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公安机关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如何把握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实践要求，围绕“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工作目标，构建多方参与、联动共治的多元调解体系，是当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全面总结县构建“公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基础上，认真查摆剖析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运行机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特征
（一）纠纷类型多样化。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呈现一些新特征新变化，矛盾纠纷涉及的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争议内容也更加多样。根据 2023年“三大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的相关数据统计，我县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合同及债务纠纷668起，占比40.31％，婚姻恋爱家庭纠纷383起，占比23.11％，邻里纠纷355起，占比21.42％，资源权属纠纷94起，占比5.67％，劳动争议纠纷77起，占比4.65％，涉校涉医纠纷18起，占比1.07％，涉房地产及征地拆迁纠纷16起，占比0.97％，其他纠纷46起，占比2.78％。这些矛盾纠纷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安机关必须做到早排查、早发现、早化解，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升级。
（二）纠纷主体群体化。 有很多矛盾纠纷，由于纠纷主体的利益诉求一致，同类人群，同类事件的联动性较强，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如劳资纠纷、征地拆迁，失地农民补偿等，当事人往往受教育程度不高，觉得自己的诉求得不到满足，于是通过一些类似群体上访等特殊手段向政府施压，以实现其利益诉求。
（三）调解处置复杂化。 如资源权属、拆迁补偿、医患纠纷、劳动争议等矛盾纠纷多与行政纠纷、治安案件交织发生。产生矛盾纠纷的对象也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发展为公民与团体、单位乃至行政机关等，纠纷愈发复杂，处理起来更为棘手。有些比较突出的矛盾纠纷，往往参与者的一些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的诉求和维护民主权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有些还是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增加了化解工作的难度。
（四）社会舆情网络化。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特别是在微博，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崛起后，很多矛盾纠纷发生后主流媒体还未介入，一些个人或团体就开始在网络上大肆转发，试图混淆视听。甚至有些为了出名，在消息还没得到核实前就开始恶意炒作，诱使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加入到评判中，导致事态更加复杂，难以掌控。
二、我县关于构建 “公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主要实践
近来年，县公安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做实预防警务，创新基层治理，持续在源头防范、主动摸排、建强队伍、多元化解发力，构建完善“公安＋”矛盾纠纷摸排化解工作格局，切实把风险隐患发现在基层、解决在萌芽，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不断攀升。今年以来，共摸排化解矛盾纠纷1651起，调解成功率达99.64％，经验做法被新华社、法制日报刊发推广。
（一）聚焦宣防整治，持续在源头防范上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