个“数字大观园”,观众可穿梭于虚实交错的园林装置间,更好地理解文本和表演。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延伸了戏曲的美学边界,回应了青年对“参与式”文化消费的偏好。

以叙事重构唤起情感共鸣,打通代际理解的通道。地方戏曲多用方言演出,高腔大调、四平八稳,因此让年轻观众“愿意听”“听得懂”是地方戏曲“出圈”的关键。越来越多创作者选择在尊重本体的基础上进行内容重构、语态翻译,建立戏曲与当代表达之间的共情通道。新编京剧《霸王别姬》取消传统念白,改用字幕,使整体节奏更贴近现代戏剧。秦腔《楷模村》、长沙花鼓戏《花猪司令》、锡剧《装台》……地方戏从“讲古”转向“讲我”,关注现实生活,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时代画像。

以青年演员担当舞台主角,接续古老艺术的传承。针对青年人才“挑大梁”机会较少的问题,一些地方剧团尝试通过“因人设戏”的方式实现精准培养。传承不是复制,更不是“替身式”模仿,青年不再被定义为传统技艺的“继承人”,而成为用新语态传播传统的“文化共创者”。当然,青年演员的加入不能只是“颜值化”“偶像化”,而应构建完整的职业路径与支持系统。只有当青年“想学、能演、演得好”,地方戏才真正拥有了向未来延展的内在动力。

以戏曲名片打造文旅IP,激发文化消费的动能。地方戏曲往往诞生于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其唱腔、节奏和动作风格蕴含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近年来,“非遗+旅游”“戏曲+街区”的融合业态不断涌现:从浙江嵊州越剧小镇、江苏淮剧小镇,到湖南长沙的“戏曲一条街”,各地通过场景化打造与文创集聚,使地方戏成为可驻足、可打卡、可消费的日常文化体验,实现文化与产业共生共荣。

从文化生态来看,地方戏年轻化不仅是传播层面的热闹,更是产业链条上的重构。传统戏曲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正催生出一种“戏曲+”的新业态样本。传统戏曲不再是单一的演出产品,还成为体验产品、审美产品、时尚产品。新业态不仅带来文化消费方式的升级,也促进了传统文化资源产业化利用。

地方戏的新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一个生动注脚,体现了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实践路径。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应遵循“学古不泥古”的原则,深入群众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通过解构与重构赋予传统符号当代价值,更好地彰显时代气派、滋养人民心灵。用艺术规律驾驭技术革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活力地走向未来。文脉奔涌、声声入心的地方戏,必将在守正创新中谱写新时代华章。

以优良家风家教助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好的家庭离不开好的家风家教。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好家风能带来好作风,推动形成好政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优良家风家教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涵养党员干部和公众的廉洁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在培育优良家风家教上下功夫。

从《孔子家语》到《颜氏家训》,再到《朱子家训》……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家风家教,倡导“家国一体”,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优良家风家教的传承中,“公私分明”“戒贪拒腐”“见利思义”“尚俭抑奢”“爱国济民”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蕴含着清正廉洁的政风导向。比如,在宋、元、明三朝,浙江金华浦江的郑氏家族先后有100多人入朝为官,但无一人因腐败受到惩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家族具有优良的家风家教传统,流传下来的《郑氏规范》有168条之多。家训传承绵延不绝,美德传家历久弥新。这一典型案例启示我们,从一定意义上说,家风正则民风正,民风正则政风清。

注重家风家教,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立下“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制定了“十条家规”,告诫进京做事的亲属“完全做一个普通人”。习仲勋同志一贯严谨治家,不仅在工作上实事求是、公正无私,在子女教育上也从不搞特殊化,不允许家人搞任何特权。他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将伟大理想自觉融入家风家教之中,为我们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榜样。在我们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以红色家风为“传家宝”,熔铸成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良家风家教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提出了“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的重大命题。

以优良家风家教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必须依托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一套完善丰富的道德规范体系,涵盖修身齐家、与人交往、为官从政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我们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营养,梳理和提炼中国古代先辈先贤熔铸在家规家训中的成功经验、人生哲理、处世德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视角诠释和展示这些家规家训中的廉洁元素,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优良家风家教建设、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融合融通,为党员干部及公众培育良好家风、做清廉家风的实践者和传承者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筑牢文化根基。

家风家教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家教,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立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生动实践,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和推广优良家风家教经验,把当代优良家风家教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注重挖掘其中的先进人物,大力宣传新时代家庭家风家教优秀典型,通过找寻“最美家风”,评选“清廉家庭”“廉洁家属”等活动,通过创作更多人们喜闻乐见、易于传播的廉洁家风作品,推动廉洁文化“活”起来、“火”起来,真正入脑入心、直抵灵魂,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打牢优良家风家教基础。比如,多年来,湖南省把加强新时代家风家教建设作为涵养党员干部及公众清廉自守本色的重要抓手,在媒体推出《湖湘好家风》系列专题。其中,“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低调朴实的生活态度、认真严谨的科学精神、正气充盈的家风家教,不仅影响子孙后代,更成为社会的楷模榜样。

以优良家风家教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家庭、社会、学校等各个方面共同努力。2021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央纪委机关等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畅通家校社沟通渠道,鼓励学校与家庭合作”。湖南女子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的重要论述精神,积极探索学校、家庭、社会“三联动”的家风家教建设途径。2022年以来,每年都在全校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安排以家风家教为主题的专题教学,向学生讲述家风家教中有关廉洁清明的内容,同时策划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图片展览、视频展播、主题班会、家风家训专题阅读会,排演以家风为主题的《骄杨恋歌》舞台剧等,在女大学生心中播下了清廉家风家教的种子,为培育未来的“贤内助”“廉内助”,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以优良家风家教涵养清朗党风政风社风探索有效途径,取得了明显成效。

国无廉则不安,家无廉则不宁。发挥好优良家风家教价值导向、行为约束、净化环境的重要功能,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也是每个家庭的责任。只有以廉洁家风涵养时代新风,织密织牢家庭“护廉网”,才能真正以“小家”汇“大家”,让新时代廉洁文化蔚然成风。

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

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水平直接关系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作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的重要部署,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方向;同时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等系列举措,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框架指引。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各地也积极探索创新路径,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绘就多彩的文化发展新画卷。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群众文化需求日益呈现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特征。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亟须从“供给主导”转为“需求驱动”,实现文化资源精准供给。

首先,转变传统供给理念,由“政府端菜、群众吃饭”转为“群众点单、政府配菜”的需求驱动模式。建立常态化文化需求调研机制,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走访等方式,精准把握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北京市朝阳区开展的“文化需求地图”调查,对社区人群文化需求进行精细化分析,为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其次,优化文化供给结构,根据不同人群需求特点,策划设计个性化、定制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上海的“市民艺术夜校”采用“需求导向+专业打造”模式,精心设计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基础群体的艺术课程,赢得市民广泛好评。此外,用科技为精准供给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破解公共文化服务难点问题,提升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杭州市通过“城市大脑·文化惠民”场景,运用大数据分析市民文化需求,动态调整公共文化场馆开放时间,推出“一键预约”系统,预约使用率达到90%以上,大幅提升服务便捷性。

当前,文化资源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间仍存在分布不均衡问题,因此,亟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打通下沉“最后一公里”。

健全文化资源配送体系,构建从国家、省、市、县到乡镇、村(社区)的多级联动机制,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文化资源传导网络。如内蒙古升级“乌兰牧骑+”流动服务,联结了全国甚至全世界钟情乌兰牧骑的爱好者,年均服务超万场次。

创新文化资源下沉方式,探索更加灵活高效的资源共享机制。河南省“豫剧院团联盟”整合18家市级豫剧院团成立联盟,共享剧本创作、舞美设计和演出渠道,年均联合巡演超500场,使优质戏曲资源走进基层。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突破时空限制,让优质文化资源通过网络走进千家万户。青海省文旅厅改装20辆流动文化车,配备图书、VR设备和艺术课程,定期深入海拔4000米以上牧区,有效解决了偏远地区文化资源短缺问题。

相较于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往往更了解市场需求、更具创新活力,因此,亟须建立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公共文化服务格局。

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通过项目招投标、定向委托等方式,将部分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上海市支持社会组织承办“社会大美育课堂”,云南省打造“文化云”数字化平台,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生态。鼓励文化志愿服务,发挥专业人才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积极作用。福建厦门市提供免租金场地和创业导师,支持青年团队开发闽南语脱口秀、南洋风情剧本杀等新业态,孵化项目年营收超5000万元。创新文化金融服务,为社会力量参与提供资金支持。海南探索设立全国首家“文化银行”,江苏省财政设立10亿元文化专项基金,这些金融创新有效缓解了社会力量参与的资金压力。

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协同推进。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又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积极性,形成多元供给格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积极吸收现代文明成果,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正处于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各地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实际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有效提升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覆盖面、实效性和便捷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既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工程。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不断健全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围绕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发力,有效提升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实践证明,深化改革是破除制约文化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的有效途径,能够有效激发公共文化服务内生活力。一是要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供给”的现代治理体系,形成文化设施共建共管共享机制,优化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文化市场准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层次供给体系。二是深化文化供给体系改革,实现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转变,培育基层文化内生动力。要转变思路,改变政府全权包办、群众被动接受的单一模式,通过建立文化指导员制度、培育乡村文化能人、扶持群众文艺团队等方式,注重培养当地文化骨干,使广大群众从“看客”变为“主角”,让文化在基层扎根生长。

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健全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完善国家、省、市、县、乡、村(社区)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的短板。另一方面,要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因地制宜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各项标准进行统一量化、分解和设置。在这方面,江苏率先实现“省有四馆、市有三馆、县有两馆、乡有一站、村有一室”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基本形成城市社区“15分钟文化圈”、乡村“十里文化圈”,为有效提升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作出了积极探索。

真正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优质文化资源的均衡性和可及性,破除文化资源下沉梗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性。要以基层实际需求为导向,在“优质”和“直达”上下功夫,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手段不断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和文化需求反馈机制,从“单向输出”转化为“双向互动”,提高文化设施利用率、群众参与度。要以解决文化“资源好不好”“基层到没到”和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活不活”的问题为抓手,推广“订单式”“菜单式”“预约式”服务,切实增强文化服务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要大力培育基层文化人才。建立“政府+社会”的协同供给机制,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通过培训、激励等方式和“文化志愿者”等模式提升基层文化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

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消费转型升级。“文”是“旅”的灵魂,“旅”是“文”的载体。文旅深度融合通过基于市场需求的内容塑造,能够充分释放文化要素的市场价值,打破原有的产业边界,实现资源要素之间的重组和交融,催生新产品和新业态,进而拉动文化消费,推动文化产业内驱式发展。要坚持创优产品业态,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拓宽文化和旅游消费空间。要大力丰富文化消费场景,注重经济活动对文旅消费的拉动作用。要推动智慧文旅,提升消费体验。依托数字技术实现文化展现多维化、游玩体验沉浸式、旅游出行便捷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文塑旅、以旅兴文、文旅相生的消费新风尚。

在知识创新中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

——历史经验对现实的启示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实践中,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创新必须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既要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自主性,又要实现其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知识创新的重要源泉,使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具有更为坚实而广阔的发展路径。

从历史上看,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以中古时期的佛教入华及其中国化最为令人瞩目。这一过程充分彰显中华民族善于在知识创新中保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大航海时代后,西方列强推动全球扩张,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发展形成冲击。当下,如何在中西文明交光互影的碰撞中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1.佛教中国化及其知识创新

佛教入华的背景首先是汉末以来儒学的衰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汉末以后出现了衰颓的迹象。《古诗源·汉诗》记载,“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是对东汉名士标榜的名教伦理的莫大讽刺。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学本身具有一定缺陷,传统儒学重经世致用、轻理论思辨,其内容偏重于政治学、伦理学,而对人本身的精神生活不够重视,对死后的世界也缺乏关注。汉魏晋唐时期的佛教入华满足了时代需求,为其在中国的流传创造了客观条件。

佛教入华对传统儒学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主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西域佛教借助道家言说即所谓仙佛模式,“曲线”输入。名僧慧远讲佛理,听者就诸法实相提问,慧远以老庄为譬,“惑者晓然”。可见,作为异域文化的佛教在入华时就已经借助中国本土传统。同时,佛教也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学本身。梁武帝以崇佛知名,却较早用佛教阐释《中庸》的价值;程朱陆王创建了宋明理学,却从佛教思想里吸收了有益的精神营养。佛教的冲击还丰富了中华文明的诸多方面,从中古语言、文学、艺术、雕塑,到晋唐人的生活习俗、精神世界,都受到佛教的影响。然而,汉唐文人并非简单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是通过儒释道合流的方式消化了佛教的精神。以佛教飞天为例,它融合了希腊化天使、犍陀罗式佛教音乐女神以及中国道教羽人等形象,最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象。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使我们感受到文明在交流互鉴中进步的历史轨迹,这一轨迹可以用“否定、保留、超越”的辩证过程,即正、反、合的哲学模式加以说明。其一,中国本土文化包括孔孟老庄的儒道文化,是轴心时代的思想代表,是所谓“正题”。正题是事物发展的起点,原始的“同一”中就潜藏着它的对立面。比如,慧远用老庄来释读佛理,表明中国本土思想与外来思想有相契之处;佛教高僧“不废俗书”,因为俗书中恰恰有佛教融入华夏的津梁。

其二,正题中这一相互矛盾的对立面经历了否定与分化的过程,成为“反题”。而佛教思想对于儒道之学的冲击,构成了对于正题的反题。魏晋时期的“沙门之争”、唐代盛行的“三教论衡”,就是儒释道相争相融的互动方式。诚如《佛祖统纪》卷四十五中王安石所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佛教在唐末五代仍然大行其道,这说明反题对于正题具有很大的冲击力。

其三则是回归,“正反”二者的统一,即“合题”。从韩愈的“辟佛”,到宋明理学对佛教的吸收、消化,进入合题。正题为反题所否定,反题又为合题所否定。但合题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是扬弃也是超越。宋明理学家从儒学中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根脉。从北宋五子到朱张陆王,理学家陆续提出“道”“性”“理”“气”等概念,以中华本土文化为主体进行了知识创新。这些概念所包含的正心诚意的内省观念,既有佛教禅宗的思想洗礼,又是理学家捍卫儒家正统、应对佛教侵蚀的结果。理学家们从“四书”中找到了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是在知识创新中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动实践。

2.西学东渐及其知识创新

明代万历到清代乾隆年间,西方文明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近代以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庚子年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年,从晚清变法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新观念、新思想冲击着封建思想和知识体系,催生了“新史学”。

新史学从两部分发力,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其代表人物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另一部分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陈寅恪、陈垣、吕思勉等。他们从不同方面开启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走出了按经史子集划分、以“乾嘉考据”为治学圭臬的学科体系。这就是反题,是对旧学科体系即正题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也出现过削足适履、穿靴戴帽的教条主义倾向。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客观事实:现代化虽然起源于西方,但是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作为现代化基础的工业革命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英国的工业革命有着独特的历史特点,如以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为始,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为枢纽。此外,英国丰富的浅层煤炭带来的能源革命、海外殖民地带来的原料与市场、国内君主立宪制度形成的政治基础,以及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都是促使其成长的因素。

但是,工业革命移植到其他地区和国家时,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社会的具体条件,而一定会在本土优选适合工业革命生根的方式。农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西亚、东亚(包括南亚)和中南美洲,但农业革命成果向外移植和传播则以适应该地区的客观条件为前提。工业革命同样如此。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中国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运动”“中体西用”等,都是回应西方冲击的方案。

这里涉及现代化的“共相”和“具相”问题。战国思想家公孙龙子有“白马非马”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有“理念论”的命题。白马是具相,马是共相。方桌是具相,桌子的概念(理念)是共相。如果说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相,那么各国的现代化则是现代化在不同国家的具相。作为现代化基础的工业革命的初始条件与移植后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很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的突出表现就是其文化传统的差异。作为具相的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要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然而一段时间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所以,正题、反题之后,就面临着合题的必然要求,即否定之否定的要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追求正题、反题之后的回归,即为合题。这种合题,是一种创造和超越,是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具体形式,也是探寻现代文明的中国道路的途径。

3.探寻现代文明的中国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坚守知识创新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自觉地探索现代文明的中国路径。比如,市场经济、法治观念、契约精神等是现代化社会的基础特征。这些现代化的文明要素是西方独有的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历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强调:“人类是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式,所以,在相同的文化状况中的人类的经验的成果,在一切时代与地域中都是基本相同。”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政治家管仲就十分重视工商业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管子》一书蕴含丰富的重视工商的思想,重视财富对于治国的意义,其《治国》篇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在法治意识方面,法家的代表作《商君书》阐述了古代的社会治理理念,其《更法》篇“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是改革的不二法门。《韩非子》则提出“以法治国”的观念,“以法治国,举措而已”。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古人经商思想:“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我们要赓续中华文化根脉,将其融会贯通于当下的知识创新过程。

举例而言,作为现代文明要素之一的契约精神源远流长,侯马盟书、徙木立信,还有各种民间契约都是其典型代表,明清徽州文书和敦煌文书也有许多展现契约精神的案例。敦煌文书S.1475《沙州寺户严君便麦契》记载,借方曹茂晟“为无种子”,三月一日借得僧海清麦子一硕八升,契约规定归还日期为八月三十日之前。六个月的借期,违约要加倍偿还,甚至“一任掣夺家资杂物,用充豆直。如身东西,一仰保人代还。中间或有恩赦,不在免限。恐人无信,共立此帖,两共平章,书指为记”。其后是豆主、借贷人、担保人、见证人的签名。可见中华民族早就在民事关系的处理中践行法治观念。契约规定还注意到债务偿还中的潜在风险,即朝廷恩赦,强调借贷人和担保人的连带责任,这些都与现代生活相契合。

探索现代文明的中国路径,是人类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其目标不仅仅是追寻适合现代化的中华文明要素,寻找其源头活水;还应该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独有的要素,将其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共同财富。比如,古代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重要通道,今日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经济文化的互通互联、基础设施的共享共建,是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当年,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在我们用正题、反题、合题的哲学模式来观察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过程时,可以发现严复思想的敏锐中道。与西方以个体自由作为现代性的特征不同,传统中国重视家国情怀,历代流传下来的家教、家风、家训莫不聚焦于此。家国情怀的本质就是高度重视个人对于家庭、国家、社会的责任,也就是严复理解的要区分“群”与“己”各自的权利边界。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社会文明所需要的家庭文化,将个人自由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辩证统一起来,这就是超越与升华,就是合题。此外,诸如民本思想、中庸权变等思想智慧,都可以融入现代化的知识创新实践。

扎根人民,创作更多文艺精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创作生产是创造性劳动,其核心在人。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将提高质量作为文艺创作的生命线,不断推进文艺创作走进个体的人、走进人的心理、走进人的生活需要,形成文艺精品不断涌现的良好生态,进一步激发新时代文艺精品创作动能。

以个体发展为基,激活文艺创作的价值动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艺创作的价值原点。人不是一个抽象符号,而是一个个“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人的集合”。这就意味着,文艺创作要站稳人民立场,首先必须走进个体的人,着力推动“做人的工作”与文艺精品创作深度贯通。一方面,文艺人才和文艺工作者应该认真研究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特点,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掌握群众的情感诉求,体察群众的观念变化,通过多样化的艺术表达形式为人的思想解惑、精神解忧、文化解渴、心理解压,促进个体多方面能力与素质的全面和谐发展。另一方面,文艺创作要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导向,用独到的思想启迪和润物无声的艺术魅力,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充分发挥文艺塑造人格、净化心灵、引领风尚的载体作用,创作出更多以人民为主角的精品力作,为人民群众奉上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以情感共鸣为魂,涵养文艺创作的精神生态。情感共鸣是文艺创作的精神内核,也是连接作品与受众的重要桥梁。新时代文艺创作需善于洞察不同时代主题中人的差异与多样,准确把握人的心理发展的内在规律,从不同受众的心理发展水平出发,多角度引发情感共振,以文艺的力量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文艺人才和文艺工作者应注重在宏大叙事与微观表达中寻找创作平衡点。一方面,关注时代主题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关注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的文艺成果价值实现。通过真实、立体、鲜活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推出反映人的心理的文学、戏剧、影视等文艺精品,展现社会百态、民生热点,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为涵养健康向上的文艺生态注入持久动力,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以生活本真为源,筑牢需求导向的创作根基。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艺人才和文艺工作者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叙事导向,以人的生活需要为基点来考量文艺创作的主题主线,聚焦人民群众喜怒哀乐,关注人民群众命运变迁,不断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文艺精品。这就要求,文艺创作不仅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更要聚焦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以艺术的形式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电视剧《山海情》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以高度的艺术真实还原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深刻彰显了人民群众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设计及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无不体现着创作者对人民生活本真的深刻理解和对人民精神需求的精准把握。正是这种扎根人民的创作本心,使其不仅成为一部文艺精品,更成为一部记录时代、鼓舞人心的精神史诗。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离开人民,文艺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时代文艺创作要以人民群众的生活本真为创作之源,真正筑牢文艺创作的需求导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东方文明古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阔步前行。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认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加快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利文化条件。

1 建设文化强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等痼疾,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失范问题,引发一系列社会后果。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集中精力抓好物质文明建设,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发展指标,更包括精神生活的丰沛充盈、精神生命的发展完善、精神品格的独立健全。实现人的现代化,就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不断提高人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激发人民创新潜力和创造活力,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特别是向上流动渠道,实现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互促共进,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将文化强国之“强”最终体现到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

文化繁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首要任务。文化以深厚的人文价值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中,润物无声地发挥思想引领、精神支撑和价值指引作用。文化是党和人民奋斗前进的“导航灯”,通过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有助于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精神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文化是社会安定有序的“黏合剂”,通过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用沉实厚重、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滋养人心、滋润社会,有助于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树立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文化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通过深化经济文化双向赋能,密切文化和科技融合,培育文化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推动文旅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有助于把文化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发展优势,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在百年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依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硬实力提升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升的进程。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放眼全球,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思想文化交织激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尚未转化为话语优势,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硬实力不匹配的问题依然存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需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世界意义。

2 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新时代中国的深刻巨变,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自觉,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党的文化建设理论创新持续深化。在引领和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宏阔的历史纵深和文明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认识,是新时代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工作稳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分学科、分领域研究日益细化深化,产生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和领域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现象得到改变。文艺创作繁荣兴盛,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文化科技融合孕育新型文化业态,数字文化产业成为消费“新引擎”,文化和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多地文旅项目火爆出圈,“文艺+文旅”融合效应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生机盎然,“文博热”“文物热”“非遗热”持续升温,“国潮”“国风”“新中式”激活文化基因,中华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村超”“村BA”“村晚”“苏超”等群众性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为城乡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高标准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空前加大。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网络空间治理不断加强,向上向善网络文化日益壮大。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青年一代更加积极向上。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力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斗争。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全面融入中华文化元素,“一带一路”形成多元互动的国际人文交流格局。成功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良渚论坛、世界中国学大会、世界古典学大会,提出并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入境游便利化,到中国旅游成为海外民众新时尚。文化出海通道进一步拓宽,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在海外广受欢迎,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成为全球爆款,让融通历史和现代、科技和人文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文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文化产品占比持续提高,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成果丰硕。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根本制度,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显著增强。文化管理体制逐步完善,有力加强了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快了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出台实施《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推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更加完善。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是推进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杠杆。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有力推动是密不可分的。

3 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强国建设作出部署。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保障。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要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扎实做好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统筹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和文明乡风建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完善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按照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的要求,组织力量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研究,深入研究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取得的规律性认识成果,包括重要论断、科学理念、新的范畴和概念、逻辑体系等。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贯通和体现到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之中。尤其要把党的创新理论已经取得的成果作为相关领域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深化拓展,扎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要完善学术评价体系,把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成果作为学术研究评价的重要内容,推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全面系统、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把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作为工作职责、主攻方向和研究重点。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要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全面展示中华民族精神标识,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构建系统性文化遗产保护和监管机制,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深度融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打造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化载体和开放空间,探索“非遗+”跨界跨域跨行业发展和多渠道可持续运营机制,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持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文化强国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把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及时总结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集中人民智慧,让党的创新理论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把创造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持续提升文艺原创能力,创造出更多契合时代精神价值和人民审美需求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要着眼于新形势下扩大高质量文化供给,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美好的中国,需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大外宣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创新开展网络外宣,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改进国际传播方式方法,积极主动设置议题,抢占国际道义与舆论制高点,提升对外发声专业性、穿透力,让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中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交往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各国文明养分,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更多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依靠文化文明力量形塑世界对中国的正确认知。

与时俱进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向广度深度拓展。这里很重要的,是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中心环节。现在,文艺创作、学术研究仍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这就需要营造有利于文艺和学术繁荣的环境和氛围,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改进文艺创作生产的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改革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引导广大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勇攀中华文化新高峰。要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创新创造的文化生态,推动高水平文化人才、高质量文化成果不断涌现。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把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应用系统贯穿到文化建设中,驾驭用好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积极培育文化新业态、新模式,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内在动力,也为我们科学把握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并非偶发的历史现象,而是植根于积淀深厚的创新文化沃土,彰显于文明创造的伟大历史实践,助力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植根于积淀深厚的创新文化沃土

中华文明的创新精神,生发于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变革性的辩证统一。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中华文化既在“稽古维新”的训诫中维系着精神命脉的赓续,又在“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的实践中彰显自我革新的勇气。历代先贤深谙“不日新者必日退”之道,创造性书写了治国理政、经世济民的宏大叙事。从秦汉确立“大一统”国家治理范式,到隋唐开创科举取士制度,从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的哲学重构,到明清实学对经世致用精神的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始终在“损益可知”的智慧中推动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这种创新既是对“明体达用”传统的坚守,更是对“与时偕行”规律的遵循,使中华文明在历史纵深中既葆有根基的稳固性,又具备发展的开放性。

中华文明的创新活力,源自思想文化领域多样共存的丰沃土壤。先秦诸子“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想解放,孕育了儒释道交融互补的文明格局;佛教东传后的中国化历程,印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融合智慧。历代思想家在“返本开新”的探索中,既以“通其变,使民不倦”的变革观校准方向,又以“苟利于民,不必法古”的实践论突破窠臼,形成了“尊道贵德”与“经世致用”相贯通的创新方法论。这种精神特质,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升华为“大胆地试、勇敢地改”的改革创新勇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凝练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自觉,展现出古老文明应对时代挑战的智慧与魄力。

中华文明的创新基因,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下焕发新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中国共产党人以“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辩证思维,将“民惟邦本”的传统治理智慧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方略,将“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拓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这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是对中华文明创新禀赋的当代诠释,更是对“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彰显于文明创造的伟大历史实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同一般的实践活动相比,创新作为求新求异的开创性实践活动,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体现。纵观五千年文明历程,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淬炼出独树一帜的文明体系,既以深厚的文化积淀滋养自身,又以开放的胸襟融汇寰宇智慧,“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

物质文明方面,中华文明以“经世济民”为价值导向,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文关怀紧密结合。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到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体系,从“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到“四大发明”的技术革命,中华先民以“道器合一”的智慧,将实用理性与天人合一哲学观相统一,形成了“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发展范式。这种物质文明既非单纯追求财富积累,更非脱离伦理的功利扩张,而是以“富民厚生”为目标,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承这一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提出“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等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既夯实了现代化物质基础,又赋予“经世济民”以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实现了对传统经济伦理的创造性升华。

精神文明方面,中华文明以“和而不同”为精神内核,塑造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伦理体系,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思辨,佛家“明心见性”的修行理念,共同熔铸出“修齐治平”的价值追求。《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文化教化视为文明存续的根本;宋明理学以“格物致知”贯通天道与人伦,构建起“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想体系。这种精神文明并非封闭自足,而是在“和而不同”中实现包容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义利之辨”到“共同富裕”,传统精神文明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下,既保持了文化主体性,又焕发出引领时代的思想伟力。

政治文明方面,中华文明以“以民为本、德治仁政”为核心思想,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治理体系。《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执政思想,与“选贤与能”“德主刑辅”的制度设计相融合,形成了“大一统”格局下多元一体的治理智慧。从“九州共贯”的行政架构到“经国序民”的法制传统,从“为政以德”的官员修养到“居安思危”的治国方略,历代先贤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既注重制度稳定性,又强调“改易更化”的革新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将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相结合,实现了“民惟邦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跨越式发展。这种政治文明的创新,既延续了“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又以制度优势确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根基。

助力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从“旧邦新命”的文明基因到“和合共生”的天下情怀,中华文明始终在应对内外环境变化中不断变革,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新征程上,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将为破解发展难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昭示“以变为常”的历史自觉,为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吕氏春秋》言“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强调变革是应对时代变迁的必然选择。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赓续史,本质上是“旧邦新命”的自我革新史。从“封建郡县之辩”到“儒法道释交融”,从“耕战一体”的农本思想到“工商皆本”的治世理念,历代先贤始终以“不慕古、不留今”的清醒认知推动制度演进。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大理念,正是对中华文明创新基因的守正开新。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体现“因势而新”的方法智慧,为现代化注入实践动能。《中说》有云,“通其变,天下无弊法”,主张制度创新要顺应客观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要破解“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又要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覆辙。党的二十大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与中华文明“执两用中”的中道思维深度契合。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塑经济逻辑,到“双碳”战略引领绿色转型,从科技自立自强破解“卡脖子”难题,到共同富裕实践弥合城乡鸿沟,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已转化为统筹“破与立”“稳与进”的治理能力。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彰显“和合共生”的文明境界,为现代化开拓全球视野。《文子》提出“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主张文明进步须在开放包容中实现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输出模式,也不强加标准,而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胸襟推动文明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正是对中华文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理念的创造性发展。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联互通新范式,到三大全球倡议回应人类共同挑战,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升华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案。这种既坚守特色又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突破了“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的窠臼,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了和合共生的新境界。

新征程上,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要求我们以“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的自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从文化沃土中汲取创新养分,充分激活中华文明的创新禀赋并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洗礼中焕发新的生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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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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