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作风建设、政党纪律与X的自我革命执行情况的理论思考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系统是由公众的诉求（或支持）“输入”以及政府反馈（或行动）“输出”组成。⑤在政*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推动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一直是中国共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的主要任务，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来看，中国共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群众路线是构建*政机关和社会公众有机互动的关键机制，不仅发挥着政治代表、利益聚合、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功能，⑥更是对巩固*的执政基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⑦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提出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的全面领导下，围绕权力和权利两条基本线索，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并确保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事务中的自我管理。⑧作风不仅关系到*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更是关乎*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稳固程度。从治理层面来看，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为代表的作风问题会降低公共部门效率，导致社会信任危机，危害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成效。因此，作风建设具有政治和社会的双重功能，*在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严明的政dj律与社会事业各方面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作风建设通过规范公权力的运行来消除组织内部风险隐患、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夯实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并确保以*的自我革命来引领社会革命。

三、实践探索：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的双重路径

作风建设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本文将其划分为基于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的双重路径。以制度设计为主导的路径通过严格的规则、程序和组织结构对公权力的运行实施监督和制约，特别是运用法律和纪律来促进公职人员廉洁自律。以制度执行为基础的路径则强调增强与制度设计相匹配、相适应的有效治理能力。作为连续统一体的两端，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的结合是作风建设持续有效的关键。

（一）作风建设的历史发展

中国共产*成立初期，严明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在*的建设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承载着巩固马克思主义政*的功能。在革命斗争中，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人，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从19xx年开始，在全*进行“整风”运动。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目的在于确保全*的统一和团结，强调要经过“思想上的革命”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八股。*的七大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章程》论述了d的纪律问题，并阐释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内涵，为全*意志和行动的统一提供了dj保证。新中国成立后，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19xx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国*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开展“三反”运动，发动群众揭露*员干部的不当行为。与此同时，19xx年中共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同志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基于此，*围绕解决好提高*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加强和改进*的作风建设。改革开放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与此同时，*内出现干部卷入经济犯罪活动的新问题。19xx年，***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和国家领导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等现象。19xx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的决定》更是明确了整顿作风和加强纪律的任务。*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同志把作风建设与思想建设等结合起来，通过“三讲”教育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增强*性锻炼的自觉性。*的十六大以后，***同志持续推进*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十六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剖析了*员干部队伍中亟待解决的十个问题，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作风建设。

新时代中国共产*的作风建设，立足于*领导下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时代特征。*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站在全面从严治*的高度，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以严明的纪律管*治*，根本扭转了管*治*宽松软的状况。在这十多年中，形成了三个重要时间节点。20xx年xx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作为*的十八大以来制定的第一部重要*规，中央八项规定成为作风建设的代名词，在新形势下为落实全面从严治*提供了重要遵循。20xx年xx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中央八项规定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规定内容作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增强了指导性和操作性。20xx年xx月，*的二十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释放了抓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强烈信号，要求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二）作风建设的制度设计

制度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意味着功能结构的调整与重塑。中央八项规定既表明了中央对于整饬*风政风的有力政治承诺，也说明作风问题具有危害性和紧迫性。中央层面对于八项规定的定位是“长期有效的规矩”，要求“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意味着作风建设持久有效的前提是实现制度化。在实践中，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往往互为表里，我国将作风建设纳入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提出“风腐同查同治”，并注重*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

一是将作风建设嵌入*内法规体系中。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下，*的制度建设服务于*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制度治*、依规治*是保证全*团结统一、行动一致的基础。近年来，我国通过顶层设计，大力推进*内法规的编制、修订和完善，以*章发挥引领作用，明确将作风建设作为*的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内政治生活、*内监督、巡视巡察、纪律处分等方面的法规也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作为纠治重点。例如，20xx年xx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dj律处分条例》，立足d的纪律建设的政治属性和时代特征，将*章要求具体化为纪律规定，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提供了定性量纪标准。

二是注重*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将监督覆盖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对于责任人违法行为采用“六项要求＋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其他违法行为＋涉嫌犯罪问题”的模式进行分类。需要指出的是，从*管干部的角度出发，所有公职人员均需遵守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在纪法衔接的总体要求下，我国出台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公务接待管理、公务用车改革、*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等一系列制度规定，针对具体问题都有专门管理办法。比较典型的有：严控“三公经费”支出；集中整治“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将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纳入预算管理；遏制奢侈浪费之风；等等。如表x所示，我国印发了一系列配套文件和措施，使中央八项规定的内容细则更具操作性。

三是健全群众监督机制。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和监督。群众监督是中国共产*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民主理论体系中，确保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下，我国借助于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协商过程，确保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等制度安排，各级机关、单位要贯彻*的群众路线，倾听人民群众建议、意见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在正式制度的支持保障下，群众可以反映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基于多平台、多渠道的“政民互动”，我国将正风肃纪反腐的工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三）作风建设的制度执行

新时代的探索以钉钉子精神纠治作风问题，*的面貌和气象发生了深刻变化。制度化的正风肃纪举措落实执行、行之有效，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意愿、有序的组织保障和对组织内外监督力量的整合，以避免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之间的脱节。

一是发挥以上率下的示范效应。政治意愿是指领导者发起和维持变革的意愿，是衡量*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能否成功的最重要标准。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从制定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领导干部抓起，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破除特权现象。坚持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共同的政治责任，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方向、进度和成效。实践中，各级各地领导干部带头遵守*章和*内政治生活准则，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委（*组）主体责任、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职能部门监管责任贯通的作风建设责任机制，并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领导干部廉政谈话、述责述廉的重要内容。

二是惩治和教育“两手抓”。从行动策略来看，我国坚持惩治腐败和整饬作风一体推进，对于“由风变腐”“风腐一体”的违纪违法犯罪行为，给予严厉的问责。在严的基调下，作风建设的重点在于遏制增量和削减存量。数据显示，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20xx年到20xx年查处问题数量和处理人数迅速攀升，在20xx年出现小幅下降，①此后四年里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20xx年，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人数创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的最高值。20xx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xxxxxx起，批评教育和处理xxxxxx人，其中dj政务处分xxxxxx人，分别是2013年的x.xx倍、x.xx倍和xx.xx倍。①与此同时，作风建设实现了对*员干部的全覆盖。20xx年至20xx年，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被处理的省部级官员共有xx人，地厅级xxxx人、县处级xxxxx人、乡科级及以下xxxxxxx人。②为了使中央八项规定发挥常态化警示作用，自20xx年x月起，xx个省区市和xx生产建设兵团纪委按规定上报每月查处作风问题的相关信息，并通报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

三是构建“风腐同查同治”的基本框架。纪检监察机关将作风问题背后的腐败行为和腐败案件中的作风问题结合在一起，统筹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实和反腐败斗争。其优势在于：有利于*对作风建设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过去作风建设力量分散、监督范围过窄的问题，通过优化监督问责机制，切实增强作风建设的震慑力。有利于从“风腐一体”的规律性出发系统施治，腐败往往是作风问题从量变转为质变的结果，标本兼治的举措可以有效斩断“风腐”转换的链条，压缩权力运行过程中不正当行为滋生的空间。有利于整合自上而下的政治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作风建设不仅是*和国家的优先事项，也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风腐一体”“风腐同查同治”的廉政建设可以很好地适应民众需求和时代特征，推动社会有序参与。

四是作风建设重点的动态调整与适应性治理。中国*政体制的一个核心优点是适应性治理，即根据制度运行的情况和外部环境变化，对治理优先项进行动态调整。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也会隐形变异，中央八项规定围绕作风问题的治理也在动态调整。如图x所示，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类型每年比例的变化，可以呈现作风建设重点的调整。中央八项规定执行初期，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大操大办婚丧喜庆、违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楼堂馆所违规等是重点查处的问题。自20xx年起，在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中新增了“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两类主要问题。20xx年，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数据，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③其中，类型二“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成了查处的重点，在20xx年占查处问题总数的比例高达xx.xx％。同时，对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数据统计指标进行了优化调整，将违规配备使用公车、楼堂馆所等问题不作单列类型通报。

四、效能提升：以*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关于*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根本遵循。那么，如何以可持续的作风建设不断推动组织的纪律性、凝聚力和执行力提升？本文认为，构建由政治权威、行政效能和社会信任三要素构成的良性循环，是d的纪律性得以维系、提升和持续巩固的关键。

（一）三大要素的良性循环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不仅是重大时代课题，也是大*独有难题。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既要面临*组织规模扩大过程中的内控难题，同时要面临*和国家治理规模带来的挑战，特别是在*风廉政建设方面，仍需要解决一些顽固性、多发性的问题。以自我革命精神永葆*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成了中国共产*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实践选择。自我革命要求*以刀刃向内的主动性革除自身存在的问题，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化解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在全面从严治*的战略部署下，中央八项规定以作风建设的“小切口”带来了国家治理的“大变局”，管*治*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由政治权威、行政效能和社会信任三个要素构成的良性循环，形成了一条动态均衡的作风建设路径，维持和巩固政dj律，保障了以*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实践中落地生根。首先，政治权威可以产生可靠且稳定的政治影响力，是自上而下层级关系的核心。在规模庞大的组织中，为了避免权威流失的累积效应，作风建设作为*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以有效发挥威慑作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打造严密的组织，锻造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其次，在*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下，作风建设可以有效纠治权力滥用和权力弃用造成的各类问题。从现实来看，良好政治生态有利于激发*员干部的积极性和担当意识，增强组织的执行能力、回应能力、变革能力和动员能力，进而促进组织内自上而下决策部署的落实。再次，行政效能的提升与社会公众的信任支持之间是密切关联的，正风肃纪反腐关系着民心所向。*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可以增强社会公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最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是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关键，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构成了*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总的来说，经过新时代的探索，我国已经构建了作风建设的良性循环，使得d的纪律得以在政*内部、政*与国家、政*与社会三个维度发挥引领作用。

（二）以*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路径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区别于其他政*的显著优势，成了政dj设的一项成功实践，通过构建问题导向的自我纠错机制，持续增强了组织的纪律性和凝聚力。可以说，*的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领导力量，既是建*百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样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但与此同时，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复杂性和反复性的特征，提醒我们随时需要警惕基层治理情境下的风险和危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结合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现实治理需要，在坚持已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作风建设制度的巩固、完善和发展进行更深入思考。

一是，在维护政治权威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政治忠诚与政治能力的平衡。*的事业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在风险挑战多样化的环境中，*如何保证*组织和*员的纪律性，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当前，*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是保证全*服从中央，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风建设正是对*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的回应。自我监督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了避免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流失，*的自我建设既需要强化政治忠诚来提升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样需要提升包括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在内的面向实际行动的政治能力。

二是，在促进行政效能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平衡。作风建设一直是严明政dj律的重要内容，但其困难之处在于如何把握*员干部作风的纠治标准和尺度，以及如何通过长期制度化的方式确保作风建设的可持续性。进入新时代，我国干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但一段时期内，基层政府主要依赖强有力的制度约束机制规范干部行为，问责泛化、简单化的问题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多中心治理体系的重构，在错综复杂的动态变化情景中厘清责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作风建设同样面临着如何优化责任配置、健全规范程序、严密责任体系等实质性挑战。与此同时，当前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任务依然艰巨，作风建设需要注意干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动态平衡，精准把握问责的规模和强度，保证问责的正当、权威和有效。

三是，在提升社会信任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可信承诺与治理绩效的平衡。社会信任是构建清廉社会的基础，但获得信任和支持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这取决于持续的投入和可信承诺，以及长期相对稳定的绩效产出。作为政策执行的“神经末梢”，基层的作风问题是掣肘各项工作深入推进的突出障碍，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涉及面广且成因复杂。随着治理规模的扩大，*和国家面对的社会环境日益复杂、风险挑战难度也日益增加，进而作风问题也会逐步叠加和累积。实现廉洁社会的理想与中国共产*的政治目标之间是高度一致的，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作风建设覆盖到基层治理实践中，是未来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为此，各级*政机关应该鼓励公众参与，发挥社会公众的信息优势、激发广泛的亲社会行为来加强社会层面的监督。同时，积极整合有关作风问题的举报渠道和信息收集渠道，建立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五、结语

如何建设一个强大有力的政*，是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学者长期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公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弱化政治权威，并引发社会层面的信任危机，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棘手问题。尽管政dj律的重要性从未被低估，但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程度，取决于一*一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现实治理需要和所处的政治阶段。*的二十大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全面梳理和分析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执行情况，既有利于从中总结经验，更有利于着眼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的连续性，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起来进行系统思考，切实推进*的自我革命。

作为*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持之以恒开展作风建设，是影响纪律建设权威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政dj律嵌入政*内部、政*与国家、政*与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探讨了作风建设是如何通过维护政治权威、纠正执行偏差、巩固群众基础三重机制发挥政治功能的。从结果上看，政dj律可以促进*内凝聚力，是实现组织目标、塑造成员行为的重要手段。在我国，作风建设是在复杂而独特的制度环境中演变而来，作为*的优良传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约束权力运行、促进能力提升和确保执行落实的工具。从类型上看，作风建设主要针对权力不正当使用的两个极端情况即滥用权力和弃用权力。当下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任务依然艰巨，这也是未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