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理论文稿汇编(50篇)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02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围绕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发表重要讲话。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切实发挥海洋强国建设主力军作用,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海洋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新征程上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确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在地方工作期间,就对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省等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海洋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国发展新时代海洋事业、做好海洋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就新征程上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目标、重要原则、重点任务等作出重要论断和重大部署,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内涵深刻、情感真挚、振奋人心,蕴含着深邃的历史眼光、至深的海洋情怀、恢宏的战略思维,是新时代新征程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行动指南。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明确了走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锚定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大目标,坚定走规划谋海、政策惠海、科技兴海、产业强海、生态护海、合作富海之路,做好新时代向海图强这篇大文章。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五个更加注重”与新发展理念一脉相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洋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推动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则。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五个更加注重”的核心要义,以创新为引领、以协同促效率、以更新强产业、以和谐促生态、以合作谋共赢,注重因海制宜、强化政策协同,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加强海湾经济发展规划研究,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六项重点任务”全面、系统、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建设海洋强国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建设海洋科技自主创新体系的有效路径,指明了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提供了培育海洋区域增长极的科学指引,制定了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的行动目标,贡献了引领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

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海洋经济已成为我国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载体

新时代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海洋经济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0.5万亿元。据初步估算,2025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约5.1万亿元,增速约5.8%。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取得重大历史性进展。

强化海洋空间管控和要素保障。加强规划统筹,落实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和海岸带及近岸海域空间规划,分类管控海域、海岛、海岸线,统筹交通、渔业、能源矿产、旅游等空间需求,构建陆海协同有序的开发利用保护格局。实施用途管制,除国家重大项目外,全面禁止围填海;将自然岸线保有率作为沿海地方政绩考核内容;规范风电、光伏项目用海,推进海域立体分层利用。做好要素保障,“十四五”以来,全国批准用海用岛面积9858平方千米,盘活利用存量围填海159平方千米,有效保障国家重大项目等各类用海需求。

推进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海洋已成为油气勘探发现和增储上产主战场。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大油气勘查区块出让力度、推动重点海域油气地质调查和勘探开发合作。“十四五”以来,在渤海累计发现3个亿吨级油田和1个千亿方级气田,南海多个盆地均有突破。2024年新增海洋石油、天然气产量占全国增量的比重分别达75%、11%以上。

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海水综合利用,“十四五”以来,全国淡化水产量超14亿吨,工业冷却海水用量7200亿吨。海水制氢产业化进程加速。海盐占全国原盐产量超20%。加快推动海洋能装备研发和工程示范,截至目前,我国海洋能总装机规模超1.2万千瓦,自主研发兆瓦级潮流能机组并网运行超40个月,保持世界领先。加速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化,壳聚糖、海藻酸钠等原料级产品产量占全球份额超80%,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约占全球上市总品类近30%。推动海上风电发展,累计装机容量4100万千瓦,居全球首位。

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南极秦岭站”、“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奋斗者”号深潜器、“雪龙2”号破冰船、“深海一号”油气平台等大国重器建成使用。自主研制的“妈祖”海洋预报模式投入应用,预警预报能力达世界先进水平。油气勘探开发实现从水深300米到1500米的跨越。攻克深海浅软地层钻采核心技术,实现可燃冰试验性试采。打造创新平台,崂山等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投入运行,推动建设4个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1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

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和防灾减灾。守牢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15.1万平方千米,建立涉海自然保护地352个,推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实施重大修复工程,“十四五”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196.8亿元。

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82个,整治修复海岸线480千米、滨海湿地330平方千米,新营造红树林88平方千米。增强海洋预警监测能力,争取超长期国债资金70.34亿元。建设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持续建设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基本实现对管辖海域和重点海域的业务化观测。

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我国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开展海洋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加联合国海洋大会等重要国际会议,对外阐明中国主张、提出中国倡议。牵头成立“海洋十年”中国委员会,制定行动框架,获批1个协作中心、4个实施伙伴、5项大科学计划和9个项目。签署《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BBNJ协定)。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推进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务实合作,与欧盟、葡萄牙等建立蓝色伙伴关系,与印尼、马来西亚等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

坚决扛起海洋强国建设主力军的责任担当,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五个更加注重”,高效有序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等重大战略部署和改革任务,研究出台相关政策举措。研究编制“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谋划提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大目标指标、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改革举措。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发展海洋经济,探索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加大对海洋经济的投入。深化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改革,更加及时、准确、全面反映海洋经济运行情况。

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一体推进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谋划实施一批海洋领域重大科技专项,加快突破深海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海洋能源综合开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挖掘与利用、绿色智能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海洋科技攻关任务,培育发展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施“蓝色人才”专项计划,着力培养造就一批海洋领域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建设一流海洋产业技术工人队伍。

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支持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增储上产,积极拓展深远海养殖,发展现代化远洋捕捞,推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规模化为主攻方向培育壮大海洋能、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海水淡化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推动海运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海洋金融服务水平,推动海洋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前瞻性布局深海产业、海洋数字产业等海洋未来产业。

加强海湾经济发展规划研究。支持有序推进沿海港口群优化整合,不断提升港口发展能级。支持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发展向海经济。“一省一策”支持海洋强省(区、市)建设,依托主要海湾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现代海洋城市,打造海洋经济区域增长极,提升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海洋发展水平。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加强空间规划管控,统筹近岸海域和深远海开发利用。在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中配置海域海岛资源,推动要素保障提质增效,推进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提高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除国家重大项目外严控围填海。持续推广“厦门实践”经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建设“蓝色海湾”“和美海岛”“美丽岸滩”。深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探索开展海洋碳汇核算。

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国际合作。积极参与海洋、极地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BBNJ协定履约。搭建多元文化对话桥梁,继续发挥好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作用,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间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海上合作,建设更加紧密的蓝色伙伴关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续写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这篇大文章

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以下简称“3820”战略工程),擘画了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宏伟蓝图。199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第七次党代会上,明确了“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而努力奋斗”的目标:即在“3820”战略工程的基础上,再经过二三十年时间(即2035年左右),努力使福州跻身国际先进城市行列。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福州干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城市现代化开创性实践,为福州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重要理念和战略部署,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一脉相承,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创新实践生动画卷。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动员令。我们结合福州实际,深刻学习领会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在30年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实践基础上,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定不移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努力打造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市域层面的先行探索,开创现代化人民城市创新实践

从最初的实现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规划引领现代化国际城市发展建设,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实践,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从历史维度看,习近平同志对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谋划布局,是我们党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性探索。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吹响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号角。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坚持跳出福州看福州,放眼全国乃至世界,深入思考研究福州的现代化问题和中长期发展战略,亲自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提出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海上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一系列发展战略,探索构建了科学务实、系统全面、极具前瞻性的宏观战略目标体系,为福州的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总蓝图、总纲领、总方略,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市域层面探索实践的新境界。

从理论维度看,习近平同志对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系统思考,为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趋势、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提供了重要理论准备。习近平同志30年前亲自组织开展理论研究和学术研讨,鲜明提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应该包括城市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居住方式、环境、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等,并要求在现代化基础上具备高度的国际开放性,系统把握城市建设核心本质,深刻阐释了市域层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思路理念和目标方向。这些思路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对城市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与中国式现代化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在内涵、特征、目标和要求上高度契合、一以贯之,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源头。

从实践维度看,习近平同志对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指导推动,为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抽象思辨,而是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习近平同志30年前率先垂范,大力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带领福州干部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创新打造“福州国际招商月”等招商引资平台,大力兴办多种类型的开发投资区,前瞻布局建设国际机场、深水码头、高速公路、电力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推动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30年来,福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实践历程和建设成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市域样板,对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深刻感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一脉相承的内涵特质和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乡村全面振兴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市域层面的重要内涵和基础工程。其中一些思路理念和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早在30年前谋划推动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时,就已作了思考和探索。

始终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排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中也排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30多年前在福州工作期间就指出“加强党对现代化建设全局工作的领导,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在企业改革、对外开放、涉台工作等领域,都突出强调确保党组织政治核心地位。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堡垒工程”,从1991年到1993年初,两年间全市一类党支部从52.8%上升到86.4%,全市162家具有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三资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还出现外商主动向市委“讨”书记的新气象。这些重要理念、重要实践,为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留下宝贵财富。福州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堡垒工程”深入实施,在福建全省首创组织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开展为民办实事项目票决和评选“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十件事”工作机制,创新打造“榕你来商量”基层政治协商品牌,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这启示我们,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

始终把增强经济实力作为首要前提。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对经济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城市经济的现代化”,要求在提高质量和效益前提下,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强调福州作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为福州走向现代化、国际化打下坚实基础。从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条件出发,习近平同志要求福州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创新公办、侨办、民办三种类型开发区模式,为外资侨资项目招商落地奠定坚实基础;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速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高瞻远瞩擘画“海上福州”战略,把加快经济发展的触角从陆地向海洋延伸,引领福州向海图强。这些重要论述和实践,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等重要论述,在实践要求上内在契合。目前,福州产业基础持续夯实,培育形成6个千亿产业集群、4个千亿产业园区,建成1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全市数字经济规模超7900亿元、占GDP比重56%、近5年年均增长近20%,海洋生产总值约3400亿元、位居全国前列,有力支撑经济总量持续争先进位。这启示我们,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必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成果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始终把加强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立自强。在引领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实践中,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旗帜鲜明指出“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任福建省省长时亲自为《福州古厝》作序,强调“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带领福州建立了文物保护“四个一”工作机制,制定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推动修复了闽王祠等重要历史遗迹,保护了林则徐等名人的故居;大力推动振兴闽剧,促进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福州始终怀着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推动三坊七巷、海丝史迹、船政文化史迹等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闽剧等1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国家保护名录,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成功举办;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持续深化,荣膺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这启示我们,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处理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以更大力度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全力守护文化之根、城市之魂,打造更多文艺精品和文化品牌,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始终把造福人民群众作为根本立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3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就突出强调发展为了人民,明确指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应该包括“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福州市第七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力争五年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翻一番以上”的奋斗目标;突出强调发展依靠人民,强调“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这是至关重要的动力因素”,明确要求“让广大市民都明确福州城市的发展目标、方向,使广大市民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伟大工程”。习近平同志带领市委、市政府每年为城乡人民兴办20件实事,推动建设琅岐、南通、南屿三大“菜篮子”基地,实施“广厦”“安居”“造福”工程,用心用情解决连家船民搬迁上岸、棚屋区改造、山区乡村架桥修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民生事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些重要理念、重要实践,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等重要论述在核心要义上都是贯通的,都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福州坚持每年财政支出八成左右用于民生,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实事办实、好事办好,持续擦亮“好年华  聚福州”、“福你就业”、“有福之州  幸福老人”、“春天计划”扶残助残等品牌,荣膺全国首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这启示我们,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必须继续走好党的群众路线,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

始终把推动绿色发展作为鲜明底色。如何避免发展过程中产生污染、破坏环境,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摆在每个国家、每座城市现代化道路上的一道根本性难题。3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就提出要树立生态城市的理念,指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文明的城市,它的标志就是要绿树成荫”,强调“环境保护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一定要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统一起来”;并提倡“多种树,少种草,不能让老百姓挨晒”,大力推进“绿化福州”工作;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条块结合、齐抓共治”十六字治水方略,推动实施西湖综合整治、内河水系治理,推动闽江下游防洪工程建设及水环境综合整治;取缔、关闭和责令停产污染严重的企业,选址建设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场等。这些重要理念、重要实践,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美丽中国、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脉相承,引领福州走出一条绿色发展新路子。“绿化福州”、全域治水等持续深化,福州森林覆盖率和空气质量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中居于前列,成为拥有近1500座公园、1800公里山水福道的“千园之城”“大美之城”。这启示我们,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绿色福利。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福建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福州始终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特殊使命、特殊担当,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为契机,进一步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重要实践,续写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这篇大文章,开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福州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以实干实绩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以创新强动力。只有精心培育创新生态,向创新要动力、以创新强动力,才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断取得突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聚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强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大力发展科创金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信息链深度融合。牢牢守住实体经济,深入实施民营经济强省强市战略,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坚持以协调促均衡。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是立足我国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途径。聚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一体布局县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推进乡镇片区联建、村庄联建整合,打响“福农优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强山海统筹,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坚持以绿色筑底色。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大力推动城市绿色转型,是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深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和“两山”基地创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深入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提升红庙岭等一批循环经济产业园,加快打造“无废城市”“零碳城市”。深入实施“绿化福州”行动,加强全域水系综合治理,持续擦亮“生态福地  美丽福州”绿色名片,努力把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坚持以开放拓空间。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城市动能,充分发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以开放之势汇聚城市发展之力。深入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标准打造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中印尼“两国双园”等开放平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门户、重要枢纽、重要通道,为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作突出贡献。扎实推进福州新区、福州都市圈建设,引领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坚持两岸融合、福州先行,加紧建设福马“同城生活圈”、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

坚持以共享惠民生。以扎扎实实的政策举措把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落实到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彰显城市的温度,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大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持续完善惠农富民政策,促进共同富裕。深化城乡紧密型教育共同体和县域医共体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让有福之州、温暖榕城更好造福于民。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扎实推进申遗工作,在提升闽都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福州新形象上久久为功,打造更高水平的文化强市。

民进党“大罢免”完败有其必然

继7月26日由民进党策动的“大罢免”以0∶25的结果首遭惨败后,在8月23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民进党以0∶7的结果再遭惨败。如此完败并非偶然,这是台湾主流民意对民进党当局施政不满的集中爆发。从赖清德就任以来的施政方向、两岸路线与对美政策来看,两轮“大罢免”一败涂地的背后有其必然逻辑。

滥用罢免制度,背离民主精神

从形式和程序上看,“大罢免”虽依据台湾地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进行,但从目的与实质来审视,显然其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台湾罢免制度本质上兼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旨在纠正政治生活中极个别行政官员或民意代表的不称职行为。当被选出的行政官员或民意代表就职后出现不称职情形或违背民众利益行事时,选民便可通过行使罢免权终止其职务。然而,此两轮“大罢免”与制度设计初衷背道而驰。其一,民进党策动罢免并非因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存在不称职情形,而是意图通过“罢免+补选”来扭转其在民意机构中的席位劣势。新一届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刚就任不久,民进党便酝酿推动罢免,以及之后赖清德提出所谓的“清除杂质”,便是这一意图的直接佐证。其二,罢免横跨多县市、涉及多选区,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群体实施无差别打击,已将原本针对个别公职人员的制度设计异化为政党斗争的工具。其三,在台湾经济低迷、民生压力加剧之际,民进党漠视民生需求,仍为一己之私执意耗费巨额公共资源推动“大罢免”,其将政党私利凌驾于台湾民众利益之上的本质暴露无遗。其四,“大罢免”貌似民主,实为民粹。民进党在投票动员过程中煽动政党对立,加剧社会撕裂,令本已备受诟病的台湾民主形象更加褪色。不难看出,两轮“大罢免”接连惨败是民进党罔顾制度初衷、违背民主精神的必然结果。

持续整肃恶斗,激起民众厌恶

赖清德就任以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甚至企图恢复所谓“军事审判制度”,严重破坏台湾地区的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制度,其纵容的“黑熊部队”和“青鸟”团体在岛内四处活动、恶意闹场,暴露“台独”势力日趋纳粹化的危险倾向。加之,岛内民众尤其青年世代长期面对房价高涨、薪资停滞、就业不稳等民生困境,怨声沸腾,民进党当局却无心也无力应对,反而频繁借助司法与行政手段打压在野势力,在部分司法案件缺乏明确罪证支持的情况下,依旧对在野党人士采取“抄家灭门”式追杀,由此引发外界对“选择性司法”与“工具化司法”的尖锐批评。

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迫害行动不分内外,不仅在民进党内排斥异己,也打压驱逐那些曾表达反“台独”立场的陆配、岛内艺人。类似种种行径,使台湾社会人人自危。赖清德还企图通过发表所谓“团结十讲”助推“大罢免”,结果错漏百出,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遭到民众唾弃。目前岛内民意对其施政满意度及支持度均严重下降,TVBS在8月11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赖清德的满意度仅28%,不满意度却高达55%。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于8月16日更判断其支持度有进一步下跌的趋势。

煽动“抗中保台”,限阻两岸交流

赖清德就任以来持续强化两岸对立,不断散布所谓“新两国论”等“台独”分裂谬论,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今年3月13日,其悍然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抛出所谓“17项因应策略”,变本加厉地限缩两岸人员在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宗教等领域的正常往来。为落实所谓“17项因应策略”,民进党当局还计划配套拟定10项法案、12项法规命令及近百项措施和计划,形成全方位限制两岸交流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举措违背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因而遭到广泛反对和抵制。此罢免投票结果充分表明,赖清德的“抗中保台”路线显然已经失灵。

民进党当局阻断两岸交流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导致台湾经济与产业严重受损。以旅游业为例,今年6月,台当局“观光署”拒绝大陆人员赴台举办旅展,严重破坏两岸旅游界长期建立的合作机制和交流渠道,导致旅游项目停滞、相关产业收益受损、部分从业者陷入经营困境。同时,民进党当局推行两岸“脱钩断链”的经贸政策,直接冲击台湾在大陆市场的经贸利益。大陆作为台湾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与投资来源,相关产业链的紧密联系一旦受阻,就会反映到台湾经济民生上,例如农业出口受限使农民收益下降、制造业订单流失引发企业外移与就业压力等。

一味“跪美卖台”,危及台湾安全

赖清德就任以来,为消除美国对其不信任、不放心,不断通过利益输送和输诚献媚来强化台美关系。台积电作为台湾半导体产业龙头与全球芯片制造领域关键企业,是台湾经济的重要支柱。然而,民进党当局为“倚美谋独”,不惜应美国要求不断施压台积电扩大在美投资并转移部分先进制程技术与产能。台积电正逐渐变成“美积电”,严重冲击台湾芯片产业发展。一是台积电在岛内投资计划的延宕会削弱台湾在半导体领域的持续扩张能力,不利于维持技术与产业优势。二是部分先进技术的转移会削弱台湾在芯片制造领域的集中优势,可能逐步丧失以技术垄断支撑的战略自主性。三是随着对美投资额的攀升,台湾在整体经济结构上呈现出对美依赖程度加深的趋势,自主性与抗风险能力大幅降低。民进党当局对美国无原则地妥协和退让,使台湾核心产业受制于美国并加速空心化,极可能导致出现台湾在关键产业领域被迫服从美国战略需要而非本土经济利益的情形。

面对美国高举“关税大棒”,民进党当局同样一跪到底,任美宰割。尽管民进党当局早已知晓美国“20%+N”高关税底牌,但为避免民众察觉其谈判无能而影响“大罢免”,故始终对谈判进程遮遮掩掩,讳莫如深。岛内舆论指出,高关税叠加新台币大幅升值,未来台湾可能继续面临产业链外移以及岛内经济动能减弱等严重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民进党当局仍置台湾经济和民生于不顾而一门心思地操弄第二轮“大罢免”,这必然让岛内民众更加厌恶。

民进党“大罢免”大失败的结局,昭示了违背台湾主流民意、违逆历史潮流的行径必将失败。倘若民进党继续罔顾民意,拒绝全面反省、彻底检讨,仍要在“绿色独裁”“抗中保台”“倚外谋独”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将被台湾民意所彻底唾弃。

把握宜居城市建设着力点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强调“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牢牢兜住民生底线”。现代化人民城市是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载体与依托,生活性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城市对人口及产业的吸引力,是反映城市宜居度、竞争力与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当前,要聚焦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兜住民生底线等目标,在城市发展中精准把握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着力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

生活性服务业是指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出于面对面服务的需要,生活性服务业的布局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消费需求的分布,城市是生活性服务业的主要聚集地。一座活力十足的现代化都市,必然有着蓬勃发展的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物”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需着眼于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求,让百姓在城市里生活得更加便利舒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享受型消费的需求明显增加,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体现为文化教育、休闲娱乐、医疗保健、旅游度假等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持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也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居民对多样化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也引发了大量对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为服务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市场土壤。生活性服务业具有就业包容度高的显著特点,不仅为农业转移人口等提供了大量的基础岗位,也为大学生兼职、灵活就业者创造了丰富的机会,是广大劳动者就业的主要渠道。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有利于扩大城市就业“蓄水池”的容量,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随着服务业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生活性服务业愈发呈现出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特征,生活性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不断涌现也将改变城市的投资和就业结构,从而在为不同技能、经验、学历的劳动者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助力城市构建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公平与机会均等。

在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已成为提升人才吸引力的重要手段。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决定了生活性服务业的本地化特征。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供给能力、类别多寡和便利化程度,成为影响劳动力特别是年轻群体居住决策的主要因素。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提高城市便利性和舒适度、提升本地劳动者福利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关键着力点。

还要看到,在城市更新与发展中,不仅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更需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城市独特历史文脉的传承,这也是塑造城市灵魂、避免千城一面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的690多座城市中,生活性服务业特色多种多样、文脉芳华各美其美,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医疗健康、特色餐饮等生活服务设施像毛细血管一样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成为了城市独特气质塑造的重要支撑。各地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元素,如淄博的烧烤、云南的民宿酒吧等,这些独特的生活服务资源像是城市形象的一张张名片,深刻塑造了当地居民生活方式、产业形态和城市风貌,促进了城市的文脉承继和区域间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找准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重点

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需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始终围绕城市中“人”的全面发展进行谋划。当前,根据人口流动趋势、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规律,城市发展应重点匹配社区居民、老年群体、新市民和旅游者等的服务消费偏好,着力完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软硬件设施,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一是优化城市社区服务。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和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平均约75%的时间在社区中度过,到2035年将有约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社区。通过盘活利用城市存量资源,在社区公共空间嵌入功能性设施和适配性生活服务,可以帮助小社区对接大需求,是城市更新与惠民生紧密结合的重要着力点。一方面,应着力建设社区服务硬件设施,包括建设邻里服务中心、共享书房、居家养老服务站、健康小屋、文化活动室等。另一方面,应拓展社区居民适宜步行范围内的生活服务,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托育服务,增加社区助餐、家政便民、物业服务、健康服务、文化休闲等多样化服务供给。

二是大力发展养老助老服务。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达3.1亿、2.2亿。发展养老助老服务不仅是城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可考虑加快建设康复医院、护理院等,拓展医养结合服务,推进公共空间、消费场所的无障碍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发展健康管理、养老监护、心理慰藉等服务,支持养老机构、家政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养老上门服务,提升相关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三是补齐新市民服务短板弱项。新市民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为新市民提供高效的生活服务,不仅有利于留住规模巨大的新增劳动者,更能带动万亿级的新消费需求。一方面,应鼓励建设新市民服务中心、爱心驿站等服务网点,着力提升城市服务保障水平。构建灵活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广面向新市民的AI+就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法律咨询等。另一方面,应通过优化公共服务,解决新市民落户、子女入学等问题,构建多层次的新市民普惠服务体系和信用体系,助力新市民更好融入城市。

四是提升文化旅游服务。近年来,大众出游进入体验经济时代,城市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多元的文旅游憩场景,成为了主要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在城市进行的文旅休闲活动,需要以品类丰富、业态完备的生活服务体系为依托,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应着力培育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一方面,应提升城市对新型文旅消费的承载力,积极推动旅游消费集聚区、旅游休闲街区等一批文旅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商旅文体融合的新型消费载体。另一方面,应扩大文化演出、影音娱乐、体育赛事等服务市场供给,持续推进文旅消费便利化和城市公共服务的智慧化。

扎实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实现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更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扎实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边疆地区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多民族聚居。从人口规模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陆地边疆九省区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全国近六成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边疆地区。从区域位置看,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屏障,又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交流的桥梁和枢纽。从经济发展看,边疆民族地区具有多方面比较优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区域,是有效衔接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因此,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有助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也有助于为其他国家缓解国内地区性与群体性贫富差距、防范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平等团结提供借鉴,为人类和平发展与繁荣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相继实施,边疆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基础设施条件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同时需要看到,边疆民族地区总体而言仍是我国相对欠发达地区。比如,西部边疆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东北地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又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还不够均衡;等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扎实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落实兴边富民战略部署,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支持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基础。支持边疆民族地区立足自身功能定位、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加快补齐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支持边疆民族地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更好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改善教育、医疗、通信、供水、用电等生产生活条件,支持边境乡镇、边境村小学和幼儿园建设,帮助各族群众在边疆民族地区安居融居、立业生根。完善边疆民族地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确保乡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

推进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要立足特色资源,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同时,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边疆民族地区互嵌式社区治理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让少数民族群众在共享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和美村寨建设行动、民族手工业品牌培育提升行动、边境旅游提质增效计划等,多措并举促进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相统一。

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

日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城市工作的根本保证,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理解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城市工作的根本保证

重视城市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工作7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城市工作的根本保证。

为城市工作指引正确方向。我们党善于根据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科学指引城市的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研判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党的奋斗目标,在城市工作领域提出了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在人民城市理念指引下,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宜业宜居水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城市工作制定科学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制定的历次“五年规划”都把城市规划作为重要内容,对城市的空间布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综合部署和统筹安排,实现城市各方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党中央先后召开五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结合具体时代发展特点科学定位城市的功能,并整体谋划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总体要求、基本目标、重点任务,为城市工作注入强大发展动能。

为城市工作提供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心骨,通过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等举措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负责、部门联动落实的治理体系,形成“区域统筹、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工作局面,有效破解了政策碎片化和执行障碍问题。在基层党组织设置方面,发扬“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统,在已有“街道—社区”两级党组织的基础上探索设立“街道—社区—小区—楼栋”四级党组织,在两新组织、楼宇园区商圈等区域建立党组织,扩大了党组织对城市工作的覆盖范围,为党更好领导城市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

从过程看,全面加强对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的全周期管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作为动态、发展的生命体、有机体,城市及其构成要素都有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环节。如果对发展阶段或环节的差异化特点疏于把握,就会导致城市工作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问题。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需要全过程精准识别、有效管理城市整体及其构成要素的不同发展阶段与环节,实现对城市工作的全周期安排和过程性管理。

从内容看,系统谋划城市工作系统内外方方面面的工作。城市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这决定了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特征。一方面,从大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看,城市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这一大系统范围内的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密切相关。以城乡关系为例,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这两个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大系统内的子系统,构成一个共生互融的共同体。我们党历来重视协调推进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以此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从子系统内部看,城市工作千头万绪,涉及众多领域。做好城市工作,需要统筹推进城市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助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从主体看,整体推进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建设。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城市各类主体既是城市发展成果的受益者,也是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做好城市工作需要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激发城市各主体的主人翁精神。城市地方党委应有效统筹政府、市场、市民等主体,在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等领导责任的同时,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市民在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从而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通过统筹城市多元主体,让其充分参与、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全过程各环节各领域,赋予城市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城市工作能力建设

做好城市工作,需要一支高素质城市干部队伍。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城市工作的科学性,在不断提高城市工作能力中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揭示了丰富多维的城市发展规律,是做好城市工作的定盘星、指南针。推进城市工作需要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从中不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不断提高能力和水平,做到懂城市、会管理。

树立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正确政绩观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在城市工作领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坚持人民城市理念,把为民造福作为城市工作的最大政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各项需求做好城市工作,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着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此同时,要健全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相关考核不能只盯着GDP增长了多少、建了几个大项目,还要看群众口碑,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作为评判城市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在城市工作领域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各个城市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结合本市实际作出相应决策,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循序渐进地推进项目建设;不能紧一阵松一阵,而是发扬钉钉子精神,推进项目落实落细、见行见效;不能“换届就换蓝图”,而是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既“瞻前”又“顾后”,不断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

懂“铁牛”轰鸣,闻稻菽芬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提到农业现代化,很多人眼前会浮现出一幅“铁牛”轰鸣、无人机盘旋的图景。农林机械装备正迎来从机械化向智能化、从单一作业向系统集成的跨越,但目前人才培养存在课程内容与产业需求脱节等问题。这就要求农林院校的人才培养进行积极调整:从国家战略中找准攻坚方向,从产业发展中补齐科技短板,从产教融合中提升人才动能。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紧扣国家需求研发攻坚。以往,我国部分高端农林机具主要依赖进口,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重要零部件受制于人,急需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我国特有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油茶为例,油茶大多分布在丘陵山区,过去锄头铁锨、肩挑背扛的传统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需要。“油茶机械化采收技术与装备”被中国林学会列为“十大林草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之一。我们组建攻坚团队,研发出自走式油茶果采收机系列产品,有效解决了传统油茶手工采收中效率低、劳动强度大、果实损耗高等难题,并进入小批量市场投放。

瞄准产业痛点练就真才实学。农林院校的课程如何设置?我们引导学生们深入田间地头,进入龙头企业,聚焦领域难题,将课堂所学转化为装备研发等实践成果。以林果分拣为例,“眼看手捏”的人工分拣不仅损耗大,还容易出现选品标准不一而导致果品价值被低估的问题。为此,我们研制林果品质无损检测与智能分选装备,通过光谱信息快速采集与分析,识别林果糖度、色泽、大小,实现“智眼光测”的精准智能分选。

在产教融合中提升人才动能。农林机械人才培养既要“顶天”对接世界科技前沿,又要“立地”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产业链筑基、创新链赋能、价值链铸魂”,是我们探索出的融合育人模式。一堂课,体现科教协同、校企协同、校地协同的实践育人新思路。课堂走进乡间田野,从自走式大白菜收获机到芦苇机械收储运装备,学生在推广应用中厚植“三农”情怀,提升“助农”本领。课堂搬进园区企业,聚焦企业难点和技术堵点,组建师生团队开展校企联合项目攻关。从茶油品质鉴伪速测仪到农林产品仿生嗅觉检测分析仪,学生在企业导师和项目老师的联合指导下拓宽产业思维,增强创新技能。

新时代的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农林机械驰骋沃野林草,推动有“智”也有“质”的农林业现代化图景在祖国大地展开,希望看到更多既懂“铁牛”轰鸣,又闻得见稻菽芬芳的新型农林人才拔节生长、逐梦沃野,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以高效能治理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要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城市既是扩内需促投资、稳就业惠民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载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城市发展,治理优先。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重建设、轻治理的状况,在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过程中,着力提升治理效能,围绕高效能治理优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资源配置,健全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把握城市高效能治理的主要特征

高效能治理是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目标。城市高效能治理,是与城市低效治理、无效治理相对应的概念,它强调要以城市治理价值体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运行体系的系统优化为目标牵引,推动城市治理实现人民性、及时性、认可性、经济性、精准性、协同性、系统性和规范性的有机统一,全面降低治理成本,提升城市各领域各层面治理效率、效果和效益。

一是治理取向的人民性。这是由人民城市的本质决定的。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要求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群众是参与城市治理的主体,也是评价、监督治理效能的主体。城市居民的满意度是衡量治理效能高低的试金石。具体而言,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城市高效能治理的基本评价维度。

二是治理行为的及时性。快速回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是评价城市治理效果好坏、治理效能高低的重要维度。城市高效能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对城市居民提出的合理诉求快速及时反应。实现高效能治理既要注重“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快速回应式治理,更要注重通过深入细致工作准确预判,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走向未诉先办、主动治理。把基层作为城市高效能治理落地和实施的重心,既要防止基层治理被动应对,更要防止推诿扯皮、久拖不决。

三是治理结果的认可性。所谓认可性,就是问题的处理结果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满足城市居民合理诉求的程度。对于合理诉求,条件具备的要帮助解决到位,暂时不具备条件完全解决到位的,则要尽量帮助纾困解难,并给予充分解释,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取得居民的理解;对于不合理的诉求,不能简单一推了之,也要充分沟通说明,争取群众理解。

四是治理投入的经济性。治理投入是否经济、节约,也是检验治理效能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治理投入与治理产出比是评估治理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要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实现更高的产出,实现城市治理低成本、高效益。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防止解决一个问题却带来其他新的问题。

五是治理对象的精准性。城市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特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既有对特定人群利益诉求的满足,也有对相关社会矛盾的协调处理,更有对公共安全风险的预防和处置。城市高效能治理要求精准识别治理对象、准确判断治理任务的性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能大而化之,防止粗放式治理、走过场式治理。

六是治理主体的协同性。城市高效能治理需要治理体系中的各类主体协同联动。高效能治理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既要发挥党委和政府的作用,也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理顺各个治理主体的权责关系,各就各位、履职尽责,既不缺位也不越位,不推诿扯皮、不相互掣肘,形成城市治理的合力。

七是治理方法的系统性。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城市发展中的很多问题具有综合性、复杂性,一个看似很小的问题往往涉及诸多方面,因此,需要深入研究问题的成因、症结,坚持系统观念,既找准病灶、突出重点,注重源头治理,又坚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做到全生命周期治理,实现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流程闭环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还要综合运用自治、法治、德治手段,推进城市综合治理。

八是治理方式的规范性。治理方式是否规范,也是检验治理效能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实现高效能治理应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用好政策法规,要求领导干部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引导居民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权益,使用法律手段定分止争,不留后遗症。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充分运用道德伦理、居民公约等规范居民行为、理顺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处理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人民性、及时性、认可性、经济性是高效能治理的本质特征,而精准性、协同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则是高效能治理的方法路径。高效能治理是投入较少、产出较多的低成本、高效益的治理,是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满足居民合理诉求的高效率治理,是能够取得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安全等多方面良好综合效果的治理。这是解决当前城市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大城市病”的有效方式,对于推进大城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内涵式发展特别重要。

高效能治理贯穿城市建设全过程

高效能治理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与创新城市、宜居城市、美丽城市、韧性城市、文明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息息相关,涉及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生态各个方面,其中既有对人、物、空间、环境、活动等的有形治理,也有涉及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社会风尚等的无形治理。

一是交通出行。由于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扩大,交通在城市居民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行是否便利、交通是否顺畅已经成为衡量城市治理效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当前各大城市普遍存在职住分离,交通出行压力大,表现为公共汽车、地铁线路和站点设置不够合理,上下班高峰时道路拥挤不堪,缺少停车位、充电桩,停车、充电不方便等。交通领域的难点痛点就是城市治理工作的重点。

二是公共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十二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城市治理就要围绕这十二个字做文章,要寓高效能治理于高水平公共服务之中,让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到方便快捷价廉质优的公共服务。居民享受了高水平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人们心情就会舒畅、社会关系就会和顺。要适应人口形势和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大力发展健康、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完善城市商业布局,加快打造15分钟“生活服务圈”。着力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合理规划和配置教育、医疗、养老资源,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重点做好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的基本保障。

三是生态环境。做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一方面要还欠账,着力解决好城市空气、土壤、水污染问题,防止噪声污染、餐饮油烟、建筑垃圾私拉乱倒等问题,减少城市废气、废物排放,为城市居民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生产生活空间。另一方面要致力于城市的绿化、彩化和美化,将绿色低碳生态宜居理念融入城市建设管理之中,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花园城市、公园城市,让城市居民能够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亲近自然,在城市中享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活、美好生活。

四是社会治安。社会治安领域的高效能治理,主要包括防范和处置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事件、偷盗抢劫诈骗、网络舆情热点等。在这一过程中,要做好社会面的社会治安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有效防范涉及金融、房地产、劳动关系等领域社会稳定风险,及时妥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严密防范极端事件,维护日常社会平稳有序运转,确保城市居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切实加强高校、网络、民族、宗教等重点领域工作,防止单一事件引发连锁反应。

五是公共安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主要是指城市运转和城市发展中的安全风险治理。在城市运转中,水电气运等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保障,城市建筑特别是高层建筑的质量、消防、高空抛物治理,紧急避险通道和紧急避险场所建设,地下管网和地铁安全保障,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都是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的重点。我国很多城市地下管网已经老化,有的进入使用的最高年限,这些管网亟待更换更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城市防汛防涝亦不容忽视。

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超大特大城市的任务更加复杂繁重。按照城区常住人口规模,500万至1000万人口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人口的为超大城市。截至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29个,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11个。超大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大、人口密度高、建筑和设施设备多,城市日常运转保障压力大,经济社会文化活动频度高,社会利益关系复杂,社会群体差异性大,群体需求多元多样多变,既给城市高效能治理带来更重任务、更大难度,也对城市高效能治理提出更紧迫要求、更严格标准。

立足中国实际深化改革创新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0%左右,二者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如何巩固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城镇化质量,需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城市发展不少方面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硬件建设方面一些城市走到了世界前列。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必须更多立足中国实际,依靠自主探索,积累高效治理经验,提升治理效能。

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走出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重要目标也是内在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发展必须把牢社会主义大方向,让全体城市居民生活更美好。这就要求我们的城市治理必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着力解决城市居民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着力维护好、解决好进城农民“三权”,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保持历史耐心,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之间进退自如,基本生活都有切实保障。加大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力度,加快城市更新。解决好新就业群体、特殊群体等不同社会群体多样化合理诉求,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

二要坚持系统观念。城市高效能治理贯穿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六个目标要求之中,体现在城市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各个环节。因此,高效能治理必须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做到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等城市发展的不同环节有效衔接、相互贯通,做到政府、市场和社会全面参与,既各负其责又有效配合。必须尊重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因城施策,统筹谋划过去、现在和未来,既有全面治理也有重点治理,在全面治理中突出重点治理、以重点治理带动全面治理。当前,一些城市既存在内涝积水、交通拥堵、职住失衡等老问题,又面临老龄化加剧、群众诉求多样等新挑战。这就需要强化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规划设计上更加注重前瞻性协同性,功能布局上更加注重产城融合,管理服务上更加注重柔性治理、人文关怀。

三要坚持底线思维。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主阵地,也是各类风险高度聚集之地,城市的现代性和其风险性、脆弱性交织叠加。从生成原因看,自然风险、技术风险、人为风险不仅发生概率高,而且相互影响、相互加强。从表现领域看,既有经济风险、生态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也有意识形态风险等,处置不当就会扩散、升级、转化。从可能的危害程度看,既有常规风险,也有超常规风险,即通常所谓的“灰犀牛”事件和“黑天鹅”事件。因此,必须通过高效能治理,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坚持城市治理的底线思维,要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把安全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方面。既要提高城市公共安全标准,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还要加强城市风险治理和应急管理,抓好城市居民风险防范、应急避险宣传教育,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科学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完善突发事件应对体系。

四要坚持强化科技支撑。城市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科技支撑,这种支撑既体现在城市建设中,也体现在城市治理上。要善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中的优势,推广“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一网统管”“一网通办”等。大力倡导推广绿色科技,对能源、管网、交通等基础设施实行绿色低碳改造。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态势感知、分析研判方面的优势,健全常态化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排查整治机制。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城市治理装上“千里眼”“顺风耳”,构建“城市生命指征体系”,用好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不断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和治理效能。

五要坚持夯实基层基础。城市治理的重心在基层社区。要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与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推动城市治理资源下沉、力量下倾,建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好社区服务中心和智慧信息服务平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四下基层”工作方法,推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等有益做法,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城市基层治理要肯下“绣花功夫”,以服务群众、解决问题的细心、耐心、巧心,换来城市居民的放心、安心和舒心,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人民城市建设的根本保证和最大优势。实现城市高效能治理,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加强城市工作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这些部署和要求既是对城市工作各个方面的总体要求,也是对城市高效能治理的具体要求。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健全城市治理体制机制,理顺城市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着力解决好城市治理中的多头治理、无人治理、过度治理、治理失效等问题,着力解决好“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有利的事情争着管、无利的事情无人管”等“老大难”问题;开展城市治理效能评估,立足城市自身实际,科学设置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注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试点先行,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效能评价的科学性、准确性,通过治理效能评估促进城市治理效能提升。

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针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加强调研论证,广泛凝聚共识,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注重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

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统一于“一切为了群众”,统一于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辩证关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不管是加强顶层设计还是坚持问计于民,最终都是为了人民的发展与幸福,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统一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认识源于实践,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民群众对于改革发展中的问题感受最直接、对于自身的利益诉求体会最真切、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往往有着自己的独特思考,基于此,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必须注意倾听人民的声音,汲取群众的智慧。进而言之,政策制定如何问计于民呢?一个根本方法就是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新时代新征程,要切实增强调研的主动性、系统性、深入性,通过广泛而扎实的调查研究真正问出改革发展的痛点、难点与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听到群众的实话、心声与肺腑之言,真正觅到啃硬骨头、涉险滩的良方。同时,也要看到,群众的观点、意见与诉求往往是驳杂多样的,有些甚至浅于表面,这种情况下,必须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整合过程,政策制定者才能将调查得到的感性材料转化为理性认识,制定出符合规律、体现趋势的制度政策,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换言之,对于顶层设计而言,有一个在民主基础上有效集中的过程。没有实践的鲜活素材,顶层设计就会脱离实际,沦为主观演绎;没有顶层设计,实践的感性与多样性就无法达到对规律的理性把握。当然,顶层设计是否科学正确,还要再返回到实践中去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并根据实践效果进行调适和完善。这里存在一个从认识到实践、到再认识再实践的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过程。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阐释:“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统一于“一切依靠群众”。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才能调动起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实现既定的宏伟目标。就此而言,坚持问计于民不仅仅是一个了解民情民意、吸纳群众智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使人民感受到自身价值,唤起人民热情、激发人民力量的过程。广泛、多层次的问计于民使人民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民族一分子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由此可见,有效的政治参与对于人民力量的凝聚发挥着重要的催化作用。对于顶层设计而言,其有效落实同样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大力支持与不懈奋斗。对于贡献了自己智慧的顶层设计,人民群众自然有能动性去积极落实,对于能够有效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顶层设计,人民群众自然有积极性认真践行。概而言之,脱离了人民群众,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的统一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深刻理解列宁所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也可以深刻感知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我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重要保障

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注重经济计划。尽管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对经济发展实施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计划调节,但其广度和力度无法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相比。现在来看,尽管我国最初几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具有非常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在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上有所局限,但其实施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推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防科技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决策机制日益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大政方针的顶层设计在听民声、汇民智、聚民意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与优化。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本身就体现了加强顶层设计与坚持问计于民的有机统一。邓小平带领我们深入探索如何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有原则、步骤、方向,亦即有明确顶层设计的。同时,邓小平特别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他高度称赞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在此,所谓“概括”“提倡”实际就是将民众智慧纳入顶层设计之意。顶层设计顺应了历史规律,既反映了人民意愿,又吸纳了人民智慧,自然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与支持。

从“六五”计划开始,计划的制定注重与问计于民有机结合,并基于民意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强调人民生活的改善、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目标要求,五年计划也由“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从“十一五”开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定位更加科学,更加准确地体现了顶层设计的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为进一步完善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提高规划编制过程的社会参与度和透明度,2005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颁布,提出要建立规划编制的社会参与和论证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开辟了建言献策专栏,发布了电子信箱和信件邮寄地址,公开征集民众意见,同时成立了规划专家委员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五年规划的编制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结合起来,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一方面,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中,基于对规律认识的深化,顶层设计进一步科学化,作用进一步增强,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健全完善使得问计于民更为便利、更有深度、更具效果。在这一过程中,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的结合愈益紧密,统一愈益富有成效。

“两个大局”背景下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历经14个五年规划(计划),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非常明确:到2035年,用2个五年规划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再用3个五年规划期,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则是当前最为紧迫、奠定基础的任务。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思路举措。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十五五”规划的高质量制定对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的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顶层设计的强化与优化有着非常现实的针对性。就国内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各方面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极为繁重,亟须在顶层设计上明确各项任务完成的时间表和优先序,使中国式现代化有条不紊地推进。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全面深化、发展的不断转型升级,改革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日益增强,而这就对顶层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未雨绸缪,扎实做好顶层设计工作,使顶层设计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更好地坚持问计于民在当前也具有非常现实的针对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我们这么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每个人出一份力就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每个人做成一件事、干好一件工作,党和国家事业就能向前推进一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激发、调动最广大人民的智慧与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攻克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不断夺取党和国家事业新胜利。

新的征程上,顶层设计要强化优化,问计于民要更好坚持。在将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来编制五年规划方面,我们党和国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成熟、稳定、有效的制度机制并且充分显示了其优势。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对于“十五五”规划的科学制定充满信心。

政策加力城市更新提速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更新是新时期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和人民城市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从地方实践看,目前各地实施城市更新的积极性高,在前期探索中形成了一些可复制的经验做法,更新改造后的项目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北京市2022年11月出台的《城市更新条例》,明确居住类、产业类、设施类、公共空间类、区域综合类五大类城市更新项目及实施要求,为相关主体参与城市更新工作提供指引。通过“原拆原建”方式完成的丰台区马家堡路68号院2号楼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改建资金以居民自筹为主,产权单位出资、政府补贴为辅,实现了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居住条件和居民房产增值的多重效果。重庆市渝中区山城巷更新项目由运营企业通过招标方式获得15年特许经营权并出资进行微改造,在保留原住民和街区生活烟火气的基础上,采用自营和联营等方式植入民宿、餐饮、文化艺术、文创零售等新业态,逐步成为都市打卡地,实现老旧街区的活力焕新。合肥市蜀山区新粮仓文化商业合集城市更新项目,依托市场化方式,通过“商文旅融合+城市更新”,有效破解了老厂房等工业遗迹改造使用千篇一律的问题,实现老粮仓蝶变城市消费新场景,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为进一步推动城市更新项目有效实施,各地宜从两个方面着力。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使项目各流程环节有规可循。从规划层面,要按照《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制定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建立完善“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的规划实施体系。从审批管理层面,要建立城市更新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突破条块分割管理模式,高位统筹相关政策、资金和资源,将项目归口一个部门整体考虑审核,推进行政审批前移。从配套政策层面,要明确土地混合开发利用和用途依法合理转换相关政策,优化零星用地集中改造、容积率转移或奖励政策,完善与城市更新相关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完善适用于城市更新的技术标准,制定修订分类适用的消防、配套公共设施等标准,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相关立法工作。建立城市更新项目规范化管理机制,降低项目实施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要创新城市更新项目投融资模式,形成清晰的投资回报机制。一是要发挥好财政性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目前城市更新尚未实现商业可持续运营和内生性自我成长,在此情况下,财政性资金的支持十分重要。地方实践中要发挥好财政性资金的叠加效应,引导实施主体以资金闭环为基本前提谋划项目,加强资金资源资产整合,更好发挥财政性资金引导带动作用,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二是要开发适配性金融产品,构建多层次融资支持体系。目前,金融监管总局正在研究出台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地方实践中也有江苏省“城新贷”、安徽省“城品活力贷”等创新产品,可在此基础上,创新银行信贷工具,尤其是丰富多样的长期限、低利率信贷产品,针对城市更新项目侧重长期运营的特点,建立以项目经营权为融资标的的匹配信贷支持工具。鼓励企业按照发行公募REITs的要求来搭建底层资产,既能实现对所持资产出表降债的目的,又能盘活存量资产、拓宽社会融资渠道。

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明确实施路径,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有力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助力新发展阶段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指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造福中国人民。通过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系统谋划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必须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让无产阶级摆脱奴役和压迫,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以贯之的最高理想、价值追求和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初心使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梦经历了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百转千回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时代主题和本质内涵,展现出新的光明前景。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既承担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又承担着当代中国的使命,也承担着未来中国发展走向的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我们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我们在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努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现实体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消除社会贫困的根源,解决好社会财富公平分配问题,最终达到人人可以发展、人人可以富足、社会公平正义,这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编制“十五五”规划,实际上就是为“十五五”期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绘制科学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追求共同富裕为己任,一直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发展。1987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我国已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发展的现实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离不开共同富裕。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落后地区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才能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发展差距,才能为新的发展确立坚实的物质基础,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充分激发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离不开共同富裕。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科学合理的分配结构,才能有效缓解贫富悬殊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共同富裕。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更多高素质的劳动者,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基础。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离不开共同富裕。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高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才能防止社会撕裂,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接续奋斗创造历史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紧依靠人民接续奋斗,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做到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不断在变革现存的实践运动中逐步将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变为现实。

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一个过程,有过程就会有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们要有耐心,实打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办好,提高实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一个个阶段性目标凝聚而成的,既要做好当前该做的事,又要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果。我们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握我国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将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能干皆干、应干尽干,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无论是战胜眼前的困难挑战,还是厚植长远的发展优势、实现宏伟的发展目标,都需要动员全体人民一起来想、一起来干,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新征程上,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式现代化就始终拥有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共同的伟大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体人民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主体,既是价值创造主体也是受益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理应成为发展成果的享有者。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中,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切实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对于共同富裕的愿望和目标要求,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中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真正使人民群众在共同富裕中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我们必须立足国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战略部署,既要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将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将推进共同富裕的要求贯穿区域协调、城乡融合、民生建设等各领域任务中,自觉主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还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力量,在共建中不断实现共享,在共享中不断促进共建。

只要我们始终牢牢把握造福人民的根本价值取向,在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中,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把握好阶段性特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更快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就一定能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凝聚一往无前的磅礴伟力,把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为更多乡村青年人才搭好奋斗舞台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青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是新征程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可或缺的青春元素,更是推动乡村发展动能的源头活水。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更好吸引留住乡村青年人才,为他们激活乡村人才磁场,让其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是实现乡村共富的一道必答题。

更好吸引留住乡村青年人才,要为他们搭建有所为、能作为的广阔平台。近年来,不少地方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兴产业,为乡村发展带来了新鲜活力、蓬勃动力。

新兴产业的生根发芽,不仅要与当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有相应适配度,还应与基础设施的健全完善、人才的引育留用相结合。第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具备创新思维、掌握现代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新农人”积极投身农业及相关领域,培育乡村经济新动能,引入生态农业、品牌运营等业态,积极推动乡村农业与文旅、电商、文创等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农业产业链升级,积极培育发展乡村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农业多维度发展。第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不再将目标仅仅局限于粮食生产,而是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不断建构起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的现代农业体系。第三,健全乡村物流配套体系,积极引进现代农机、信息化管理等手段,通过科技应用、创新发展等做法,大力提升农业的现代化水平,逐渐形成以产业为根基、市场为引擎、青年人才为主力的发展新模式。

更好吸引留住乡村青年人才,要为他们不断完善“引育留”的好制度。近年来,不少地方强化战略思维,适时推出一系列重大利好政策,解决好青年的“燃眉之急”“后顾之忧”。第一,要进一步完善乡村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着力提升青年人才各项福利水平,让他们在薪酬、医疗、住房、公共服务等方面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着力构建尊重、关心青年的社会氛围。第二,要着眼长远,整合各类涉农政策,为乡村青年就业创业提供最大政策扶持,扩大对青年群体的优惠覆盖面,提供“一站式”便携服务,特别是在资金支持、项目孵化、技能培训、职业发展、人才编制、职称评审、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优先倾斜。第三,坚决破除乡村社会“关系户”“人情账”等人为干扰因素,建立以综合能力、实干业绩、长远发展等指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形成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人才选拔生态,打通人才向上流动渠道,拓宽晋升通道和发展空间,让有为者有位、能干者能上,增强青年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逐渐探索出台“乡聘县管”“柔性引才”等机制,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村人才短缺的难题,又为青年就业创业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

更好吸引留住乡村青年人才,要为他们在各项工作中“挑大梁”提供机会。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有文化、有创新、有活力的青年人不仅是参与者,更是推动者和引领者。

相关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青年对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成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要鼓励年轻人在乡村事务上多挑大梁、多担担子,充分激发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乡村青年人才供求机制,构建与产业发展相适配的人才供求动态平衡机制,形成人才的有效供给与乡村产业优化升级的良性互动。同时,加强乡村人才队伍梯队建设,精心选拔具有引领作用的青年带头人,发挥“头雁效应”和榜样示范效应,讲好乡村振兴故事,传播乡村发展声音。另一方面,在农村公共事务上,多让年轻人“担主角”,比如,适时推出并建立“乡村CEO”制度,引进具备现代化管理技术的农业人才,让其为乡村规划、产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管理水平;让更多乡村青年“规划师”脱颖而出,对农村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和创新元素设计,打造美丽乡村魅力“画卷”,推动农畜产品加工、观光旅游、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餐饮休闲等业态一体化融合发展,实现乡村生态价值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相互交融。

乡村振兴,唯在得人。乡村振兴路上,农村是一方大有可为的希望田野。要多措并举,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带着知识、技术与梦想,回到乡村,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造福一方。广大青年也要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用好用足更加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0.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0.8个百分点,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3.4%;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2.4%,但预算支出增长30%。与此同时,上半年经济增长5.3%,为全年实现5%左右的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从总体看,上半年财政运行平稳、靠前发力,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回顾上半年,财政政策呈现结构优化、力度加大、保障有力、风险缓释等新亮点。一是主要税种平稳增长,收入结构持续优化。从4月份起,税收收入连续保持增长,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同比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营商环境。二是财政支出强度加大、靠前发力。上半年支出规模、进度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如新增专项债发行增长45%,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超过90%。三是重点领域保障更有力,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特征明显。上半年社会保障和就业、科学技术、教育、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分别增长9.2%、9.1%、5.9%、4.3%,均高于总体支出水平。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超过1.6万亿元。四是切实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上半年发行新增置换债券3.8万亿元,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过2.5个百分点,缓释了财政风险、提升了财政空间。

也要看到,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一些结构性挑战仍然存在。从收入看,在物价低位运行、房地产深度调整、国有资产资源盘活空间收窄等影响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偏弱。在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等政策支持下,虽然土地市场有所回暖,但仍需关注其持续性。从支出看,支出强度主要得益于政府债券支撑。从经营主体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8%,企业所得税出现负增长,“内卷式”竞争导致部分企业增收不增利。此外,企业“抢出口”现象使得下半年面临更大压力。

预计下半年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如可能存在关税等外部冲击,还面临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等挑战。上半年财政政策在积极发力的同时留有余力,仅政府债券空间就有7万亿元。但下半年财政增收压力依然存在,维持较大支出强度面临一定难度。为此,财政仍需迎难而上、主动作为,要落实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增强灵活性预见性”要求,既要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又要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推出增量政策。

下半年首要工作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用好用足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以促消费为重点支持扩大内需,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需求,如继续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强支持养老、育幼、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仍需紧盯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继续加强就业、社保、医疗、优抚等民生保障力度。同时,加快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扩大有效投资。其中,要继续加快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并用好政府债券、金融工具等项目资本金政策,更好发挥资金引导和带动作用。此外,统筹专项资金、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和投资基金等政策,支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不容忽视的是,仍要持续用改革的办法提高财政政策效能,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提升资金效率。

面对未来不确定性,要加强增量政策储备,并打好提前量、及时推出。近年来增量财政工具较为丰富,如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增加特定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等,还可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增发特别国债或专项债、盘活存量地方债务限额、提前下达明年地方债额度等。除落实落细、适时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外,还要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力支持科技创新、提振消费、小微企业、稳定外贸等。未来仍需加强政策间协调配合、打好政策组合拳,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支持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如何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

青年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群众工作能力是年轻干部应当具备且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的能力素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能力培养,围绕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什么是青年群众工作、谁来做青年群众工作,为什么要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怎样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新形势下年轻干部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刻领会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的迫切需要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的复杂挑战、服务强国复兴伟业的战略要求,以及回应青年群体深刻变化的现实需要,深刻理解并着力提升这一能力,是新时代年轻干部肩负的重要使命。

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冲击挑战。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地缘博弈激烈复杂,“黑天鹅”事件迭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变化。部分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与技术遏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加剧对我国青年人才的争夺;同时,一些外部势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我国进行渗透,特别是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新媒体,以期对青年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如何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外部风险挑战,如何回答好“谁能赢得青年”的关键性问题,迫切需要广大年轻干部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引领当代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知行合一中长志气、强骨气、厚底气,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自强与刚健有为。

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系统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依靠青年,也必将成就青年。作为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当代青年的成长期、奋斗期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高度契合,理应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派和实干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如何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使命,如何最广泛地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迫切需要广大年轻干部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带领青年深刻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强国有我的青春激情,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有效回应青年群体发展变化。青年阶段既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也是成长发展与职业道路的选择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化,青年群体构成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结构变迁不仅同步发生,而且更为剧烈和频繁。近年来,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发展,带来青年群体内部深刻变化,传统青年群体不断壮大,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涌现,催生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众多新兴职业群体。当代青年越来越呈现出群体分众化、分布流动化、生活网络化等特征,青年对美好生活向往和需求的内涵不断拓宽、外延持续扩展,已不再局限于物质生活,而是扩展到精神生活、政治参与、法治建设、社会融入、生态文明等多领域各层次。如何适应青年群体结构演进的新特点,如何把握青年价值诉求多样的新挑战,迫切需要广大年轻干部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充分认识和适应青年特质,深入关注青年需求在内涵、结构、层次和表现方式上的转变,千方百计为青年排忧解难,及时有效回应广大青年的新期待。

准确把握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的路径方法

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关键在于掌握科学有效的方法路径。这要求年轻干部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和作风锤炼等方面下足功夫,全面提升履职尽责所需的核心素养。

不断增强思想淬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很容易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丢了。”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必须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与党的群众路线相辅相成,在本质要求上完全统一。要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全面、辩证地看待青年群体、分析青年发展问题,将党的创新理论、方针政策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只有把握青年脉搏,根据青年工作生活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去谋划思路方法,使计划方案符合实际情况,才能跟上时代前进、青年发展、实践创新的步伐。

不断增强政治历练。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观点。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首先要从政治上着眼,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青年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工作。做好党的青年工作,是培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必然要求,是组织动员广大青年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重要法宝。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青年群众工作中,就是既要发挥好桥梁作用,把青年的温度如实告诉党、把党的温暖充分传递给青年,起到沟通、联通的社会功能;更要发挥好纽带作用,把青年人的心紧紧同党贴在一起,围绕为党争取人心、赢得青年的政治功能,倾注热忱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不断增强实践锻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要坚持牢牢扎根祖国大地,时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深入青年生活、体认青年冷暖,全面、及时收集青年声音,科学、理性分析青年诉求,同时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拜青年为师、向青年学习。当前年轻干部普遍学历高、视野宽、知识面广,这是做好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优势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年轻干部不能因为这种优势而居高临下开展工作,否则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就会与青年群众渐行渐远。青年群众工作本领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能力,提升这一本领要真心实意地走进青年,理解、尊重、相信青年,特别是要注重同工农青年、普通青年、新兴领域青年等面对面、心贴心,使青年从工作对象变为参与主体,不断壮大青年群众工作力量。

不断增强专业训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必须掌握群众工作、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与时俱进创新服务载体,综合运用访谈调研、个案服务、法治保障、政策解决、社会倡导等方式,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与青年同向同行。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用好“深、实、细、准、效”五字诀,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把握青年群众的切实需要与多元诉求,从时代变化和青年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真正把引领青年、组织青年、服务青年的工作逻辑建立在对问题的透彻研究和对规律的准确把握上。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要不断提升数字素养,具备适应数字化条件下工作的技能和知识,发挥数字技术在即时性、精确性和互动性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为党的青年群众工作在拓展工作边界、扩大覆盖范围、提升服务效能、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等方面提供有效支撑。

不断增强作风锤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心系群众、埋头苦干,群众就会赞许你、拥护你、追随你;干部不务实事、骄奢淫逸,群众就会痛恨你、反对你、疏远你”。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自觉培养担当实干的工作作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不尚虚谈、多务实功,时刻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树立好、维护好、展示好新时代年轻干部应有的清澈和纯粹。要常态化深入青年聚集领域,特别是勇于到艰苦环境和基层一线去担苦、担难、担重、担险。越是艰苦环境、吃劲岗位,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磨砺意志、增长才干。经历几次“风吹浪打”,接几块“烫手山芋”,才能不断增强处理复杂矛盾的真本事,练就做好青年群众工作的真本领,真正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推诿、不逃避,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闪。

种养结合助力乡村振兴

近来,多地推广种养结合模式助力乡村振兴,取得了良好成效。国内外长期农业实践一再证明,种养结合是农业生产系统实现良性循环的基础。

种养结合、适度规模的畜禽养殖,经济效益显著。根据笔者于2024年对全国6个典型省区的调研,实施种养结合的专业育肥生猪场户比非种养结合的场户平均每公斤生产成本低1.22元;种养结合的肉牛育肥场户比非种养结合的场户平均每公斤成本低2.71元。2024年牛价大跌致养殖场户普遍亏损时,实施种养结合的养殖场户基本能维持下来,并在今年牛价上涨阶段实现盈利,弥补了去年的亏损。

粪污治理优势明显。我国畜禽养殖每年直接排泄的粪便超过14亿吨,近年来畜牧业较大程度上独立于种植业,动辄上万头的奶牛养殖场、上千头的肉牛养殖场、几十万头甚至上百万头的生猪养殖场在各地屡见不鲜,使得粪污治理的成本越来越高。而种养结合能够有效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社会效应更加突出。过去我国农户40%左右的收入来自养殖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而当前,我国畜牧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快速提升,特别是近年来快速发展起来的过度单体大规模养殖,挤压了广大中小养殖场户的生存空间,一般农户很难从事养殖,特别是养猪、养奶牛、养鸡这些高度规模化、集约化的行业,一般农户退出现象更为严重;也导致种养严重分离,养殖业发展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协同推进难以实现,不利于“大国小农”背景下的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实现。适度规模养殖更有利于普通农户从事养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者返乡从事适度规模养殖,通常情况下能保障家庭收入稳定,实现乡村就近就业、家庭团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展现出在乡村振兴方面“聚财气”“聚人气”的重大意义。

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进种养结合的广泛实施,从而达到经济效应、环境效应、社会效应三效协同,助力可持续的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将是当前必须思考的战略性问题。

应从国家层面立法,科学确定养分管理标准。及时出台基于当地土地承载力和土壤养分管理的强制约束政策,提高养殖业准入门槛。既要确保一个区域(如行政村)内的养殖量在土地消纳能力范围内,也要确保一个养殖场所匹配的土地能够消纳其养殖产生的粪污。

因地制宜确定不同畜种养殖的适度规模标准。在不同区域根据当地农户正常年份收入状况、家庭资源禀赋、养殖畜种、种植品种及规模等综合情况来确定,确定标准比较复杂,且标准是动态的。最基本的标准是这一规模能保障养殖场户获得的收入满足其稳定从事该项生产。养殖场户若是以养殖为主体,种植业可以忽略不计。大致标准应该是:一个农户,按照两个劳动力核算,则育肥猪一年出栏1000头至3000头;育肥牛一年出栏50头至100头;自繁自育户年存栏能繁母牛50头至100头。养殖场户若是场户内部完全实施种养结合,则适度规模标准还可适度降低。

此外,相关扶持政策指向都应以适度规模的种养结合标准及养分管理门槛为基础进行设计,将扶持政策重点由简单的规模以上标准转向适度规模标准,且各项扶持政策都应以达到养分管理标准为基本准入门槛。

加快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谋划区域创新发展,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加快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202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各地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加强规划衔接”。北京、上海、粤港澳作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创新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各具优势、创新条件相对优越,整体区域创新水平排在全国前列,面向“十五五”发展,更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谋划区域创新发展,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任务,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因地制宜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及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效。

央地协同是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基本路径

“十四五”以来,央地协同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是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一方面,国家战略需要通过区域和地方落实落地;另一方面,地方发展需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十五五”要进一步强化在战略规划、创新政策支持、资金扶持、资源配置、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人才培养、场景驱动、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央地协同。央属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关系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多层级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央属机构与地方机构的开放协同,离不开国家与区域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及要素流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及创新绩效等多方面的对接协同。

中央政策支持与地方自主探索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制度优势

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后,地方政府是政策落实的主体,且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可以先行先试,这是提升区域创新整体效能的有效方式。一是中央部署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大力支持配合,区域省市党委和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二是央地联合出台专项政策支持。以北京为例,连续三年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评估中名列第一,累计实施140余项突破性政策,70余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再比如上海,针对浦东、临港新片区等区域,推出央地融合政策,如允许央企在临港新片区开展跨境资金池、跨境资产转让等试点,赋予在中央授权框架内行使的更大改革自主权等。三是地方探索政策试验自主权,以深圳为例,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特色优势,与央企共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

实验室体系和大科学装置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基础能力

中央主要依据国家战略需求确定发展方向、提供资金与政策保障、搭建基础设施;地方主要提供配套资源补短板、提供产业场景促转化,并完善区域发展生态。一是依托大科学装置推进央地协同。依托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已先后布局大科学装置、科教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三大类37个重大设施平台,20个已经进入科研状态。以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为例,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承担建设,北京市提供土地、资金和政策支持,逐步实现了央地资源的深度绑定。二是依托实验室体系推进央地协同。上海张江实验室体现了国家战略导向与地方创新资源禀赋的精准匹配,成立了由中国科学院院长与上海市市长共同担任主任的管理委员会,以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为法人主体,依托中科院科研体系优势,集成上海市的产业与政策资源,通过专项规划、土地供给和基金配套等支持实验室建设,推动基础研究成果进行转化。三是积极主动对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如北京结合自身科技优势,前瞻储备科技重大项目,融入科技重大专项布局,超前布局大科学计划等。

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是提升区域创新效能的战略支撑

要通过战略规划协同、政策制度设计、资源整合、功能互补等多维度路径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一是依托大科学装置和交叉平台,构建新兴学科体系。例如,北京怀柔科学城联合高校建设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学科,推动教材知识图谱与能力图谱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二是联合构建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旨在培养急需人才。以2024年9月成立的北京中关村学院为例,它与31所双一流高校共建,专注于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的人才创新培养。学院践行“极基础、极应用、极交叉”的科研理念,通过项目制“超常规”培养模式,旨在培养AI领军人才。三是央地联合政策试点。如上海浦东新区试点“基础研究特区”,赋予科研团队更大自主权,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形成互补。

场景驱动的技术研发与转化是提升区域创新效能的新范式。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引导下,场景驱动的创新聚焦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需求,形成央地协同、多要素高效流转合理调配的高能级区域创新与应用平台。一是城市全域场景创新加速前沿技术研发和转化应用。以北京冬奥场景为例,冰雪经济催生装备制造融合创新,各类央属机构和市属机构明确了智能场馆建设、5G转播、公共卫生安全等细分场景任务,针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应用难点,打造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导的重大成果产出路径,形成了新技术支撑城市场景运行,城市场景为新技术提供应用空间的格局。二是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为统筹推进数字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地方数字化品牌铸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提升、数据产业培育、数字人才培育、数字化发展环境优化、数字赋能提升等提供了丰富场景。三是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推动区域创新。以上海为例,五百余个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建立起从项目、产业到资本等多层次合作关系,赋能上千家中小企业。

推动形成遵规守纪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使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干事创业”,彰显了我们党以严明纪律管全党治全党的坚定决心,也为纪检监察机关更好履职尽责、服务保障大局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和科学的理论指引。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在监督执纪执法实践中,要注重引导党员干部把握好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内在统一关系,着力营造遵规守纪、干事创业良好氛围,推动国有企业履行职责使命、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

党的纪律与干事创业具有历史统一性

我们党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深刻总结提炼出“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这一论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和鲜明特征。无产阶级要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彻底、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依靠严明纪律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战斗力量凝聚起来。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将纪律视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党的首要条件”,强调“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深刻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党若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就连短期执政都不可能”。这些论述深刻揭示出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线”,是其组织性、革命性的根本保障。

纪律严明是我们党开创事业、不断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回顾历史,用铁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党员干部,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一条红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便将严明纪律镌刻于自己的旗帜之上。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有涉及纪律规定的具体要求;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以“纪律”专章形式对党的纪律作出规定;党的五大首次将严守纪律作为党员义务并明确提出“政治纪律”的概念,设立首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之后,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党在领导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干事创业的实践中,在回应重大问题、适应时代形势的过程中,不断将纪律建设的实践成果上升为制度规范、转化为纪律要求,党的纪律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发展,为党践行初心使命、推进事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党的纪律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使命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将加强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纪律规矩鲜明地立起来、严起来,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也正是依靠铁的纪律,我们党经过新时代的革命性锻造,才能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赢得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新征程上,要充分发挥党的纪律的教育约束功能和保障激励作用,引导督促党员干部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知行知止、令行禁止,形成强大合力,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遵规守纪与干事创业是国有企业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党的纪律对于干事创业的重要意义。然而现实中,个别党员干部将党的纪律与干事创业当作“单选题”,有的对严的要求没有内心真认同,存在“行业特殊论”“企业特殊论”,自以为是、不知敬畏“乱干事”;有的对纪律规矩不以为然、心存侥幸“伪干事”;有的鼓吹纪律规矩捆住手脚,对监督抵触埋怨“慢干事”;有的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消极避责“不干事”。这些错误观念本质上都是将遵规守纪与干事创业矛盾对立起来。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承担着党和人民赋予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权,必须将遵规守纪和干事创业的内在统一要求具体体现在国有企业现实工作中,依靠严明纪律激发干净干事、大胆干事的内生动力,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将遵规守纪与干事创业统一于国有企业政治属性。国有企业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发挥“国之重器”作用。政治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不能只追求市场效益,要着力实现市场价值与政治责任相统一。国有企业要通过严明纪律确保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要通过严明纪律确保紧扣“国之大者”干事创业,持续落实“三新一高”、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科技创新、推进新型工业化、深化国企改革等重大要求,将党中央决策部署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当好闻令而动的“经济部队”。

将遵规守纪与干事创业统一于正确业绩观导向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干事创业是遵规守纪的最终目的,要通过严明纪律引导党员干部牢记自己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弄清楚业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业绩、靠什么树业绩等问题,坚决纠治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过程中口号响落实差、搞本位主义、做表面文章等问题,在落实新发展理念过程中搞虚假业绩、盲目蛮干、躺平不干、敷衍塞责等问题,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偏离主业、任性决策、铺张浪费、数据造假等问题,在对下指导过程中搞文山会海、调研扎堆、过度留痕、层层加码等问题,以正确业绩观、权力观激发干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将遵规守纪、严管监督带来的治理效能转化为国有企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将遵规守纪与干事创业统一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党的纪律为党员干部划出底线边界,这是干事创业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人民把国有资产交给企业领导人员经营管理,是莫大的信任。信任是最大的关怀,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关心不能忘了严管”。国有企业直接参与市场,容易受商品交换原则侵蚀,领导干部以及大量关键岗位手中掌握资源、资产、资金处置决定权,遭“围猎”风险高,新兴领域的制度空白易给权力设租寻租留下空间。同时,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普遍点多、面广、链条长,滋生的腐败问题具备一定新型隐性特点,易滋生影子公司、影子股东等“靠企吃企”问题,以及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等问题。从查办案件、日常监督和中央巡视等情况看,国有企业腐败存量尚未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全面从严治党任重道远。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必须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严肃查处利用领导人员职权或影响力谋私的贪腐问题,严肃查处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和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机制、防风险、堵漏洞,督促党员干部自觉把党的纪律作为履行职责使命的坚强保障,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勤奋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

以扎实履职保障遵规守纪、放手干事

纪检监察机关是党的“纪律部队”、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推动形成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考验着纪检监察机关精准监督执纪执法的能力和水平。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应当把握好自律和他律关系,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贯穿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推动纪律建设融入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各方面,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引导党员干部把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好履职尽责、干事担当。

织密全周期纪律教育网络。党规党纪学习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必须持续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将纪律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成长全周期,通过深学细悟、入脑入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抓好全周期教育关键节点,坚持关口前移,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盯住入职节点,以扣紧“第一粒扣子”为重点做好党规党纪应知应会教育;盯住干部提拔重用节点,以引导正确认识和使用手中权力为重点做好纪法培训解读;盯住退(离)休节点,以提醒离岗离职后不得违规从业、违规谋利为重点,真正让纪律教育成为终身课题。发挥警示教育震慑作用,及时通报系统内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刻剖析违纪违法、蜕化变质的转折点、关键点,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针对管理人员、基层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不同岗位特点和风险,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形成震慑影响。抓住学习教育攻坚引擎,在紧扣主题深学细悟、动真碰硬以查促改、有序有效督促指导上持续用力,督促党员干部在筑牢党性修养、自觉遵规守纪、站稳人民立场、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检身正己,让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真正成为日常自觉。

筑牢权力监督与执纪防线。只有将权力置于有效监督之下,对违纪行为及时纠正、严肃惩治,才能切实维护纪律刚性、严肃性,使广大党员干部常怀敬畏之心,时刻用纪律戒尺丈量校正自身言行。必须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防止出现“破窗效应”。充分发挥“四种形态”层层设防的作用,既针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又覆盖各种违纪行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发挥国有企业内部巡视巡察监督、审计监督、法律监督等各监督主体专业优势,加快信息共享、问题共商、成果共用,对照“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目标,加快推动健全完善国有企业监督体系;严格执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要求,着力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推动落实好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这个最有效、最管用的监督手段,督促党委和班子成员做到知责履责担责、层层传导压力,带动形成责任明确、环环相扣的日常监督网络。用好问责利器,对党的纪律建设抓得不严不实以及“四风”问题突出、违纪违法现象多发性问题严肃问责,推动形成企业各级党组织一起抓纪律、管纪律、执行纪律的良好局面。

激活干事创业正向激励。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深化改革发展,先行先试探索多,难免出现失误和错误,必须给干事创业者以反思问题、总结经验、重振旗鼓的机会,既做到严管有尺度,还要做到厚爱有温度,旗帜鲜明鼓励和支持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充分调动起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注重科学研判、综合把握干部廉洁自律情况、作风建设情况以及本单位本领域政治生态情况,对于因推动企业改革发展触及利益、得罪人而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及时澄清正名、消除顾虑,传递组织关怀,引导保持干事热情。妥善把握事业为上、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容纠并举的原则,探索贴合国有企业业务领域尽职免责等保障机制,推动做到可操作、可执行、可落地。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注重围绕落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等重大任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及时释疑解惑、加油鼓劲,为心无旁骛干事创业的干部提供坚强后盾,推动从“被动干事”向“主动作为”转变。

破解人口城镇化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矛盾

破解人口城镇化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矛盾

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劳动力非农化,是中国“三农”工作面临的艰巨任务。从政策取向和实际执行来看,这里存在着一个“两难”抉择,即在继续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劳动力非农化的取向与防止农村人口空心化和农业劳动力老化的要求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破解这个矛盾,要求在理论上和政策上进行关键的范式转换。

影响城乡人口格局及其相互关系的三个过程

城乡人口格局及其相互关系,通常是受到三个过程的影响而形成的。第一是人口转变过程。城镇和农村不尽相同的人口自然变化,即生育水平差异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终究会造成城乡之间的差异性人口格局。第二是“刘易斯过程”。这个概括来自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即遵循资源重新配置规律,人口和劳动力遵循劳动生产率从低到高的方向,形成从农村到城镇的单向流动,从而改变了人口分布格局。第三是“蒂布特过程”。这个概括来自于著名的蒂布特模型,即城乡或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公共品供给引致人口迁移,从而那些公共服务更慷慨的地区得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口和劳动力。由于人口转变过程的影响是长期的,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并且其效应已经部分体现在“蒂布特过程”之中,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过程的作用及其关系。

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三个着力点

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塑造了这样的格局,即在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实现均等的供给,因而在老龄化与“三农”发展之间形成一种非良性循环。需要做出的范式转换是,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应该着眼于把“刘易斯过程”同“蒂布特过程”进行“脱钩”,即让两者按照各自应该遵循的原则推进,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而不再遵循传统的相互影响逻辑。

也就是说,一方面,继续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以便完成现代化所需经历的结构变革;另一方面,以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为共同原则,推动城乡公共品供给的均等化。由此提出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要求在三个方面着眼和着力。

首先,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既有巨大的空间,也能够创造真实的改革收益,关键是采取适当的推进方式,使潜在的改革红利得以成为改革实施的激励。推动人口分布、区域格局和经济地位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脱钩的改革,最集中地体现在户籍制度改革这一任务中。经过40多年的改革,户籍制度已经不再履行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功能,当前亟待突破的改革关口,是消除其按照户籍身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这项改革应该在两个方面同步推进。第一条改革路径是按照必要、合理、适度确立的条件,选择性地扩大城镇落户规模。在现行财税体制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存在激励不相容,因此,还需要第二条改革路径,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户籍制度作为公共品供给对象的识别功能,使城乡户籍含金量不再有实质性差异。两条改革路径缺一不可,具有相互促进、彼此激励、自我强化的关系,需要双管齐下予以推进。

其次,畅通城乡之间的要素双向流动通道,拓展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同时防止因劳动力从城镇到农村回流造成内卷式配置。中国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具有两个明显的特性。第一,由于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物质资本投入,农业劳动生产率在绝对水平上得到大幅度提高。然而,随着农业中资本—劳动比的快速提高,已经出现明显的资本报酬递减即回报率下降趋势,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第二,迄今为止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显著低于非农产业,农村非农产业也具有生产率偏低的特点,因此,如果发生劳动力向农业和农村的大规模回流,则意味着出现资源配置与生产率提高方向相背而行的情形。通过拓宽资源配置空间以稳定制造业比重、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以稳定农民工就业、通过乡村振兴创造农村高生产率岗位等举措,都是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完成人口城镇化和劳动力非农化的必经之路。

最后,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求,促进公共财政资源更加均衡配置和统筹使用,中央政府承担更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职能和支出责任。农业与非农产业是否均衡、农村与城镇经济是否一体化、农民与市民生活水平是否趋同,衡量的标准和推动的手段都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供给短缺和资源约束的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存在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产业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均衡化的思路进行物质资本投资,可以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更高的效率。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供给侧的制约性资源,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也日益成为需求制约。因此,以提供更多更好基本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民生建设,具有一石三鸟的改革效果,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其一,改善民生可以产生更高的社会效益;其二,新人口红利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增强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其三,解除居民消费后顾之忧,平衡社会总需求“三驾马车”,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内涵阐释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从严格制度执行的视角提出“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党自建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监督权力运行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从严管党治党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成果,为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重要遵循。研究阐释“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重要论断的内涵,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必然要求,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抓手,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需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2021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提出“把管理和监督寓于实施领导的全过程”。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鉴于此,“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重要论断的内涵可以从四个维度来把握。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监督内容全涵盖

监督内容全涵盖是指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对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的要求在全党的贯彻落实。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本质上是政治监督。当前,对权力运行的政治监督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成效进行监督检查。要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等方方面面,围绕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举措加强监督检查。三是对保证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进行监督检查。要对坚持民主集中制,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四是要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标本兼治,推动审批监管、工程建设、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财政支出等重点领域监管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促进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总之,政治监督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构成了监督内容的全涵盖。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监督对象全覆盖

监督对象全覆盖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重点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六条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除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外,其余监督所涉及的机关部门和领导干部、工作人员都是被监督对象。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纪委派驻纪检组对派出机关负责;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这样就形成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个全覆盖”格局,表明党和国家监督工作延伸到了每个领域、每个角落。在回答“监督谁”的问题上,我们党从党内监督全覆盖破题,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实现了监督对象从党组织到党员、干部以及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监督责任全链条

监督责任全链条是指权力运行流程的各个环节依次推进,不能简化和遗漏。现代管理理论按时间顺序将管理行为分为事前、事中、事后的过程进行连续性监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注重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齐制度短板”。授权是权力运行的事前环节,必须依法依规;用权是权力运行的事中环节,权力行使必须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制权是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规范,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齐制度短板。授权、用权、制权三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机统一,共同构成权力运行监督程序的全周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所涉及的各类监督都包含事前、事中、事后的连续性监督环节,具体包括:一是权力配置,坚持权责法定,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制度,明晰权力边界,规范工作流程;二是运行制约机制,坚持权责透明,推动用权公开,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三是纠错机制,坚持权责统一,盯紧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例如,各类财会监督是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责任全链条运行的主要业务工作,包括:事前监督,如人大或财政和政府部门的预算审查监督;事中监督,如财政和政府部门的预算执行监督,以及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财会部门的会计核算反映监督;事后监督,如审计监督、人大的政府及部门决算、资产报告审计监督等。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监督制度全贯通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监督制度全贯通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内监督制度贯通协调,以党章、准则、条例、规定为主体的管党治党制度的贯通协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二是党内监督制度和外部监督制度的贯通协调。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各类外部监督法规制度的有效衔接、协同发力,形成监督合力,提升整体监督制度的效果。切实推进党内法规与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人民政协机关、审计机关的各项法规制度贯通协调。实现各级纪律检查机关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审计机关、统计机关、财会机关的法规制度协调联动。三是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四是监督主体责任制度贯通协调,推进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构成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要严格落实。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重要论断的提出,表明党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的认识不断深化。在新征程上,我们应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进一步强化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在党的统一领导指挥下严格制度执行,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强化多元监督主体协同,消除监督盲区,以技术赋能监督,破解监督难点,聚焦重点领域与“关键少数”,提升监督精准度,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计算政治学的创新价值与研究路径

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对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内在结构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计算政治学应运而生。这一新兴学科,在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在方法、议题、理论、实践等维度,对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方法变革

计算政治学的出现,使政治学者能够更大规模地整合数据、算力、算法三大要素,系统性揭示更为复杂的政治现象,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精准性。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的运用,形成了计算政治学的方法变革效应。例如,虽然人们的行动数据每时每刻发生,但如果没有大数据,这些行动数据就不会被记录下来;再如,互联网上浩如烟海的网民评论,如果不能用大数据的方法收集起来,用大模型和算法进行处理,人们就难以发现其中反映的民意与变化规律。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人们不仅能得到以前无法得到的海量数据,同时还能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从而去发现以前政治学无法研究的主题及规律。

虽然计算政治学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才刚刚开始,但中国计算政治学研究者已不再限于小数据的分析,而是通过分析全样本的大数据来推动政治学方法革新。当然,这种方法论创新并非要取代传统的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而是更加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方法论多元融合与技术升级。它以问题为导向,将大数据分析的宏观洞察与案例研究的深度理解相结合,将计算模拟的推演能力与历史制度分析的脉络梳理相结合,将在线实验的因果推断与规范理论的价值关怀相结合,既能避免“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又有助于突破传统方法的局限,在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方法论支撑的同时,也为全球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范式选择。

议题拓展

计算政治学的方法变革引发了研究议题的拓展效应。长期以来,政治学主要在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国家治理等领域进行主题研究,而这些主题更适合通过文本进行规范分析。行为主义兴起后,统计学、心理学、数学的一些方法被运用于政治学研究,拓展了政治学研究议题。计算政治学的出现,更是突破了传统定量研究存在的数据结构单一、数据规模不足以及实验条件的限制,实现了海量样本的大数据、亿万参数的大模型等数据收集、分析,从多个方面拓展了政治学研究议题。

一是新的政治学议题不断涌现。例如,围绕正广泛介入各国政府公共决策和治理实践中的算法技术问题,学者们从正反两方面的不同理论进路对算法与国家治理的动力机制、耦合逻辑与政治效应开展研究。再如,数智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成为计算政治学新议题,学者们依托社交短视频平台,利用大模型赋能的智能检测工具进行多模态数据分析和认知图谱构建,既能为动态监测网络舆情演变,洞察社会心态变迁提供技术支持,又为理解数智时代技术、制度、文化之间的互动模式提供了新视角。

二是传统政治学议题创新发展。例如,数字空间、数字资本主义等议题本是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但在数智时代构成了政治学研究议题的拓展。此外,关涉国家在数据治理中自主性的数字主权问题,聚焦技术赋权下权利与义务重构的数字公民问题,涵盖技术、政治、社会认知的多维复合议题的数字安全问题,也构成计算政治学的核心议题。

三是传统政治学主题范围拓展。例如,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与过去单纯依赖人工精细阅读和理论阐释不同,计算政治学能够运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对经典政治学文本进行数据分析,填补了传统研究难以介入的研究空白。再如,在研究党的领导时,计算政治学能够实现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从静态描述向动态调控的转换,通过地方政府网站更新频率、基层党组织响应速度等时空大数据构建指数体系,将党的领导力等概念转化为可测量指标。

理论创新

计算政治学的方法论变革与研究议题拓展,为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计算政治学引入社会科学、数据科学、计算科学的研究方法,赋予政治学研究数据驱动与算法驱动相结合的新的理论工具,使政治学研究者能够超越工业时代分门别类的学科体系,在直面发展与治理的现实问题基础上,提炼新概念、把握新趋势。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率先拥抱数智时代的大国,政治学研究者寻求理论创新,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显得尤为紧迫。

目前,政治学学科正在形成新的理论创新集群。在这方面,“数字命运共同体”“数字乡村治理”“算法治理”“网上群众路线”等一批理论创新成果正是典型代表。同时,计算政治学研究者运用“数字人权”“数字帝国主义”“数字圈地运动”“算法意识形态”“算法官僚制”“算法利维坦”等概念范畴,从不同层次和维度捕捉、描摹与解释数智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实践的新变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内涵深化与时代拓展。

面向未来,中国政治学人应积极顺应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理论创新效应,在坚持政治学理论特质基础上,既着眼于解释数智时代政治实践的运行规律,又致力于推动政治生活的向上向善。具体而言,既要能对宏观制度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也要能对微观个体行为和互动机制作出科学揭示;既要积极探索政治学新理论、新议题,又要对国家、政党、民族、民主、革命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典论题,以及党的建设、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成果投以更深入的关注;既要避免落入西方中心主义,又要与国际同行进行更多交流对话,不断丰富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和世界意义。

实践应用

计算政治学的方法革新、议题拓展、理论创新,都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这使其在技术、制度、文化等层面展现出多维度实践价值。

在技术层面,计算政治学为国家治理注入了强大数智化能力。例如,通过计算方法,运用主题模型,计算政治学研究者可以直接将文本作为数据,从而进行情感分析、语义网络分析等,辅助决策者进行公共安全风险预警、社会矛盾感知、社区网格化管理。通过计算政治学的技术赋能,过去模糊、滞后、经验依赖的治理过程,能够转变为基于精准数据驱动、智能算法辅助和实时反馈优化的现代化治理范式。

在制度层面,计算政治学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更加完备。一方面,计算政治学通过数据收集与整合、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可对现有政治制度运行情况进行评估,进而发现制度漏洞和执行不畅的环节,为制度改进提供针对性建议。另一方面,计算政治学关于政府决策模式的研究,可以帮助政府构建更完善、更科学的制度框架。例如,在资源分配制度方面,计算政治学可为政府提供各地区民众的实际需求数据,辅助制定更精准、更公正的分配方案,以增强分配制度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在文化层面,计算政治学能够促进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深度融合。大语言模型的训练,采取严格的伦理对齐,这使得人文价值和社会责任被具象化整合进大模型当中,并被严格遵守。计算政治学基于网络平台与社交媒体的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使政府广泛获取民意,将群众智慧融入政策制定过程中,有效提升群众的政治参与感和获得感。计算政治学还能推动实现政务信息公开与可视化展示,增强政府公信力和决策透明度,这有助于形成良性的国家和社会互动模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向度

概念体系的建构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从知识生产路径和知识建构集成来看,任何国家的政治学概念体系建构都有其自身的内在机理。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要实现系统化的知识生产,就必须在知识生产原理层面把握好体系化的层级结构、概念间的逻辑关联和结构化的知识传播;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与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间是同步展开、相互影响且共同促进的,由此形成了不同价值导向的知识生产结果。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要在实现对中国问题和中国现象有效解释的基础上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贡献,其背后的知识逻辑是以发掘普遍适用的概念和理论来回应政治知识跨情境效度的问题,进而实现自主性的知识生产。而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则是要在摆脱西方政治学话语霸权的前提下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其背后蕴含的话语逻辑是立足于中国政治实践来实现本土化的知识生产,从而在与西方国家对话交流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主动权。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在与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互动中形成了以知识逻辑的自主性和话语逻辑的本土化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向度,反映了知识生产结果的不同取向。

基于知识逻辑的自主性概念体系。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首先涉及对知识本身的理解。通常意义上,知识是人们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获取、积累和传递对世界的理解而形成的,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概念、理论、命题、范式和方法等。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本土”与“外来”之间的知识张力始终贯穿着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过程。根据知识的生成逻辑,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从外来概念引入到本土概念提炼再到概念体系化建构的历史进程,实质上也是一个逐步实现自主知识生产的阶梯化过程。从知识体系的建构视角看,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内源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是坚持以发现中国问题为研究起点,通过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来建构为广大学者和民众所认同或接受的知识集成。这一知识内源性特征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须将基于知识逻辑的自主性作为知识生产向度,要在国家主体层面形成对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象的自主性解释,以应对政治知识在不同情境中的效度问题,实现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互动。与此同时,以自主性为面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并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要为全球知识生产作出应有贡献,不断发展具有一般意义和普遍适用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基于话语逻辑的本土化概念体系。话语作为概念体系在实践中的表达形式,是切实发挥概念体系现实影响力的核心要素。一般来说,话语是人类表达和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决定和支配人们言语、思想和行为的潜在逻辑,其主要功能在于认知和沟通。而这两种话语建构的功能分别指向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两大主要目标:一是要提炼新概念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解释,并提供新的思想认知、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二是要在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学学科对话过程中彰显自身的话语影响力,从而逐渐掌握概念体系建构的话语主动权。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始终面临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语言博弈。无论是反思西方现有政治理论的适用性局限,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话语和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建构政治理论,都指向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须以话语逻辑的本土化作为知识生产向度,并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目标相互契合。基于话语逻辑的政治学概念体系深刻反映了官方政治话语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的双向塑造,能够伴随政治实践的创新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以本土化为面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要着重把握政治学的实践性特征,深入探究中国政治实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善于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具有应用价值的本土概念,着力提升概念体系的适用认可度和实践操作性,在中西对话交流中构建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话语主动权。

打造新时代城市有机生命体

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体现了我们党对城市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面临任务和挑战的深刻洞察,对于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入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论断的精髓要义和丰富内涵,打造城市有机生命体,是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的重要前提。

牢固树立城市是有机生命体的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认识论决定方法论。以往的城市发展理念中,往往存在两种错误认识:一是把城市单纯理解为“结构体”,即片面地从形式上去理解城市,在城市建设上盲目求大、求新、求异,倾向于展现气派、铺陈“排面”、营造“景观”,往往脱离实际需要、割断历史文脉、抛弃文化风貌、忽视地方特色、破坏城市肌理,兴建一些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缺乏持久生命力的东西;二是把城市单纯理解为“功能体”,即完全站在人类需求的角度,只要求城市提供各种功能,甚至有的地方为了追求政绩而“摊大饼”“造大城”,忽略了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所固有的机能循环、成长周期和边界条件,缺乏敬畏,没有善待和全周期管理城市,往往把城市建成没有生气的水泥丛林。

“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既是对上述两种错误认识的准确诊断,也提出了治疗的对症良方。因此,应科学判别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遵循客观规律,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不断丰富、优化、调整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使结构与结构之间、功能与功能之间,以及结构与功能之间能够相互配合、正向反馈,形成强劲的内生动力和良性循环,使城市能够像有机生命体一样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走集约高效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正确把握和处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和其他生命体一样,都需要汲取和消耗自然资源,其生存和健康发展也离不开良好的自然环境。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和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人口最密集、污染排放最集中的地方,必须充分考虑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根据区域条件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科学把控城市开发强度,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集约发展,立足国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正确把握和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城市是社会分工细化的产物,城市的发展不仅依赖自然环境,而且依赖社会环境。城市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乡村以第一产业为主,三大产业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乡村是支撑和约束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城市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大越好,城镇化不是把所有乡村都变成城镇,更不是把所有城市都变成大城市。中国城市发展必须走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如果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城市越来越现代化,乡村却越来越萧条,那么城市功能就无法得到有效发挥,最终将失去活力、无法运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形成规模惊人的贫民窟,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就是惨痛教训。

正确把握和处理城市与城市的关系。“城,所以盛民也。”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一座城市规模再大、功能再发达,也承载不了所有国民。必须构建和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才能提供足够强大的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城市与城市互为环境,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够靠虹吸和挤压其他城市而一枝独秀。每座城市都必须在正确处理与其他城市的关系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自觉与其他城市相互借力、相互成就。曾经一段时间,有的地方盲目推崇大中城市,一味将政策和资源向大中城市倾斜,造成周边小城市、小城镇萎缩,中心城市的首位度过高,最后患上“城市病”,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坚持以人为本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提高城市宜居性,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7%,9.4亿人生活在城镇,19个城市群承载全国75%的人口,城市是人民群众营造美好生活的重要场所。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为此,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形势变化,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克服“见物不见人”“重功能不重机能”等错误倾向,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重要目标,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牢牢兜住民生底线,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主动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我国市民群体在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内部构成也在不断分化。不同市民群体在同一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受益的程度、进度和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城市工作不能只算大账、总账、平均账,还要算小账、分账、明细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形成庞大的“新市民”群体。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新市民”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没有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天花板”“玻璃门”等现象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新市民”的城市融入,涉及户籍、土地、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体制、政策、利益调整,涉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文明观念的转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务实高效统筹解决,避免“城市发展只要地不要人,农村人口脱离了土地却融不进城市”等问题。“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路子。”城市发展需要白领,也需要蓝领,只有多方力量共同努力,才能真正激发城市活力,有效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更加注重治理投入,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改革开放以前,全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乡村且长期固着在村落里,城镇人口规模小且高度限制在单位里,城乡之间缺乏流动,城市总体规模相对小,市民之间交往比较简单。在城镇化与数字化的双重影响下,我国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加复杂。人与人相互连结,息息相关却难以心灵相通、萍水相逢却往往唇齿相依,社会关系趋于浅表化、碎片化,社会矛盾复杂多样。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这种新型劳动关系高度依赖特定平台上的即时交易,劳动安全、劳动保障、劳动收入等存在较大风险隐患。为此,必须把城市治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城市社会治理中新的重点和难点,加大治理投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

当前,城市工作面临新的任务挑战。“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的重要论断,高屋建瓴地回答了当前我国城市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城市工作开阔了视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时代的城市工作要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打造新时代城市有机生命体,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提升耕地质量守护沃土良田

耕地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资源,其重要性日趋突出。我国耕地资源总量有限,人均耕地少、高质量耕地少、可挖潜耕地资源不足特征明显。在耕地资源禀赋总体有限且不可改变的背景下,受自然条件变化及人为活动影响,耕地退化问题突出。

长期以来,我国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耕地规模总体稳定,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0亿亩,粮食产量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但也要看到,耕地质量总体不高,“先天不足”“后天欠账”问题仍然突出。我国耕地按质量分为10个等级,目前平均等级仅为4.76等,低等耕地(7等至10等)占比22%、数量超4亿亩。在耕地利用及生产力提升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包括资源环境脆弱区耕地条件退化、集约化农区高强度利用导致耕地质量快速下降等,直接影响粮食生产规模及品质。如何改造中低产田、提升耕地质量、高效利用耕地成为突破口。

后备资源不足成为制约占补平衡、补充耕地质量难以提升的突出瓶颈。在实践中,补充耕地多依赖土地开发,加上后备资源开发需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全国耕地后备资源较上轮调查减少近3000万亩,一些地方无地可补,即使可以补充也需消耗极大财力、人力、物力;耕地占补不能保证质量平衡,存在占优补劣现象;为追求数量平衡,有的地区不惜围湖造田、侵占河床等,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耕地污染问题突出,对粮食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一是重金属污染严重,约2000万公顷农田被重金属污染。《国家土地地球化学质量报告(2022)》显示,我国土地地球化学综合质量总体优良,但仍有近10%的低等级土地,部分地区存在耕地重金属超标现象。二是农药和农膜过度使用导致化学添加物在耕地系统中残留与溢出,使得农田土壤重金属、农药积累量加重,引起抗生素、酞酸酯、微塑料等新型污染物含量增加,对耕地造成污染。三是化肥过量施用导致氮、磷等营养元素以挥发、溶淋、渗透等方式进入大气、江河、耕地水循环系统及土壤,造成耕地酸化。四是风蚀、沙化、水土流失等导致耕地生态恶化。

引起耕地退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合理开发利用是主要因素。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关键是保护好耕地,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系统治理、综合施策,让各类型耕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首先,在治理措施上,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原则,综合采取工程、生物、农艺等措施,保护开发利用好耕地资源。充分调动用地主体管护积极性,建立监测与责任制度,增强土地使用者保护意识;一旦发现问题,追根溯源,同步采取工程技术措施,遏制耕地退化趋势;鼓励科学轮作与休耕,调动经营者平衡施肥与有机培肥的积极性,实现耕地高效、可持续利用。

其次,加强科技创新,缓解人地矛盾,提高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统筹协作,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整合科研院所、高校、农业生产机构等不同主体的技术、人才、资金优势,促进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有机结合,推动耕地保护与产能提升。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鼓励不同主体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推动研究真问题、拿出真成果。在科技创新领域,耕地保护相关科技平台较少,需加大创新平台建设力度。聚焦“十五五”时期国家重大需求和重点区域,着力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耕地保育、智慧耕地研究等方面加快研发创新。

最后,探索建立耕地可持续利用长效机制。耕地作为土地利用的一种重要类型,其耕作层自然要素构成决定了生产能力,以及对具备特定耕作层条件的耕地进行保护的重要性,这是由其自然属性决定的。耕地利用过程中的种植方式、产出水平等构成其经济属性,即耕地利用过程中所反映的经济规律。耕地保护涉及地方政府、农民、农业生产者(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如何平衡好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如何解决耕地保护、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利益问题,都是不能回避的难点。坚持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各方主动性、积极性,才能形成耕地保护的强大合力。

奋发有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25年7月14日至15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10年再次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既是对过去十年城市工作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战略部署,会议的召开对于解决好当前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深刻把握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总体形势和历史方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宜业宜居水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与十年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相比,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有如下新的内容表述。

提出“两个转向”的形势判断,锚定城市发展新方位。本次会议提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2015—2024年,我国GDP超过万亿城市由10个增长到27个,城镇化率由56.1%增长到67%,相应的城镇常住人口也由7.7亿增加到9.4亿,城市发展和城镇化正进入稳定发展期和存量提质增效阶段。“两个转向”的形势判断,清晰地表明我国城市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为新时代新征程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做好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提出“五个转变”和“五个更加注重”,深刻把握城市发展主线。即“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这就要求城市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城市发展应转向集约高效的内涵式发展方式,注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和城市结构优化;促进城市不同主体打造并利用动态比较优势,自觉转向追求质量的良性竞争、主动协商的互利合作、积极创新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城市工作从更多重视前期建设转向更多重视后期治理,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坚持将城市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加强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安全的统筹协调。

2.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城市工作的重点任务和评价体系

在城市工作的重点任务和评价体系上,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2015年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性拓展和深化,部署了城市工作的七大重点任务,提出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抓手。

提出“一个优化、六个建设”重点任务,拓展了现代化人民城市内涵。“一个优化”是指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这要求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促进超特大城市核心功能提升、大中小城市基本功能完善、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联动。通过存量更新与功能优化,打造智能化引领的高品质、更健康、可持续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六个建设”是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相较于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此次会议提出的目标任务既回应了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内涵,又将六个维度的分目标细化为具体的行动和举措。创新型城市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构建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高效集聚与流动。宜居城市强调以人为本的空间和服务供给,通过统筹人口、产业、交通与城市布局,打造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环境舒适、服务优质的生产生活空间。美丽城市体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减污降碳扩绿协同增效,形成自然生态与城市发展的双赢格局。韧性城市强调城市系统的安全性与抗风险能力,通过加快老旧管网改造、严格建筑安全监管、统筹城市防洪与内涝治理、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筑牢抵御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的综合防线。文明城市强调文化传承与市民素养的双重提升,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市民道德素质培养为核心,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城市空间与公共生活中落地生根。智慧城市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治理模式创新,致力于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与服务质量,实现城市治理的实时感知、智能响应与精准施策。

提出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破解广大干部群众激励难题。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加强城市工作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这表明未来城市发展评价需要彻底改变过去以GDP和规模扩张为导向的传统评价模式,转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体系以及“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等多个维度的评价体系,这为进一步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政策视角和实践路径。

3.扎实推进会议精神和任务部署落地见效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贯彻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必须坚持不懈从我国城市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汲取新营养,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理论体系,提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中国方案。

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快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未来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依靠有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利用有效市场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勤劳之手推动城市建设,加快构建党的领导下政府、市场和个体协同共治的现代化城市治理体系。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注重提供更加高品质、均等化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服务,不断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在提升幸福感方面,加快推进宜居城市建设,完善文化、娱乐和休闲设施,营造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在保障安全感方面,加快韧性城市建设,最大程度降低各类灾害和风险对居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在共享发展方面,加快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让所有阶层和群体都能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坚持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加快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与功能重塑,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不断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与空间品质,让城市更宜居、更高效、更有温度。着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水平与均等化程度,强化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加快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步伐,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城市治理,全面提升治理体系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不断增强城市的包容性、韧性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城市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

优化完善现代化城市体系,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多中心、多层级、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体系,统筹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协同发展、县域城镇化提质升级与城乡融合发展。重点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一体化发展,逐步完善机场航线、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内河航道等立体交通设施,优化升级物流运输网络和供应链体系。不断创新要素保障机制,强化城乡融合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

加快建设创新城市和智慧城市,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引导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规模化、品质化和绿色化方向转型,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和资源消耗降低。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等科技创新型产业,建立科技创新孵化器和产业加速器,持续推进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不断突破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锁定,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整体攀升。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领域的深度应用,推动智慧物流、智慧社区等智慧应用场景的落地。

着力建设美丽城市和文明城市,打造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地。将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贯穿城市发展全生命周期,使城市不仅成为经济繁荣发展的空间载体,也成为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推广“生态城市”“海绵城市”“无废城市”“花园城市”“公园城市”“森林城市”等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不断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和居民生活品质。在城市规划中高度重视文化保护,保持城市的独特文化风貌,真正实现“以文化塑城、以文明兴城”,不断增强城市凝聚力。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推动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深度融合。

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为经济持续向新向好贡献财政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提供了行动指南。财政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自觉将开展学习教育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坚持学查改贯通发力,切实将作风建设成效内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深化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坚决行动,转化为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有力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

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驰而不息锻造过硬财政作风

财政部将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摆在突出位置,从服务党的工作大局高度推进作风建设,主动对标对表,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筑牢思想基础,强化责任担当,严格制度约束,不断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紧盯作风建设本质要求,持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在凝心铸魂、固本培元上下功夫。财政部始终将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政治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行动上的清醒。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持续深入推进作风建设的深远政治考量,准确把握加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方法路径,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优良作风护航财政改革发展。

聚焦作风建设的关键,建立“宝塔型”责任体系,推动严的要求一贯到底。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牢牢抓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作风建设也必须拧紧责任链条。财政部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压实“一岗双责”。建立完善“宝塔型”责任制,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形成“上下同心”抓作风建设的良好局面。积极运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重点工作清单,推动党组织书记和纪委书记履职尽责,做到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不断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把握作风建设的切入口,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大力纠“四风”树新风。扎实推进学习教育,加强对部内各单位的分类分层指导督促,将严的标准、实的要求贯穿学查改全过程。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读书班、集中研讨、讲专题党课等方式,在深学细悟上持续用力,夯实思想基础。坚持“刀刃向内”查摆问题,通过“回头看”等方式再对标、再聚焦,做到靶向施治。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建立工作台账,动态跟踪督促,确保改到位、改到底。注重开门搞教育,部党组聚焦财政中心任务,确定21个重点调研题目,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推动破解难题、改进工作。

筑牢作风建设的根本,不断强化制度约束,推动常态长效、化风成俗。抓作风建设,根本上要靠制度约束,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最终内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财政部坚持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全面提升作风建设治理效能。聚焦财政领域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在资金分配、项目评审、监督检查等方面扎牢织密制度“笼子”,铲除“四风”滋生土壤。坚持以制度机制固化作风建设成果,制定出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制度举措,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继承弘扬财政优良传统作风,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过紧日子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我们深刻感悟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财政部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用“讲认真”的态度、“有韧劲”的行动,始终如一推进作风建设,以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奋进新征程。

加快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力推动经济向新向好

2025年以来,财政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优良作风推进改革攻坚、事业发展,全力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性抓好工作落实,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支持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将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靠前发力抓好政策落地,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有效释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项工作能早则早、抓紧抓实,保持足够力度。财政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把握时机节奏,与各种不确定性抢时间,推动政策和资金落快、落准、落稳,用政策效能对冲不利影响、赢得发展主动。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1万亿元,保持较大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4月底已全部下达地方。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29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超过90%,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预算已下达6583亿元,为地方促发展、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提供必要财力支持。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推动支持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支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经济循环进一步畅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财政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综合运用超长期特别国债、政府债券、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推动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大力提振消费。上半年先后分两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62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进一步扩大补贴范围,合计带动5大品类商品销售额超过1.6万亿元。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加强养老、医疗保障,建立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另一方面,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投资效益,更好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上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2.16万亿元,进一步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有力支持重大项目建设。

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聚集壮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财政部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支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学技术支出4790亿元,同比增长9.1%。优化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中央本级科技支出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深入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奖补政策。支持26个城市开展第二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选择35个城市开展第三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全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000亿元用于支持企业开展设备更新,推动加快转型升级。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群众福祉持续增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财政部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推动民生建设在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方面取得新进展。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安排均接近4.5万亿元,同比增长6.1%和5.9%,卫生健康等支出均保持较高增幅。强化就业优先导向,中央财政下达就业补助资金667.4亿元,支持地方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延续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和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1万亿元,稳步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调剂,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加大对公共卫生服务和城乡居民医保的投入力度,将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700元。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延续实施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政策。

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加快建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财政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改革举措破解发展难题、释放发展活力。推动税收制度改革,关税、增值税立法取得积极进展,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出台实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研究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后税收制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地方发展产业、涵养税源的内生动力。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提升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水平,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快“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建立健全县级为主、市级帮扶(兜底)、省级兜底的分级保障责任体系,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在16个中央部门开展零基预算改革试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比上年年初预算下降5%,把更多资金用在“刀刃”上。

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财政部坚持远近结合、堵疏并举、标本兼治,扎实做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工作。深入落实2024年一次性增加6万亿元债务限额政策,截至今年6月底,已累计发行新增置换债券3.8万亿元。各地置换后债务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过2.5个百分点,还本付息压力大幅减轻,财政空间得到释放,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持续督促地方政府严肃财经纪律、强化预算约束,依法合规推进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对违法违规举债和虚假化解隐性债务等问题严肃查处、公开曝光。完善专项债券资金监管,加强项目资产管理,推动建立偿债备付金制度,以规范管理有效防范风险。

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8.8%,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52%,成为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新的动能不断积累,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左右。

我们深刻感悟到,上半年财政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是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良性循环的生动体现。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把作风建设具体要求落实到财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注入强劲动力,为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财政保障。

以优良作风更好凝心聚力,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贡献财政力量

当前,我国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财政部将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运用好学习教育成果,发扬严和实的优良作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财政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快发行和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带动效应,推动各项政策效能不断释放。落实好助企帮扶各项财税政策,有效改善经济微观循环。统筹运用专项资金、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和政府投资基金等政策工具,支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指导督促地方做好隐性债务置换工作,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以促消费为重点支持扩大内需,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潜力。不断完善支持养老、育幼、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的政策体系。完善免税店政策,推动免税商品零售业务健康有序发展。强化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联动,出台实施重点领域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更好满足消费需求。持续推进“两重”项目建设。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加强民生保障,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大稳就业政策实施力度,有力实施稳岗返还、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等政策,强化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加大教育发展支持力度,推动教育资源扩优提质。深入实施社保、医疗、优抚等有关补助政策,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抓紧实施育儿补贴制度,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发放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一老一小”方面的服务需求。

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更好释放财政治理效能。研究制定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意见,加强预算管理各项制度举措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增强地方自主财力。研究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优化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不断提升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深入开展中央部门零基预算改革试点,支持地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

新征程奋楫扬帆,强作风实干为要。财政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久久为功推进作风建设,踔厉奋发、担当作为,充分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以优良作风和实际行动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我们要抢抓历史机遇,以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重要战略抓手,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筑牢强国根基提供重要支撑。

深度融入现代化发展实践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现代化发展实践,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新动力。

人工智能助力破解超大规模治理难题。在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既具有超大规模市场活力释放的独特优势,也面临超大规模复杂治理的现实挑战。人工智能凭借其独特优势,为破解这一难题开辟新路径。在社会治理领域,城市大脑、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的应用,能显著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精准度,推动治理效能实现大幅提升。在经济发展方面,智能技术通过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智能制造、智慧服务等新兴业态,不仅推动产业边界不断拓展,而且能够智能匹配产业链供需,提升生产效率。在民生改善领域,AI辅助诊断系统能让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地域限制,智慧教育平台可把优质名师课堂送进偏远山区,让更多人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公共服务。实践充分证明,人工智能已成为统筹推进超大规模治理的一个重要工具,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人工智能助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工智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也会引发知识传播、文化创新和精神生产领域的深刻变革。一方面,人工智能驱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能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强大引擎;另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力量能催生智能化精神产品,极大丰富人类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有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哪吒之魔童降世》《黑神话:悟空》等新技术与传统文化叙事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利于激发全民文化活力,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同时推动文化创新,在为物质文明发展注入文化内涵的同时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人工智能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工智能为破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深度学习算法具有对复杂生态系统的模拟解析功能,为突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找到了技术突破口。基于人工智能的全域感知、智能调控等先进生态治理手段,能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从经验判断提升到数据推演的科学层面,推动生态修复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转变。人工智能正逐渐成为生态治理的精密工具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新支点,这将为增进全体人民生态福祉提供强大技术动能。

还要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智能算法能够深入挖掘海量数据的潜在价值,在推动社会总财富持续增长的同时,为实现更加公平的分配提供技术支持。人工智能也能为打造国际公共产品贡献力量。通过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为落实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供技术支撑,有助于推动全球资源配置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

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挑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确保人工智能在有益、安全、公平的轨道上发展。

从经济领域来看,数据要素的集聚效应可能催生新型技术垄断,导致“数字鸿沟”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区域、城乡、群体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比如,流量控制等容易引发新的不公平,不仅会挤压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空间,也对共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机器替代人”现象可能导致制造业出现技能过时与岗位减少双重困境,使部分群体面临“技术性失业”风险。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但劳动关系模糊、社会保障不健全等问题也逐渐暴露。新型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亟待加强。

从社会领域来看,算法技术在信息传播中的广泛应用,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但引发的“信息茧房”效应,造成某种程度的认知封闭或固化。虚拟陪伴、情感模拟等技术虽然能够缓解部分人的社交焦虑,但也容易导致人们现实社交能力退化。

从个体发展看,随着知识获取方式变革,处于碎片化信息洪流中的人,主动探索与深度思考的能力容易弱化,人的主体性在技术依赖中会面临隐性弱化风险。工具化、标准化的精神文化生产方式,对人的个体精神世界丰富也会带来一定影响。

坚持“服务人民”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服务人民是科技创新的本质要求”“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技术变革机遇,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贯穿人工智能发展全过程。

提升驾驭技术变革能力。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主导权、成果享有权和规则制定权,确保人工智能能够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其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力工具。要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筑牢“技术自强”根基。在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人工智能领域面对技术迭代与规则重构双重挑战的背景下,我们既要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创新机制激发创新活力,更要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奠定坚实基础。

构建“技术为人”机制。一方面,要发挥制度的战略引领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将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融入技术创新的各个环节,确保技术研发与应用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另一方面,要发挥制度的统筹协调优势,形成多元共治的良好格局,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权责清晰的治理共同体,综合运用知识产权、财政税收等政策,营造包容共享的技术生态环境。

树立“技术向善”导向。文化具有强大的价值塑造功能,对于校准人工智能发展方向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积淀,能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为人工智能注入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要切实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推动人工智能在正确的轨道上稳步前行。牢固树立“技术向善”的理念,大力推动文化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促进文化、科技、教育等多领域协同发展,让文化全方位渗透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等各个环节。从根本上筑牢人工智能发展的文化根基,使其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力量。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站在技术变革的历史关键节点,我们既要敏锐捕捉战略机遇,更要清醒认识现实挑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加快落实一系列相关重大决策部署,与时代同频共振,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在自主创新中筑牢技术主权,在普惠共享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提升国土空间治理精细化水平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指出,“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提出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大制度创新,是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国土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传统粗放式管理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精细化已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方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性创新,是推动国土空间治理向科学化、精准化、规范化深刻转型的重要引擎,能够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1.精准施策与技术赋能:构建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新范式

推进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精细化是必由之路。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通过精准识别空间异质性、明确构建准入规则体系、深度融合智能技术应用,有效破解传统治理存在的“粗、散、低、难”问题,显著提升了国土空间治理的预见性、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治理精细化首要在于精准“识物”。国土空间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不同区域的自然禀赋、生态功能、环境容量、发展潜力差异显著。传统的“一刀切”环境管理政策,常常忽视这些空间异质性,导致保护与发展失衡。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则是基于翔实的生态调查、环境监测和大数据分析,科学识别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敏感性与承载力差异,将全域细分为不同等级的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等,甚至精细到特定敏感区域,并为每个管控单元建立“数字档案”,明确其主导生态功能、主要环境问题、资源禀赋特点、环境承载上限及发展约束条件。这种基于精准识别的“单元画像”,改变了以往对空间环境属性模糊认知的状态,为实施差异化、针对性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和认知基础。

治理精细化的核心在于明确规则、划清界限。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通过一套严谨、透明的准入清单体系,将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具体化为空间准入的刚性规则,是实现治理规范化的关键。针对不同类型、等级的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量身定制了差异化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清单明确列出禁止类、限制类、鼓励类活动的详细目录和要求,这如同为每一寸国土空间配置了特定的“环境准入规则说明书”。清晰、公开的准入清单,为企业、个人乃至地方政府的投资、规划、选址决策提供了明确、稳定、可预期的环境约束条件和行为边界,有效减少政策执行的模糊地带和自由裁量空间,从制度上保障了治理的公平性、透明度和可操作性。这套规则体系通过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方式,深度嵌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产业布局优化等决策的最前端,将生态环保要求融入空间开发的初始决策环节,实现了空间治理由末端处置到源头管控的根本性转变。

治理精细化离不开强大的技术支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实现数据集成、动态管理和智慧应用,极大提升了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例如,建设覆盖全域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集成空间分区、准入清单、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规划项目等多源数据,形成统一权威的“生态环境空间信息底图”,该平台深度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刚性要求与其他规划管控目标(如耕地保护、城镇开发边界)的智能比对、协同审查,为规划落地提供“一键式”合规性审查工具。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还利用遥感监测、物联网感知、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时或准实时监控空间单元环境状况、要素流动变化,建立基于监测评估和实际需求的准入清单及分区边界动态优化调整机制,确保规则的时效性和适应性。

2.系统施策与协同发力: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体系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创新,其核心价值在于为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提供科学的空间底板和清晰的规则框架。当然,其效能的最大化释放离不开配套体制机制的深度变革与持续完善。只有通过构建权责清晰、运行高效、保障有力的体制机制,才能将精细化的“蓝图”转化为治理的“实景”。未来,应持续加强顶层协调、优化动态管理、赋能基层应用、健全法治监督,确保这套精细化的空间治理规则“管得住、用得好”。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其作为国土空间治理精细化的基础支柱作用,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可靠的国土空间秩序保障,真正实现发展与保护在空间上的高水平协调。

在宏观治理体系方面,强化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机制。精细化治理的前提是治理体系的协同高效,着力构建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治理格局。在中央层面,进一步完善由党中央全面领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主管部门参与的宏观协调机制,制定全国性的指导意见、技术规程和战略目标,从源头上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的内在统一。同时,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建立覆盖分区划定、清单制定、规划衔接、项目审查、监管执法全链条的职责清单和协同工作规则,形成监管合力。在地方层面,压实地方各级政府主体责任,形成权责清晰的垂直管理链条。其中,省级政府重在承担本行政区内“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划定与发布的主体责任,依据国家要求,结合本省实际,科学划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制定环境准入清单,统筹解决跨市域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市级政府重在细化落实与传导衔接,结合本市发展定位与环境承载力,进一步细化管控单元和准入要求,并指导、监督县级政府有效执行;县级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于将管控要求精准应用于项目准入审批、规划许可、执法监督等日常管理活动,确保制度要求落到实处。

在动态管理方面,完善动态更新与闭环管理机制,确保规则的生命力。分区与清单绝非一成不变,建立灵敏的“监测—评估—预警—更新”机制是维系其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关键。首先,需要建立常态化监测评估体系,整合多源数据,构建支撑分区管控的统一数据底板和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对重点管控单元、优先保护单元的环境质量、生态状况、资源利用强度和开发活动进行实时或定期监测评估。其次,建立分级预警与响应阈值,设定关键生态环境指标的变化预警阈值,一旦触发预警,系统自动推送信息,相关部门启动评估程序,研判风险,决定是否需动态调整分区边界或更新准入清单。再次,规范化调整程序,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分区调整和准入清单更新触发条件、技术论证流程和审批权限。重大调整应经过科学评估、公众参与、部门协商和上级政府备案或审批,建立调整前后政策衔接机制,保障存量项目的合法权益,避免调整的随意性。最后,实施后评估与反馈优化,建立常态化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机制,全面评估制度运行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及存在问题,评估结果作为优化分区、调整清单、改进机制的重要依据,形成“编制—实施—监测—评估—反馈—优化”的管理闭环。

在基层应用方面,夯实基层治理能力,强化数字赋能机制,打通“最后一公里”。精细化治理成败在基层,必须解决基层“接得住、管得好”的问题。首先,强化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加大对县级及以下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在政策解读、分区应用、清单执行、平台操作、执法监管等方面的培训投入和人员配置力度,鼓励专业技术机构对口帮扶,为基层提供稳定技术支持。其次,打造智能化应用服务平台,深化覆盖全国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建设。智能化平台需达到业务协同、数据共享、智能应用、公众参与便捷等目标:一是实现与国土空间规划、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排污许可管理、环境执法等系统的深度互联互通与业务协同,提供项目选址“一键式”智能预判、准入要求自动比对推送、辅助审批决策功能;二是形成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规则,确保相关部门能实时获取权威、一致的分区管控数据和监测信息;三是融合大数据、AI模型,强化其对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模拟预测、风险评估、预警预判能力,提升决策前瞻性和科学性;四是提供面向企业和公众的查询端口和互动功能,方便其了解所处区域管控要求,支持在线提交意见建议、监督举报;五是在原则框架下,支持基层结合本地实际,探索更具操作性的清单细化、监管模式创新和服务优化路径,提炼推广优秀案例。

在法治监督方面,健全法治保障与监督考核机制。精细化治理必须建立在法治轨道上,并辅以有力的监督考核。一是推动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核心制度要求,如“三线一单”成果地位、动态调整程序、部门协同责任等,纳入相关法律法规或配套法规规章,为制度的刚性执行提供上位法依据。二是明确违规责任追究,在法律或制度层面,明确规定违反分区管控要求的法律责任,形成有效威慑。三是强化督察与考核刚性约束,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情况纳入中央及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增加分区管控目标达成度、违规项目查处率、清单执行规范度等量化考核指标。四是完善多元监督体系,强化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保障媒体和公众监督权,畅通举报渠道,定期公布分区管控实施评估报告和典型案例,接受社会监督。

着力优化我国现代化城市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宜业宜居水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7月14日至15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成就,分析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部署了城市工作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其中,七项重点任务中的第一项就是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

我国始终注重优化城市体系

城市体系是国家城市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成就显著,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型。我国城镇化率2011年超过50%,2024年达67%,国民经济的空间体系不仅从过去以传统村落体系为主体骨架转变为以现代城镇体系为主体骨架,而且城市规模和形态体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经济活动空间聚散的不同,我国城市体系的方针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城市体系也得以不断优化:1980年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90年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1996年提出“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城镇规模适度,布局和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2001年提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2002年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06年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11年提出“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7年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意义重大。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分化及换挡压力的当下,加快现代化城市体系的优化发展,不仅能够解决资源过度集聚或者过度分化带来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充分释放经济潜能尤其是创新潜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及全面现代化。

城市体系的演化规律

城市体系是由不同尺度的城市功能区相互联系、有机组合而形成的空间系统,其演化规律受经济社会活动空间聚集力与扩散力的共同支配。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因聚集力与扩散力的大小和作用不同,城市体系的演化进程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当城镇化率不到50%时,城市体系处于聚集力主导的阶段。在城市的主导规模和形态方面,呈现为从小城镇到大城市的梯度跃迁;城市体系从各个空间区位的小城小镇与周边城镇交互的多中心单层嵌套体系,转向大中城市主导的多中心多层嵌套体系。当城镇化率超过50%后,一些中心城市的过度集聚使得城内的拥挤成本超过跨城的运输成本,进而使聚散力发生新的变化:在空间集聚力发挥作用的同时,空间扩散力开始增强并发挥作用。要素流动也随之呈现新的变化:农村要素向城市大范围集聚,中心城市要素向周边城市小范围扩散;周边城市的高端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中心城市的低端要素开始向周边扩散。通过在中心城市周边建设新城,或相邻城市依托基础设施联通而逐渐接近,形成紧密联系的城市群体,这些城市群体成为城市体系的主体空间形态。随着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升,城市体系转向由城市圈群主导的多中心、多形态嵌套体系:全域经济内形成城市群体系及城市群之外的都市圈和城镇等体系,城市群内部形成都市圈及城镇的城市体系,都市圈内部形成多中心城区体系。这时的城市体系已是多种形态相互嵌套的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共存的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率的快速提升,我国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形态和规模,先是经历了从小城小镇主导阶段(城镇化率40%以前)到大城市主导阶段(城镇化率40%~60%);在2011年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城市体系进入都市圈、城市群主导时代;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接近50%,意味着我国由都市圈群主导,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等多形态并存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即将到来。

我国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方向与路径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正在深刻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规模和成本,进而影响甚至改变城市的聚散力,加快了多形态并存的城市体系的发展进程。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为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指明了方向。首先,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意味着都市圈和城市群包括在我国的现代化城市体系中。其次,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意味着县城将作为城镇化的重要载体被分类推进建设,一部分是处于都市圈和城市群内的县城,一部分是处于都市圈和城市群之外的县城,二者都是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意味着现代城市体系是包含城市圈群、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多种形态,且相互嵌套和协调发展的体系,从而避免了单中心城市规模的过度膨胀。总之,根据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顺应空间经济的发展规律,多中心、多形态嵌套的城市体系是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基本方向。具体而言,国家层面形成由城市群以及城市群外的都市圈、大中城市、小城小镇共同构成的城市体系;每个城市群内部又形成都市圈以及都市圈外的大中城市和小城小镇构成的城镇体系;都市圈内则形成由中心城市引领、大中城市和小城小镇协同构成的体系。

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明了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路径,即通过抓两端来带动整体优化:既要“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又要“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最终实现“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目标。抓住这两端,不仅可以进一步优化多形态嵌套的城市体系,而且通过抓住乡头城尾的县城,可以形成以城市为本底的多形态嵌套的城乡体系,进而实现“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目标。

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应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引导人口在城乡之间、都市圈与城市群内外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聚和流动。人口是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核心,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必须结合各地实际,大致框定全国城市群的数量及人口规模、各城市群内城镇的数量及人口规模、各城市群内的都市圈内的中心区数量及人口规模,着力于构建多中心、多形态嵌套的城市体系,最终目的是让城市群包含着大都市圈、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既让不同形态的城市保持合理规模,又让多种形态的城市实现协调发展,让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化解中心城区的负外部性问题。

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应注重培育能有效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国城市产业链网体系。这需要根据人口、公共产品、软硬件环境的布局,结合非农产业发展、产业分工的空间布局及转移趋势,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以多形态城市为空间载体的多层嵌套、分工合作的产业和产业链体系。尤其是,还需要根据不同地区自然禀赋和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相应的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等公共功能区,构建全国一体化和网络化的城市公共产品体系,应基于全国城市群、都市圈和城市以及城乡人口和产业的分布趋势,布局尺度不同、聚集密度不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数字时代政府市场边界划分及多方治理合作

长期以来,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的划分,在公共治理、在经济学上都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市场?经济学认为政府配置资源存在“缺乏信息和激励”这两个方面,所以政府配置资源和提供服务的成本很高。每一个市场主体、每一笔交易都有独特、具体的信息,政府不可能完全掌握,所以由政府来配置资源肯定存在信息扭曲导致的低效率。另一方面,激励机制也不够,市场主体自己赚的钱是自己的,政府是在替“全体公民”做事,激励机制不够也导致低效率。因此,经济学长期讲政府只针对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干预。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无论哪个时期哪个学派,处理平衡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都是核心问题。中国的公共服务理念比较有特点,“既要又要还要”的理念强大,实践中需要平衡的方面很多,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也是重点难点。

数字时代发生了什么?在降低信息成本和增强激励机制两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技术赋能政府更多更精准调控经济的能力和提供多元化公共服务。因此,国内公共管理学界有一种共识度较高的倾向,赞同和主张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政府在AI(人工智能)相关领域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经济学者认为政府要用更多投入支持AI产业发展的倾向也在加强。那么,对此应当怎么看?我想和读者交流探讨三个方面的内容。

数智技术赋能使政府公共服务和调控经济能力显著提升

去年,我到北京市12345“接诉即办”中心调研,从电子大屏上看到,当日市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大概有8万件,类型复杂,比如市场管理,最主要的就是电商纠纷。排在前八的问题还有妇女权益、换届选举等。面对这些海量的服务需求,我们的政府部门可以做到99%的回复、96%的解决、97%的满意度。

首先是智能接诉和派单能力。这背后是数字能力和AI赋能。工作现场每位工作人员面前有两个屏,语音实时就转成文字,需要填的服务诉求同步就填完了。在撰写和提取核心词的同时,系统还对市民的诉求进行语义分析,自动归类至2000多个标准化的问题目录中,并结合诉求内容、地理位置、历史数据等,智能匹配对应的承办单位。例如,涉及“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诉求,会被精准识别并派发至城管或街道部门。

其次是知识库和智能辅助决策。比如养老保险的问题,办事指南知识库为接线员实时显示出来关于养老保险问题的政策点提供参考。人工智能在这方面的应用从整体上极大地降低了政府处理这些信息的成本。

再次是激励机制。打到12345的诉求电话相当复杂,许多问题需要线下处理,政府系统要怎么去及时回应呢?怎么日复一日保持热情和耐心、件件认真办理呢?要有一个很好的回馈系统提供激励机制。比如,在现在的网络投诉过程中,有一个“好/差评”系统。网络上投诉的公民,最后点一个“好/差评”,这个对政府监督的作用很突出。对于日常非常细碎的问题,过去投诉、信访、到城管去告状等方式成本太高,现在“好/差评”的激励机制很有效。线上的处理系统和线下的办事系统形成了一个闭环,可以说政府办事的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在数字化时代有很大改善。

政府调节经济以前都是依靠汇总来的数据,没有细节,现在细节直接到点位,颗粒度很细。比如“投资恢复”,以往靠下边往上报,有信息传递中的失真问题。现在直接用很多数据来验证,比如有一个“挖掘机指数”,平台把85%的在用挖掘机线上显示,每一台机器是不是开工,都能够知道。掌握这些数据,政府原先不知道市场具体信息的情况就会有很大改变。

政府对新的资源配置能力也在提升

数智化时代,有许多新行业出现,也就是新的资源配置机会。这个领域政府配置资源的分量较重。因为落地场景由政府控制。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都不是点位上的技术,要广泛渗透应用才可以。在中国,这些场景中公共部门比重很高,或者需要政府许可。比亚迪总裁王传福讲过,电动车行业发展早期,技术产品和服务都有了,但是没有落地场景。电动车行业起步主要在公交系统,需要由地方政府先给落地场景。所以场景在一个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特别重要,其他许多行业也都有这个发展历程。不过,对数智化产业来说,在初级阶段过去之后,给场景依然是政府最重要的调控手段。

举个在全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的“给场景”例子。政府侧,比如智慧城市、智慧应急、智慧住建、智慧民生,政府可以给的都是海量用户和巨大收益的场景。产业侧,比如低空经济,空域是政府在管,政府把这个机会给谁,那就是谁的市场。

所以,在人工智能、数据要素领域,政府的调控很关键。没有政府给场景去落地,就没有学习、迭代的机会。

是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还是实现治理合作

既然政府信息能力和激励机制都在提升,为什么还不能判断数智化时代应该由政府更多配置资源呢?

一定要认识到,AI赋能政府的同时也赋能了社会和个人。无论政府效率如何提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都是靠财政支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判断由政府还是由市场更多做事,仍然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划分好政府、市场边界依然十分关键。比如一些应该由公民个人解决的问题,如宠物走失、电器维修、房屋修缮等,有的人就打电话给政府,要政府帮他解决。事实上,现实中线下线上有各种各样的服务公司,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AI时代,不光是政府能力在提升,市场化、社会化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在提升,有时候市场做得更好更有效。此时虽然政府能做,但是否要收更多的税、花费更多的财政资金去提供这类服务,并不是一个已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例如,为公民创造好的阅读环境是一项基本公共服务,有很多地方为此改造公共图书馆,提供更多的线上阅读条件,建许多可以刷身份证借阅图书的街边借阅厅,效果如何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我们看市场的做法,有许多大型读书平台,书刊丰富程度、更新速度令人难以想象,既可以付费也可以免费阅读,只是内容丰富和更新速度的差异,线上读者年均读书十本以上。所以很多情况下,市场可能做得比政府更好。

政府配置资源有个固有问题,因为给场景是政府的能力,给谁不给谁,就有干扰市场公平竞争的可能,这和我们政府管别的事情的时候是一样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审批黑箱的问题,官员通过掌控数据采集、存储和交易审批权,形成“数据权力化”链条;再如技术门槛掩护权力不当使用问题,大数据和AI项目的技术复杂性有可能成为“权数交易”天然掩护,官员通过设置特定的专利或技术能力条款,为关联企业量身定制招标条件,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至于公共服务和治理问题,由于信息透明、效果可感知,有很多问题不一定非要用“政府还是市场”这种两分法来解决,可以用多方合作治理来解决问题。美国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一位公共管理领域的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她有个理论被归纳为多中心治理理论,她构建的“公共池塘资源模型”,用社区多次合作方式治理水资源恶化、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森林资源衰退等公共问题都很有效率。

现在发生的变化更有利于多种形态的合作治理。技术助力信息通达、规则透明、行为可知和观点表达的实时便利程度,能够对合作各方形成有效的监督,比政府更快、更聚焦,能够避免少数人破坏规则或者以技术力量实施不当的行为。合作治理模式允许存在非常多元的规则,比如开源社区、技术社群、平台规则,这都是局部治理的秩序。这与“要么放给市场、要么放给政府”的理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团体性、社群性、协商性、回应性的局部合作治理应该是特别重要的协商治理方式。数字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治理很可能是少数公权力形成的普遍性硬规则和特别多种形态合作治理形成的局部性软规则共存并且相互支撑的治理体系。

我举一个例子。任何平台一定要保证消费者隐私,这是法律的要求。但我们看到国外有一类平台大类叫病友网,患者愿意把他大量的个人信息特别是疾病信息放上去。为什么呢?理由是命比数重要,病人把自己的数据贡献出来,要医药研发机构尽快研发出来治这个病的办法。因此医药公司、药品研发者、医疗机构、消费者都在一个平台上。这就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做的一个治理空间。全球有许多这样的共识者数据空间,有规则有协议,愿意者进来,不愿者出去,这种方式我觉得在数字时代可能会变得日渐普遍。

总之,数字技术赋能各方,政府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其他各方亦然,要全面观察分析,不能预设立场偏执一端。数智技术为局部合作、配置资源和治理合作提供更多新机遇,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治理要突破“市场还是政府”这个传统二分法,面向丰富实践认真思考讨论。

从抗战中汲取打赢政治军事仗的胜战之道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左右军事行动和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因素往往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而是政治力量。80年前,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的辉煌篇章,充分彰显了政治军事仗的强大威力。纪念抗战胜利,就要善于从中汲取打赢政治军事仗的胜战之道,提高政治能力、强化战略思维,更好运筹资源、整合力量,确保打赢新时代的政治军事仗。

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这“七个离不开”,深刻揭示了打赢政治军事仗的奥秘所在。

坚定政治目的,引领抗战方向。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从政治与战争关系角度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当年,日本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再加上法西斯势力崛起以及军国主义思想长期影响,迅速走上扩张道路,并将侵略矛头直指中国;而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已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的政治目的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政治目的,这就为打赢这场政治军事仗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深化政治动员,汇聚抗战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之初,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远超中国,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通过政治动员打一场人民战争。只有人人起来为自己而战,“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才能形成抗日的热潮。当时,政治动员的对象还包括国民党政府,历经“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在我们党不懈努力下,实现了抗战力量的大联合。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建立并领导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视政治工作,激发抗战动力。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从官兵关系看,“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是政治工作的基础,废除打骂制度、坚持与官兵同甘共苦,这就实现了官兵一致,进而“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从军民关系看,“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民众视军队为自己的军队时,这样的军队才无敌于天下;从瓦解敌军看,“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要想充分发挥这三大原则的效用,政治工作就必须注意根本态度问题,只有做到“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才能充分激发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抗战动力。

从抗战胜利中洞悉内在规律,深入把握政治军事仗的胜战机理,才能有效应对日益激烈的大国博弈和层出不穷的安全挑战,切实赢得军事竞争的战略主动权。

应对战争形态之变,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的胜战规律更加凸显。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无论战争形态如何演变,战争始终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和工具。一方面,政治对战争的全程主导性显著增强,如战前决策、战中调控、战争结束时机和条件等,均由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决定;另一方面,战略服从政略的现实紧迫性加剧,如对战争合法性的要求、认知域的争夺等,都需要从政略上考虑,否则即使打赢了战争,也会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可见,应对战争形态演变,政治因素影响愈发凸显,军事斗争的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显著增强。必须坚持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站在国家政治外交大局和国家安全战略全局来筹划和指导军事行动,打还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

应对战争对抗方式之变,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胜战威力更加彰显。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当前,战争对抗方式不仅仅是军力的较量,更是政治力、经济力、外交力和科技力等各种力量的整体较量。应对这一变化,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胜战威力更加彰显。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所具有的平战一体、前后方一体、军民一体的显著特点,为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实施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必须把握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新要求,最大限度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系统整合,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拓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提高军地联合行动能力,抓实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筹划准备,从国家层面加强国防战略预置。

应对国家安全形势之变,军事手段能战止战的胜战能力更加重要。习主席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当前,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安全需求的综合性、全域性、外向性特征更加突出,军事手段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我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要政治能力过硬,也要军事本领高强。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军事手段这个保底手段的建设,提高备战打仗实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为实现和平发展营造有利战略态势、提供有效安全保障。

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面临艰巨挑战,强军兴军面临新的时与势,必须坚持政治引领、制度建设、整体运筹,打好新时代的政治军事仗。

坚持政治引领,锚定打赢政治军事仗的正确方向。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打败敌人的根本保证。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开展常态化政治教育、主题教育等,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号令意识,打牢坚决听党指挥、忠诚强军事业的思想政治根基。必须充分认清政治和军事在战略层面上的相关性和整体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把“五个坚持”的军事观和方法论学到手,在筹划军事行动时做到动静有序、进退有据,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持制度建设,健全打赢政治军事仗的领导体系。现代战争的战略性、复杂性、突发性、联合性等特性,决定了从制度上健全党的领导体系对于打赢战争尤为重要。必须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整套制度体系,特别是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保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加具体、更加有力地落到实处。进一步健全军队党的建设制度,把新时代加强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管用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沿着党引领的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紧跟军事变革与战争形态演变,更好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创新现代战争军事领导制度,构建多域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深化国防动员政策制度改革等,以强有力的军事领导制度体系统合各方面力量资源,确保打赢新时代的政治军事仗。

坚持整体运筹,实现军事斗争、备战、建设的一体联动。抗战时期,面对蓄谋已久、武器精良的强大敌人,积贫积弱的中国只能在战争中准备战争。打赢新时代的政治军事仗,必须坚持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统一,将军事行动与政治外交斗争一体谋划,形成多维联动的斗争合力,在复杂局势中掌握主动权、主导权。习主席指出:“要把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发挥好军事力量的战略功能。”要坚持政治防范与军事准备相统一,树立底线思维,做好应对最坏情况、最难战局的准备,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要坚持作战需求与军队建设相统一,加强对手研究、敌情研究,仗怎么打,军队就怎么建,兵就怎么练,推动练兵备战往深里走、往实里落。

赖清德“团结四讲”谬论“乱台裂台毁台”

日前,赖清德所谓“团结十讲”已讲了四讲,这四讲充满挑衅、错漏百出的奇谈怪论、荒谬歪理,一经抛出即遭到大陆方面的严正驳斥和岛内各界的群起挞伐,国际舆论也指出其路线日趋极端、挑衅。连日来,期盼台海和平稳定、担忧“台独引战”、批驳赖式谬论的舆论声浪此起彼伏,不断升温发酵。各方舆论或指其蓄意背离历史和现实,包藏蛊惑人心、虚构“台湾国家认同”的“台独”祸心;或批其刻意“反中仇陆”,煽动两岸敌意对抗,“以独引战”断送台海和平的险恶;或讽其嘴上高喊“团结”,实则大肆撕裂社会,打压异己、寻求连任的野心。

赖清德骗人、整人、坑人的叙事话术和伎俩花招,早被世人识破。这里再对赖“四讲”的内容作一简要剖析。

首先,就其生拼硬凑、胡编乱造的“台独”歪理而言,不过是刻意惑乱岛内民心的“乱台洗脑”。被岛内舆论称为最了解赖、誓言“一生监督赖清德”的国民党籍台南“立委”谢龙介对此一针见血地讽刺道,赖清德讲的内容,都是南部“独派”地下电台讲了几十年的大杂烩,许多说法早就被打脸被戳破,许多“老独派”都不讲了,却被赖拿来宣讲。赖清德只是终于找到机会能谈论自己的“台独”主张而已。众所周知,早为岛内民众鄙视的地下电台,在欺骗愚弄基层民众、散播“台独”谬论方面可谓恶名昭彰,赖的讲话竟与地下电台如出一辙,其卑劣荒谬程度可见一斑。

其次,就其口口声声的“团结”口号来说,背后潜藏的只是赖个人“裂台斗争”的私欲。如果说有任何“团结”的意涵,其根本用意不过是鼓动“台独”分裂分子“团结”起来打掉“在野杂质”,罢掉蓝营“立委”,为其控制“立法院”“一党独裁”造势。也因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讥讽“团结四讲”为“乱台四讲”“造谣四讲”,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批其实为“斗争四讲”。

再者,就赖清德处心积虑强化“新两国论”、塑造“以武谋独”“倚外谋独”氛围,煽动两岸对抗来说,其结局就是用心险恶的“以独引战”,酿成“毁台灾祸”,对岛内民众福祉和台湾安定危害深重。一言以蔽之,赖清德“团结四讲”的最终结果就是“乱台裂台毁台”!也因此,不少舆论就直截了当挑明,“团结四讲”更具危害性和破坏性,直指“赖清德才是应被打掉的‘杂质’”“赖清德已成为台湾最大威胁和破坏台海和平的最大乱源”。

尽管外界已识破赖“四讲”本质上是以所谓“团结”之名,行“裂解台湾”“分裂两岸”之实的“绝望政治秀”,但以赖目前所处的权位和偏执自负、冒险蛮干的人格特质,必须严肃思考潜藏在“四讲”背后的“台独”妄想和战略误判所带来的危险与危害,必须对赖清德“激进台独”的冒进挑衅保持高度警惕与戒备。其讲话清晰表明,赖的“台独”本性冥顽不化,“台独”分裂行径毫无底线,“赖氏台独”战车正在疯狂加速,照此下去将让台湾驶向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赖清德每讲必错,愈讲愈露馅,用心昭然若揭,已成为舆论群嘲的笑柄。“四讲”下来已天怒人怨,激起社会大众的强烈反感,反赖、反绿、反罢民意显著上升。但权欲熏心的赖清德不会放弃“台独”妄想,不会收手打压在野党,不会停止挑衅大陆,还是会等风头过后,对内继续搞斗争乱台毁台,对外还是挑衅引战。这只会让台湾更加兵凶战危。

当前台海形势日益复杂严峻,“台独引战”风险增大,台湾民众热切期盼和平,两岸变局加速演进。“台独”意味着战争,“台独”挑衅终将自取灭亡。

加强风貌管理赓续城市文脉

城市既是文明的创造,也是文化的结晶。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风貌是自然环境与人工建成环境共同构成的整体面貌,更是城市内在性格与外在形象的直观表现,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风貌”一词在城市空间规划中被频繁使用,尤以“历史风貌”为重。它不仅指历史要素的视觉价值与特征,更蕴含地域文化与环境意境的表达。可以说,历史文化风貌并非静止、客观的事物,而是以人为主体孕育、发展和守护的活态生命。

要让风貌真正“活”起来,需通过总体城市设计进一步明确其空间环境的形象定位,深入挖掘城镇文化内涵,多方面进行总体设计并制定专项导则。城市风貌管理要充分考虑城市景观要素的结构状况、形态格局、相互关系与时间影响,通过对城市环境特征、公共空间的精准控制与积极引导,维持良好的特色风貌、空间肌理与自然景观,塑造兼具时代精神与人文温度的城市形象。

实现城市风貌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全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风貌管理必须依托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彰显城乡自然与文化特色,健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空间与风貌特色保护管理机制。在国土空间规划治理实践中,应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与自然景观,强化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整体保护与利用。

城市风貌设计管理还应妥善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一是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关系。自然生态是城市生产、生活的本底,人工环境应当是基于生态本底的创造性文化工程设计。二是空间肌理的“图—底”关系,即母体建筑与地标建筑的关系。城市的平面形态决定着空间形式与感知体验,也代表着该城市的地理与空间特色。三是新旧关系,即新建筑与古老建筑、新中心景观与历史性地标的有机共生。历史文化遗产往往塑造了城市的性格特征,新旧之间应实现和谐对话。

城市是有机生命体,新陈代谢是其生长的基本规律。在快速发展时期拔节生长的城市,既有璀璨夺目的城市景观,也有大量亟待提升品质的存量空间。当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新阶段,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其中,优化完善既有城市空间环境是关键任务。

因此,必须在城市更新行动中注重塑造城市特色、延续城市文脉、提升环境品质。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应探索一条由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引领的旧区复苏新路径:以改善民生、环境优先和永续发展为基本取向,全面提升建成区环境品质,努力让城市遗产与城市其他部分有机整合,保持城市生活空间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包容性。就名城风貌而言,需高度关注历史城区的整体格局、传统肌理与街巷景观,加强对历史城区及周边环境建筑高度、体量、色彩等空间要素的管控引导。同时,应以历史性城市景观等先进理念科学评估现有历史文化资源,在可持续城市发展格局下,构建整体性保护管理的空间体系。

街道如同居民们的生活剧场,有时他们是观众,有时亦能成为演员,所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里充满了运动与交融,没有这些便没有都市生活,只剩分散与凝固的建筑体量。因此,在城市风貌治理过程中,市民参与不可或缺。从城市风貌作为市民共同财产的角度看,当这种意识真正形成时,广大市民对城市风貌的关心便成为理所当然。未来,维护良好的城市风貌形象是所有居民、规划设计师、建设者与决策制定者的共同责任。高水平保护管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

赓续城市文脉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无论是新建筑设计,还是旧建筑改造,都应体现城市文化素质与环境特征,坚持“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切实治理“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乱象。城市魅力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具体表现,是由城市的历史积淀、文脉肌理与日常生活共同形成的活着的景观风貌。真实世界的城市空间治理与规划设计没有完全的空白,建成环境中处处留有市民的集体记忆。这种物质性记忆共同创造了“老城”的文化特质与街巷“烟火气”。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更新必须以民为本,更加关注城市更新实践的质感与温度,需要在推进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与理过程中,促进全方位的公众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的谬论当休矣

近日,赖清德在所谓“团结十讲”中罔顾事实,重弹自欺欺人的老调,宣称“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有没有对台湾地区行使主权管辖呢?答案是肯定的。回溯历史不难发现,1949年以来,尤其是1971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不同时期以政治或军事、直接或间接、肯定或否定等方式,对台湾地区行使着代表权或管辖权等内容的主权权力。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对台行使着代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理所当然地拥有对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地区的代表权,正因如此,但凡涉及台湾地区的事务,联合国及各当事国均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沟通协商,并尊重中方处理意见。从现实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在国际社会积极主动地行使对台湾地区的代表权,也会以否定形式(即以否决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或行为)来行使代表权。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允许台湾地区参加联合国以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在实践中,国际组织通常会就是否允许台湾地区参与,以及参与的资格、身份、名义等问题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协商,并以中方态度决定最终结果。譬如,台湾地区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奥委会(IO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洲开发银行(ADB)等,都是这些国际组织在事先征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允许台湾地区以适当名义(如“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等)加入或参与。同时,台湾地区参与任何国际组织均须以非主权实体的身份,且其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定于社会、经济、文化等非政治领域。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在形式上维护了一个中国原则,而且在实质上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地区参与国际活动的决定权,这种决定权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地区行使代表权的直接体现。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允许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当局发展官方关系。目前,世界上有183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凡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都必须断绝与台湾当局所谓“邦交”关系;并且这些国家同台湾当局来往要向中方承诺是“非官方的、地区性的民间性质”。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插手台湾问题,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或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结盟。凡此种种,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地区拥有和行使主权的体现。

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积极保障海外台胞的安全和正当合法权益。例如,中国驻外使领馆在撤侨、维权等行动中,都同等保障了大陆和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多年来,从提供领事证件服务,到协助处理外国涉台民事纠纷及经济、刑事案件,从利比亚、也门、苏丹撤侨,到巴以冲突爆发和海外台胞遭遇台风、地震等危险,中国驻外使领馆都迅速联系在地台胞,并及时向他们提供帮助。这些案例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地区行使主权的具体体现。

以上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在国际社会行使着对台湾地区的代表权。因此,赖清德在演讲中所宣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有一天统治过台湾”并不符合事实。海峡两岸内战延续状态的长期存在并没有赋予台湾当局在国际法上的独立地位,也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行使着管辖权

由于两岸政治对立,台湾当局对台湾地区实施着事实上的控制和治理,这固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地区行使全面管辖权造成严重妨碍,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地区依法拥有并行使着管辖权的事实。

一是国家司法机关对在台湾地区触犯国家相关法律的人员实施司法管辖。例如,2024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该意见根据《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国家司法机关对包括在台湾地区实施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台独”顽固分子依法行使司法管辖权。

二是国家执法机关对台湾当局控制的某些地区实施行政管辖。2024年2月金门渔船撞击事件发生后,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实施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加强重点海域执法巡查,强化对有关海域管控,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渔民的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相关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拥有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而且在实际行使着对该地区的有效管辖。

三是国家司法机关对在外国实施犯罪的台湾地区嫌疑人员实施司法管辖。201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肯尼亚方面将“电信诈骗案”中的多名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并在大陆进行审判。依照国家法律,对有关台湾地区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刑罚。除了肯尼亚之外,西班牙、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等国家也曾将多名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员遣送给中国警方。这既是相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体现,也是中国通过对台湾地区居民在国外的犯罪行为实施司法管辖以强化对台主权的体现。

四是国家军事部门对台岛周边海域或空域实施军事管辖。近几年,为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在台岛周边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如“联合利剑—2024A”“联合利剑—2024B”“海峡雷霆—2025A”等,并且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常态化战备警巡,尤其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所谓“西南空域”已成惯常演练,这些均是国家军事机关对台湾地区行使主权管辖的体现。对此,国际社会均认可尊重。

三、台湾当局的事实管辖并不具有合法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对中华民国的政府继承,从法理上看,自此以后台湾当局没有任何资格再对台湾地区实施管辖。但从现实角度看,由于两岸长期军事对峙和政治对立,台湾当局仍以先前“中华民国”的名义对台湾地区实施着控制和治理,这在事实上妨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地区实施全面管辖,这就在台湾地区的管辖权问题上造成了法理上的所有者与事实上的行使者不尽同一的状况。从历史上看,一个地方政权控制着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地盘,并排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地方割据。中央政府尽管对地方割据政权控制地区一时无法实行完全管辖,但这不改变该地区是该国家领土一部分的事实,也不改变中央政府对该地区拥有主权行使的权力。

然而,台湾当局与以往地方割据政权有所不同的是,其借着长期控制并治理着台湾地区这一现实,来论证“中华民国”仍然存在,再进一步论证其在法理上拥有台湾地区,这不论在法理上抑或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事实占有”与“法理拥有”是两码事,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台湾当局事实上控制并治理台湾地区,并不意味着其在法理上拥有该地区。台湾当局将“事实占有”歪曲为“法理拥有”,纯属“偷梁换柱”行为。台湾当局长期行使其在法理上并不拥有的权力,正表明其缺乏行使这些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总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尚未对台湾地区实施全面管辖,但并不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地区拥有主权的事实,赖清德荒诞不经、包藏祸心的谬论当休矣!

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扎实推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强调“凡是党中央定了的就要坚决执行,不能打折扣”,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动力。5月20日正式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将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重大制度成果、有效实践经验转化为法律规范固化下来,将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贯穿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为推动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筑牢了法治保障。工商联是党领导的以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为主体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要求,充分发挥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政府管理和服务民营经济的助手作用,以助推涉企政策落地落实为重点深化为企服务,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更好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在助推扎扎实实落实平等对待政策措施上下更大功夫

平等对待民营经济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重要政策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一视同仁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在2月17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继续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体现了落实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原则的鲜明导向。新时代以来,围绕平等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党和国家不断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明确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发展的政策。民营经济促进法将平等对待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则,明确规定“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市场机会和发展权利”,“国家保障民营经济组织依法平等使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数据、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等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这些都极具现实指向性和针对性。调研发现,平等对待各类经营主体的要求在一些基层和部门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民营企业对获取平等投资机会和要素支持等方面抱有很高的期待。

落实平等对待要求存在平等使用生产要素不到位问题,既有一些地方或部门在政策执行中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对待问题,也有信息不对称给民营企业带来的信用不足问题。各级工商联要聚焦民营企业的痛点和关切,在促进平等对待要求落实上下更大功夫。助推在要素配置上“一视同仁”。推动相关部门依法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确保在落实政府资金安排、土地供应、排污指标、公共数据开放、资质许可、标准制定、项目申报、职称评定、评优评先、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时,与国有企业享受同等待遇。重点助推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继续深化与金融机构合作,积极搭建银企对接服务平台,推动金融机构对符合信用条件的民营企业应贷尽贷,提升民营企业信用贷款获得率,降低融资成本。积极参与民营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建设,助力健全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推动“信易贷”等服务模式扩大覆盖面。助推在发展机会上“一视同仁”。积极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等政策的落实。支持民营龙头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积极推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机制,联合发改部门面向民营企业推介重大项目,协同地方组织助推区域发展活动,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助推在纾困解难上“一视同仁”。搭建政策信息平台,积极推动相关部门落实各项纾困惠企政策,助力政策直达基层、直接惠及企业。在助企纾困中,既重点帮助大型民营企业缓解资金压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积极引导服务中小微企业用好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等纾困政策,加快渡过难关。

在助推扎扎实实落实公平竞争政策措施上下更大功夫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多次强调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民营经济促进法将公平竞争作为重要的立法原则,设立“公平竞争”专章,提出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求及时清理、废除含有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围绕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修改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及实施办法,印发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四次修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定期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推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快形成,民营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环境更加公平、保障更加有力。调研了解到,目前公平竞争政策在部分地方落实仍不到位,一些民营企业表示部分领域仍存在准入门槛高的现象。

在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加快破除制约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至关重要。“要优惠不如给机会,求照顾不如要公平,等扶持不如靠法律”,成为许多企业家的热切期盼和心声。各级工商联要立足职能、发挥优势,在助推公平竞争政策落实上下更大功夫。在参与政策制定中促公平。积极推进政企沟通,深度参与立法协商,持续完善民营企业参与政策制定的机制,及时反映经营主体诉求,推动清理和修订违反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消除影响投资创业和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在推动破除壁垒中促公平。围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调研分析问题症结,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推动破除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隐性壁垒”,引导民营企业从落实扩大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定中明晰发展战略、找准投资方向。在强化教育引导中促公平。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宣传教育,支持政府部门开展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引导民营企业主动拥抱监管、健康有序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发挥商会作用中促公平。更好发挥工商联所属商会诚信自律作用,引导会员企业加强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促进行业自律,维护公平竞争。

在助推扎扎实实落实同等保护政策措施上下更大功夫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是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健全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预期。民营经济促进法也明确把同等保护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一条重要原则,对企业产权保护作出明确法律规定。这些都为同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提供了重要的工作遵循。新时代以来,我国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多个层面不断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同等保护,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不断优化。但受多方面现实因素影响,加强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同等保护依然任重道远。调研了解到,目前个别地方还存在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现象,涉民营企业维权案件执行难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等等。

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是工商联章程规定的一项重要职能。各级工商联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助推同等保护政策措施落实上下更大功夫。助力民营企业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加强民营企业法治宣传,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合规建设,守法诚信经营。畅通民营企业合理诉求反映渠道,完善诉求办理反馈机制,充分发挥工商联法律维权平台和所属商会作用,在法治框架内推动企业维权诉求高效办理、反映的侵权问题有效解决。助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加强与知识产权和司法部门的协作,为民营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多元纠纷解决、维权援助以及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和风险预警等服务,更好保护民营企业创新收益。助力推动公平规范执法。深化与公检法司机关沟通联系机制,配合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推动整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现象。助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积极参与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有关工作,深入了解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的表现形式及症结所在,积极向党委和政府反映真实情况、研提对策建议,对企业之间有重大分歧的拖欠账款问题,要发挥好协商和调解作用。

在助推扎扎实实落实共同发展政策措施上下更大功夫

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作出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提出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并部署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将共同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立法原则予以明确,为促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进一步夯实了法律和制度保障。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围绕推动国企民企共同发展,部署实施一系列政策举措,顶层设计逐步完善、行业互补分工和产业链协作不断深化。但当前促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仍然面临协同推动的工作机制还不够健全、支持共同发展的载体和平台还比较缺乏等问题,制约了国企民企基于各自优势的深度协同和融合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使命任务对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在更高起点上推动国企民企协同发展向纵深迈进。各级工商联要深刻认识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促进“两个健康”的重大意义,积极搭建国企民企合作平台,在助推共同发展政策措施落实上下更大功夫。深化产业协作。加强与工信、国资等部门对接合作,协同开展好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携手行动”,支持国企民企通过供需对接、项目共建、渠道共用、业务整合、资产重组等方式,形成产业链优势互补、创新链合理分工、价值链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产业组织和工商联所属商会功能,积极搭建对接合作平台,推动民企国企通过横向联合、纵向共链、资本合作等方式在新领域新赛道上加强合作,联合开拓市场,更好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强创新协同。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等方式,与国企联手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助力解决“卡脖子”问题;积极助推国企向民企开放研发设备、试验场地、应用场景等,加强创新成果双向推广应用,促进新技术加快迭代升级;会同国资等部门,推动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投资基金持续加大对创新型、科技型优质民企的支持。加强典型示范。有效发挥优秀案例的示范功能和引领带动作用,定期宣传推广一流企业典型案例,搭建平台推动国企民企围绕资本、产业、创新、治理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形成国企民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

强化巡视整改监督推动高质量发展

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是巡视的“后半篇文章”,是巡视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大对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作出明确部署,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对加强巡视整改情况监督提出工作要求。派驻纪检监察组作为“不走的巡视组”,在推动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中肩负着重要职责。要把巡视整改监督作为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的重要切入点、精准化的关键着力点、常态化的有力支撑点,以有力有效监督推动高标准整改、全方位改革、高质量发展。

突出“两个维护”根本任务,推动更好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

巡视工作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履行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督,根本任务是“两个维护”。巡视工作的鲜明政治属性,决定了巡视整改监督必须深刻把握政治巡视要求,旗帜鲜明承担起“两个维护”的政治责任。

着力推动思想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巡视工作特别是巡视整改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抓好巡视整改监督提供了根本遵循。强化巡视整改监督,要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作为重要任务,深刻认识巡视整改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以改革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是以严的标准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重要抓手,自觉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融入日常工作、融入职能职责,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着力推动政治自觉。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强化巡视整改监督,要推动被巡视党组织把对党忠诚作为根本政治要求,把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原则,坚决贯彻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聚焦政治忠诚、政治安全、政治责任、政治立场、党内政治生活,定期开展政治体检和政治生态分析,及时发现和推动解决“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政治上的两面人,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着力推动行动自觉。“两个维护”要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强化巡视整改监督,要推动被巡视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领域本单位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对标巡视反馈意见,更加深刻理解党中央在关注什么、对本领域本单位有什么要求,更加深刻领会应当坚持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更加自觉纠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履行职责使命中的政治偏差,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目标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巡视工作主要任务是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根本目的是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强化巡视整改监督要推动被巡视党组织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以及本单位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锚定全面深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个战略目标,把巡视整改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以系统思维推动全面整改。落实巡视整改检验的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成色。强化巡视整改监督要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全面认领问题,确保巡视发现问题真改实改。要做到整改内容全涵盖,围绕强化政治担当、落实改革任务、防范化解风险、管党治党责任、抓班子带队伍等方面突出问题,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及班子成员深刻剖析问题成因,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增强整改措施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检查性。要做到整改环节全链条,认真审核整改方案和清单,督促领导班子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加大现场监督检查力度,对集中整改进展情况报告严格审核把关,用好巡视整改监督“回头看”机制,推动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做到监督方式全要素,综合运用听取汇报、召开推进会议、专题会商、调研督导、现场检查、约谈提醒、提出工作建议等方式加强日常监督,推动提升整改质效。

以专项整治破解顽瘴痼疾。党的二十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开展专项整治是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解决突出问题的有效方法。强化巡视整改监督要用好这个方法,推动被巡视党组织以改革精神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老大难”问题。要找准问题症结,针对巡视指出和监督执纪发现的多发性深层次问题,与被巡视党组织共同谋划确定整治目标,拿出务实管用的办法手段,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要强化严的标准,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坚持纠风治乱、查纠整改一体贯通,以项目化的方式重拳纠治积弊甚深的痛点难点问题。要树牢底线思维,推动被巡视党组织统筹发展和安全,既坚定立场又积极稳妥,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提高对重大风险的预见、应对、处置能力,防止老问题没有解决又造成新问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以常态长效促进标本兼治。巡视整改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强化巡视整改监督既要推动集中纠治重点难点问题,又要推动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问题,有效发挥标本兼治作用。要坚持举一反三、注重同类同治,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把巡视整改作为改进工作、促进治理的重要抓手,认真检视巡视反馈问题背后存在的模糊地带、监管盲区、制度漏洞,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固有利益藩篱,进一步强化监管、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不断提高治理效能。要坚持久久为功、注重常态长效,督促被巡视党组织建立巡视整改长效机制,对已经完成的整改任务,巩固拓展整改成果,防止问题反弹;对需要长期整改的任务,分阶段明确目标,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坚持系统施治、注重结合融合,督促被巡视党组织贯通以巡促改促治和以案促改促治,不断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突出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推动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强化巡视整改监督要聚焦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

推动“两个责任”同题共答。落实巡视整改,被巡视党组织承担主体责任。要紧紧扭住主体责任“牛鼻子”,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推动被巡视党组织认真研究整改方案,定期听取整改情况汇报,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做到知责担责履责。要坚持以“两个责任”抓纲带目,用好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商制度,经常性沟通巡视整改情况,建立巡视整改和整改监督“双台账”制度,推动“两个责任”同向发力。要健全巡视整改督促、问责、评估机制,将各级领导班子成员抓巡视整改落实情况纳入述职述廉和年度民主生活会内容,对整改监督中发现的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力、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等典型问题,严肃追责问责。

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巡视整改监督需要多方面协作配合,不能靠纪检监察机关单打独斗。要树立“一盘棋”理念,推动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明晰的责任体系,共同解决跨领域跨部门监管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攥指成拳的监督合力。要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促进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要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定位,推动健全派驻监督与内部巡视监督、组织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等信息沟通、协同监督、线索移交、成果共享等机制,构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巡视整改监督格局。

强化监督成果综合运用。巡视整改监督要注重用好监督成果。要坚持监督执纪两手抓,统筹巡视整改监督与巡视移交问题线索处置,充分发挥查办案件带动作用,全面提升监督质效。要坚持专项监督与常规工作两结合,把巡视整改监督融入日常监督、信访举报、线索处置、审查调查等工作,使之成为对被巡视单位政治生态分析研判的重要依据、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画像的重要内容、开展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的重要参考。要坚持整改监督与自身整改两促进,对照巡视反馈意见和巡视整改监督发现的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检视自身履行监督职责存在的短板不足,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水平,以巡视整改实效推动派驻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充分释放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能听意见、敢听意见特别是勇于接受批评、改进工作,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民政协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被确立以来,其民主监督职能逐渐明晰。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地位更加凸显。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协商式监督”这一定位。2018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修订政协章程,明确规定“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改革举措、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情况,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解决落实情况,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等,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协商式监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机制”,为新时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进一步指明方向。

根据上述规定,在性质上,协商式监督有别于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等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权力监督,更有别于西方国家竞争性或者反对性的“零和”式监督,而是一种受国家政治制度保障,主要依据政协章程及有关文件的,具有建设性的监督,虽不具有法律的“刚性”,但具备政治影响力,存在“柔中有刚”的一面。在监督重点上,针对的是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在监督目的上,是为了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凝心聚力。这种以协商为基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监督形式,其独特优势在于:一方面,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能够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将群众的诉求和智慧有效传递给党和政府;另一方面,通过会议、视察、提案、专项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监督,能够精准发现问题,并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设性改进建议,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因此,协商式监督既是反映民意、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也是促进政策完善、提升执行效能的有效机制,充分体现了我国民主监督的优越性。

尽管具有以上突出的制度与组织优势,但协商式监督在效能释放方面仍面临现实挑战。从监督主体看,部分政协委员存在“重协商、轻监督”的倾向,监督意识还不够强,一定程度上存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的现象;从制度支持的角度看,对协商式监督予以持续规范与完善的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委员参与监督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调动;从监督机制来看,选题机制不够科学、成果转化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也制约了监督效能的充分发挥。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各地积极探索创新,涌现出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民主监督模式。例如,北京市政协创新开展了“每月一题”民主监督工作,以市民服务热线反映的高频民生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促进民主监督与党政工作同向发力;浙江省政协建立“界别活动月”制度,组织界别委员定期开展专项监督;广东省政协组织四级政协委员共同参与,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蹲点式问卷调查,提升监督专业性;等等。结合当前的地方探索,履行好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关键是推动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机制不断完善、更加有效。

完善民主监督体系,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人民政协要更好发挥协商式监督的功能,就必须不断强化机制建设,切实构建起上下衔接、左右配套、科学完备、管用有效的监督体系。具体而言,应重点完善如下机制。一是知情明政机制。政协委员有效监督的前提是全面了解政情民意。针对政府部门信息供给可能存在的碎片化、滞后性问题,应建立常态化的重要情况通报制度,定期向委员通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重点工作进展,既保障公开透明,又满足专业精准的监督需求。二是协调配合机制。协调配合机制的核心在于破解“孤岛效应”。人民政协的界别构成具有专业多样性优势,政府部门的行政执行具有资源调配优势,二者协同配合,有助于构建“政协搭台、部门参与、委员监督”的工作格局,形成“监督议题协商确定、监督过程协同推进、监督结果共同评估”的联动模式,实现民主监督与行政执行的有机衔接。三是办理反馈机制。办理反馈机制的完善直接关系到民主监督的制度权威性。通过明确监督建议办理时限和质量要求,建立“提出——交办——督办——反馈——评价”的闭环链条,如实行监督建议“清单式管理、销号式落实”制度,能够确保每条建议都有回应、有着落。这一系列机制相互衔接、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民主监督工作运行的制度保障体系。

锻造监督队伍,提升履职专业素养。民主监督的效能转化,关键在于监督主体的专业能力和政治素养。协商式监督作用的发挥,直接依赖于建言资政的质量和精准度。这就要求必须将监督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常态化开展委员读书、理论学习和政治培训,更好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能力本领,转化为高水平履职尽责的工作实践。”一方面,强化政治引领与专业培训。通过举办民主监督实效提升专题研讨班,来系统解读中央有关精神,强化委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通过定期组织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学习先进的民主监督案例、调研技巧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方式,全面提升监督主体的业务能力。另一方面,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对提出优秀监督成果的个人与团体进行表彰奖励,对履职不力的进行问责。同时,建立合理的容错机制。民主监督是建设性的,需要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履职环境。明确区分工作失误与恶意批评的界限,保护委员监督权利,既要避免“一团和气”的形式主义,又要防止“为批评而批评”的极端倾向,充分激发监督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拓展监督渠道,打造多元立体网络。当前,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民主监督的多元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数字政务为民主监督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数据支持和更为便捷的参与渠道,但新技术应用也要求我们不断创新监督理念和方式。有必要进一步拓展“互联网+民主监督”新路径,利用政务社交平台等,打破传统监督的时空限制,为委员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民主监督途径,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多元主体协同的立体监督网络。同时,建立相应的信息筛选和分类处理机制,有效应对信息过载、质量参差不齐等新挑战,确保网络民主监督既保持活力又规范有序。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2025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一重要论述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提供了根本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聚焦技术创新、数据流通、场景应用、生态优化等关键领域,在更大范围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向纵深迈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新型工业化展现新的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并展现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等新特点。

一是高端化。推进新型工业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造技术水平高、竞争力强的先进制造业,其核心在于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时代以来,我国着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推动制造业技术水平跃迁、产业结构优化、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高端制造业不断引领高质量发展,高端化发展成为新型工业化的显著特征。2025年5月,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8个百分点。其中,飞机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增加值分别增长18.7%、15.5%;发电机组、全集装箱船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3.1%、40.9%。

二是智能化。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深刻改变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企业的组织形式。智能设计、智能生产、智能物流、智能销售、智能服务等越来越普遍,工业数智化转型稳步推进,智能化发展日益成为新型工业化的显著特征。2025年5月,我国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增加值分别增长85.9%、29.5%,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倍、35.5%。

三是绿色化。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绿色低碳是新型工业化的生态底色。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应用,氢能等新型储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工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工业产品绿色化水平不断提升。2025年5月,新能源汽车、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太阳能电池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1.7%、52.5%、27.8%。

四是融合化。新时代以来,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交叉融合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信息化与工业化、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等日益深度融合,成为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趋势。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尤其值得关注,这一领域为我国工业增强创新能力和提质增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新要素和新动力。

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

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并非偶然,而是遵循“技术—经济”范式变革规律的历史必然。自工业革命发轫以来,每一次突破性技术创新都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驱动工业化向更高发展阶段持续演进。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契合新型工业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重构生产函数、变革生产组织方式、创新产品形态等,全方位、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

人工智能通过算法、算力、数据的三元融合重构生产函数。人工智能以算法为核心,将深度学习模型嵌入工业生产流程,使智能装备具备自感知、自决策的能力;以算力为引擎,依托GPU算力集群、分布式计算技术,实现工业大数据的实时清洗、建模与预测;以数据为资源,通过对生产数据的积累和挖掘,精准识别生产环节的工艺瓶颈、能耗优化的空间等。这种重构本质上是知识型要素对传统要素的替代,使得工业生产要素从资本、劳动主导转向数据、算力、算法驱动,而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算法模型边际成本的递减性深刻改变了新型工业化的研发和生产方式。

人工智能通过数据共享和产业协同变革生产组织方式。在传统工业化中,企业往往采用科层制生产组织方式,信息传导效率低,部门协作壁垒高。而人工智能通过建立分布式账本共享生产数据,能够形成跨部门、跨企业、跨行业、跨区域的产业协同网络。在这个产业协同网络中,每个企业都成为数据节点,多向交互使得信息的传递效率呈现指数级提高,也让产业链从线性串联升级为网络化协同的创新生态。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不仅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更能催生出“平台化设计、网络化制造”的新生产组织方式。

人工智能通过产业链全链条贯通等方式不断创新产品形态。在传统工业生产中,企业发展主要依赖规模化的生产与成本控制,通常会进行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这种生产模式难以满足当前消费者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人工智能发展,使得通过产业链全链条贯通、全过程融合、全要素参与等方式创造新的产品形态更加容易实现,生产企业可以通过智能中枢构建供需对接的生产系统,生产端可以根据市场端的实时数据进行需求预测和资源调配,通过智能决策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与此同时,可以打通产品、用户需求和制造过程的数据壁垒,让用户深度参与研发制造的全过程,从而精准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更大范围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向纵深迈进

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实践过程来看,人工智能与工业经济的深度融合并非一蹴而就。当前,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创新应用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核心工业级芯片等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仍面临“卡脖子”问题,仍存在通用大模型难以适配工业场景的复杂需求、定制化开发成本高企等困难。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聚焦技术创新、数据流通、场景应用、生态优化等关键领域,在更大范围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向纵深迈进。

技术创新突破是驱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引擎。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培育,突破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与应用层的技术瓶颈。为此,需要进一步整合国家级科研机构、重点高校实验室及企业研发中心等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资源,构建更加高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体,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加速形成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从基础层到应用层实现全链条技术突破。同时,注重技术应用创新,以“十大行业、百大场景、千家标杆”等示范工程的推进为抓手,聚焦不同行业领域的工业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核心环节,以行业特性与共性需求为导向开展定制化研发,开发一批行业大模型和具有高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场景大模型。

数据要素流通是支撑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基础条件。以激活工业数据要素价值为目标牵引,构建安全可控的数据共享机制。建立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标准体系,明确生产数据、研发数据等不同类型数据的开放权限与使用规范,构建技术、管理、制度三位一体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推动建设工业数据资产交易中心,探索数据确权、定价、流通等市场化机制,支持企业通过数据标签化、脱敏化处理后进行市场交易,鼓励企业通过数据信托、数据租赁等模式实现价值变现。分批发布高质量工业数据集,针对通用工业大模型提供多领域融合的基础数据集,为行业大模型准备特定行业的专业数据集,为场景大模型打造定制化的场景数据集。加快工业互联网、智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据采集、传输与处理能力。

应用场景建设是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关键路径。以场景需求牵引产业协同创新,构建需求挖掘—技术适配—场景落地的全链条推进机制。建立工业场景需求动态征集平台,联合行业协会、重点企业梳理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发布场景建设指南和技术解决方案,引导企业开展针对性技术攻关。支持龙头企业发挥“链主”作用,通过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共享制造基地等形式,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人工智能技术能力,推动人工智能从单点应用向全链条扩散,形成覆盖设备研发、生产、服务的全链条场景应用生态。创新轻量化模型普惠服务模式,鼓励中小企业基于自身业务特色开发细分场景,通过“揭榜挂帅”等机制参与龙头企业场景建设。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打造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示范场景,推动成熟场景在区域内快速复制推广。

产业生态优化是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政策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基金,支持工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项目。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建立统一的工业数据接口标准、人工智能应用评估标准,解决不同系统间的兼容性问题。在人才培养方面,以培育“既懂人工智能又懂制造”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构建高校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高校应增设人工智能与工业融合的交叉学科,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以人才创新创业基金、“人才飞地”等模式吸引高端人才参与新型工业化建设,为产业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科学推进规划编制落地见效

我国将于2026年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目前党中央正在组织起草“十五五”规划建议。科学的规划,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锚定的是历史坐标、垒砌的是千秋基业。回望20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主持编制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发展战略》),仍然具有历久弥新的理论启示和引领未来的时代价值。作为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在编制与实施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以系统思维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以战略眼光谋划全局与局部,以制度优势激发市场活力,以历史耐心推动规划落地,不仅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厦门实践提供了重要遵循。站在“十五五”规划编制的新起点上,重温《发展战略》蕴含的科学理念和工作方法,深刻把握《发展战略》的思想精髓和丰富内涵,对于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坚持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讲求规划制定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建言献策。顶层设计体现战略定力,要求从战略高度把握发展规律,增强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科学性、系统性、战略性;问计于民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扎根基层土壤,充分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心。把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结合起来,构建了“自上而下统筹”与“自下而上反馈”的双向互动机制,有效弥合了宏观决策与微观实践之间的鸿沟,从而在顶层设计的“导航仪”与基层智慧的“源头活水”之间架起桥梁,确保规划既“顶天”又“立地”,有利于实现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有机统一。

在编制《发展战略》时,习近平同志注重科学论证,牵头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在谋划顶层设计的同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组织召开国际研讨会和论证会,反复论证发展战略的思路举措和目标任务,着力增强战略谋划的系统性和前瞻性。他坚持调研开路,组织上百位专家学者和一线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专题研究,摸清厦门市情家底,形成20余万字的报告。正是坚持了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的理念,《发展战略》架起了连接政府与群众、理论与实践的桥梁,确保了规划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符合人民意愿,推动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实现跨越,成为指导厦门中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蓝本。

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要讲求规划制定的方法,强化顶层设计的战略引领力,创新问计于民的实践推动力,确保规划既具有战略高度,又充满民生温度。一方面,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奋斗坐标,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时代大势,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等战略任务,衔接党的二十大部署及“十四五”规划实施评估成果,明确发展思路框架,不断增强发展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规划制定中的主体作用和专家智库的专业支撑作用,建立健全公众、专家参与机制,提高规划的社会认知度和群众参与度,真正把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吸收到规划编制中,形成全社会共同献计献策的强大合力。

坚持整体布局与突出重点相结合,把握规划制定的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巩固拓展优势、突破瓶颈堵点、补强短板弱项、提高质量效益,与整体目标保持取向一致性。整体布局强调全局性、协同性,需要统筹多维目标,一体谋划;突出重点注重关键突破、以点带面,需要聚焦发展阶段中的重要领域、重点问题,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把整体布局与突出重点结合起来,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彰显了鲜明的系统思维,不仅强化了规划的全局性和可操作性,还有效避免了“撒胡椒面”式的平均用力或“单兵突进”式的片面发展,有利于实现整体效能的跃升。

在编制《发展战略》时,习近平同志深刻洞察厦门作为经济特区和海防前哨的双重属性,既着眼产业体系构建、城市功能完善、社会事业进步、生态环境保护等全方位、全领域的发展格局,又敏锐地抓住了制约厦门长远发展的瓶颈问题和最具潜力的增长点。他明确提出并重点谋划了对台工作、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支点。通过对台先行先试,着力打造两岸交流合作前沿平台,有效促进了厦台经贸文化交流融合;通过争取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积极探索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显著提升了厦门的竞争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正是坚持了整体布局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的理念,《发展战略》的编制既勾勒出厦门未来发展的整体图景,又通过关键领域的率先突破,有效撬动了全局发展,实现了城市能级的快速提升和特色优势的加速形成,为厦门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空间。

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要把握规划制定的内容,强化整体布局的系统集成与重点突破的示范引领,确保规划既全面覆盖又精准发力。一方面,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系统谋划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维度目标,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通过多级规划联动,构建以五年规划为统领,各类规划层次清晰、衔接顺畅、功能互补的规划体系。另一方面,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立足资源禀赋优势,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区域协调发展、产业升级转型、民生福祉改善等重点领域,因地制宜确定主攻方向和突破路径,确保有限资源向战略性强、带动力大的领域精准滴灌,以重点领域的“一子落”激发全局发展的“满盘活”。

坚持发挥政府作用与增强市场活力相结合,突出规划制定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政府追求公平与稳定,通过制度供给、风险防控、战略规划弥补市场失灵,构建有序的经济秩序;市场追求效率,通过价格信号、竞争机制激发要素活力,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把发挥政府作用与增强市场活力结合起来,体现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辩证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这种“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良性互动机制,有利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发力,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

在编制《发展战略》时,习近平同志科学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适应经济基础的行政体制改革思路。在政府层面,推进特区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建立精简、高效、廉洁、团结的政府,逐步形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宏观经济管理新格局。在市场层面,加快投资、信贷等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健全特区的资金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为特区经济宏观管好、微观搞活创造条件。正是坚持了发挥政府作用与增强市场活力相结合的理念,《发展战略》的编制不仅为厦门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还通过市场化改革和机制创新,有效激发了内在活力和潜力,为厦门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要突出规划制定的效果,构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的长效机制,确保规划既能够稳定预期,又能够激发动能。一方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简政放权,把更多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转到为市场、为社会、为基层提供优质服务上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经营主体创造更加宽松便利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着力健全法治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依法规范和整治资本无序扩张,通过制度供给和战略规划,引导市场预期,维护市场秩序。

坚持统筹协调与抓好落实相结合,注重规划制定的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谋划,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把握好节奏和进度,要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制定具体方案,明确责任分工,防止任务落空。统筹协调要求规划编制必须通盘考虑各种因素和条件,加强跨部门、跨领域的沟通与协作,确保各项举措在实施过程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抓好落实则强调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和监督考核机制,确保规划任务一项一项落地见效。把统筹协调与抓好落实结合起来,体现了对规划实施过程的全面把控,既保证了规划实施的协同性、一致性,又增强了规划执行的可操作性和刚性约束力,有利于推动规划从“纸面”走向“地面”,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

在编制《发展战略》时,习近平同志坚持党对规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注重统筹协调,善用“十个指头弹钢琴”,又注重狠抓落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展战略》明确了实施步骤、责任主体和保障措施,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厦门市各级各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建立责任落实体系,确保每一项任务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习近平同志还注重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和管理,经常深入基层调研发现和解决问题,指导筼筜湖综合治理等重点项目,确保规划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顺利推进。正是坚持了统筹协调与抓好落实相结合的理念,厦门市各方主体紧紧围绕战略目标,凝聚思想共识,狠抓工作落实,使《发展战略》在厦门顺利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要注重规划制定的实施,强化实施的统筹协调性和刚性约束力,让规划从“纸上蓝图”变成“现实画卷”。一方面,建立健全规划实施的协调机制,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加强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政策协同,及时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各项政策措施的有效衔接和落地见效,形成推动规划实施的强大动能。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规划实施的责任体系,明确各级各部门的责任分工,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四下基层”等优良作风,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监督指导和监测评估,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任务分层次、分领域抓好落实。同时树立法治思维,对标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依法实施规划,切实提高规划编制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事关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并对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系统部署。“十四五”时期,我国海洋经济突破10万亿元大关,但同时也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生态压力加大、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海洋强国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有机组成和重要任务,要求“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如何在“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段实现海洋经济的质效跃升,需要进行系统思考。

1.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与发展现状

海洋经济作为兼具系统性、战略性的特殊区域经济形态,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十四五”时期,我国海洋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中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海洋经济增长夯实海洋强国根基。建设海洋强国,要求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使海洋经济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不仅体现在海洋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更在于其增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我国海洋经济总量再创新高,海洋生产总值达105438亿元,同比增长5.9%,增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0.9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8%。

从经济循环视角看,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广度与深度。海洋经济涵盖渔业、船舶制造、海洋能源、滨海旅游等多元产业,贯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链条,是连接陆地经济与全球市场的关键纽带。构建完整且先进的海洋产业体系,既包括依托海洋资源禀赋,推动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开发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包括加速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海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近年来,我国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壮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传统海洋产业与新兴海洋产业协同发展。2024年,15个海洋产业增加值43733亿元,比上年增长7.5%。从产业结构来看,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4885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37704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62849亿元,分别占海洋生产总值的4.6%、35.8%和59.6%,第三产业占比最大,是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撑。

从高质量发展维度看,海洋经济是推动经济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的重要领域。依托海洋科技革命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可实现海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近年来,我国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保持平稳发展,海洋药物研发和生物制品开发持续推进;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持续回暖,海洋装备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自主研发能力稳步增强;海洋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邮轮旅游跃上新台阶;海洋新能源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从国际合作视野看,海洋经济是参与全球海洋分工、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核心载体。我国海洋经济由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47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总面积所孕育,其地理分布及产业结构,决定海洋经济在“一带一路”海洋合作、国际航运竞争、深海资源开发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在远洋捕捞、深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以及深远海养殖等领域不断加大力度,与周边国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渔业合作不断深化,加强与周边国家在海洋贸易、航运等领域的合作,强化在海洋科研方面开展联合研究;在南太平洋地区则开展了一系列海洋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合作项目,参与当地的海洋渔业开发、港口建设等项目。

2.把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

应该看到,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很大,但也存在一些发展短板。“十五五”时期,需要在解决矛盾与克服挑战中,把握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与空间优化的协同与平衡。当前,我国传统海洋产业占比较大且附加值较低,新兴海洋产业发展规模较小,产业链不够完善,产业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导致海洋经济整体效益有待提升,且生态环境受到影响。我国海洋渔业中近海捕捞占比较高,高附加值的远洋渔业和深海养殖占比较低,这也使得近海海域的海洋生态系统受损,部分海域的渔业资源衰退,海洋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产业升级、生态保护与空间优化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产业发展需依托海洋空间资源,生态容量决定产业发展上限,空间布局则影响产业与生态的协调度,只有三者协同,才能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例如,浙江舟山通过划定生态红线、优化渔港布局、发展远洋渔业与海洋旅游融合产业,实现了产业效益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当前,我国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待加强,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特别是在海洋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起步较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在设计研发能力、制造工艺、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部分高端海洋装备仍需依赖进口。此外,我国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海洋科技研发投入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尚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更需把握海洋的资源与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海洋经济。我国海洋经济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受海域类型、资源分布、区位条件影响深刻:渤海湾工业基础雄厚,适宜发展海洋装备制造;南海热带资源丰富,可重点发展热带渔业与滨海旅游;长三角港口密集,应强化国际航运与临港产业。例如,在国务院批准《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的基础上,2025年7月,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提出制定加快推进“海上福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推动建立海洋强省、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统筹协调机制。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融入全球海洋经济分工体系。当前,全球海洋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发达国家在海洋科技、海洋经济等领域具有先发优势,我国海洋经济在国际市场中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此外,海洋地缘政治复杂多变,我国在东海、南海等海域面临着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这些争端对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构成了地缘政治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不仅体现了对全球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追求,更强调了各国在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共同责任与合作。海洋经济发展需考虑跳出“区域局限”,在国际分工中找准定位。我国沿海地区应依托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珠三角可对接国际海洋科技合作,发展海洋生物医药;北部湾可借助中国-东盟自贸区,打造临港加工与物流枢纽;福建可发挥侨乡优势,深化与“海丝”沿线国家的渔业、航运合作。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强调陆海统筹,实现陆地与海洋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协同发展。这不仅是对传统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的突破,更是对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优化与提升。当前,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偏重于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海洋经济圈以及近海、远海区域的发展,对于陆海统筹的重视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中国应该“不仅是一个陆地强国,也是一个海洋强国,一个陆海兼修的现代化强国”。陆海统筹要求我们在规划布局、经济、生态等领域综合推进陆海管理工作,实现陆海一体化发展。例如,我国在环渤海地区推动陆海产业联动发展,将天津滨海新区的高端制造业与海洋资源开发相结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3.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创新

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要立足其系统性、战略性特征,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走出一条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可持续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着力提升海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壮大海洋经济,离不开科技创新。要加大海洋科技研发投入,建立包括政府财政支持、企业研发投入、社会资本参与等在内的多元的海洋科技研发资金投入体系,为海洋科技创新提供充足资金保障。加强海洋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批国际一流的海洋科研平台和实验室,吸引和培养高端海洋科技人才,汇聚国际创新力量,提高我国海洋科研的硬件水平。例如,厦门大学牵头发起的“海洋负排放(ONCE)”国际大科学计划,有效汇聚了全球一流的海洋科技人才,共同致力于推动海洋科技创新。要强化企业作为海洋科技创新主体的地位,鼓励涉海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共同开展海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例如,厦门大学“嘉庚”号海洋科考船,是由广船国际有限公司承接建造的3000吨级科考船,该船建造后,成为中国深远海科学考察的主力船之一,将高校海洋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海洋强国战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加快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质量与产业结构合理程度紧密相关。要运用现代科技和先进管理理念改造提升渔业、海洋交通运输等传统海洋产业,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推动传统海洋产业向现代化、高效化方向发展。例如,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我国通过智能化港口建设和绿色航运技术的应用,提升了港口作业效率,降低了能源消耗。要培育壮大新兴海洋产业,制定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和扶持措施,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完善产业配套,加大对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海洋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海洋产业的培育力度。通过设立专项产业基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推动产业快速发展。例如,福建省海洋产业技术研究院统筹5亿元财政资金,设立生物医药、智能装备、蓝碳技术三大研发专项。

坚持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海洋生态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唯有守住生态底线,才能实现海洋经济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在海洋经济开发过程中要加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监测和评估,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例如,我国在东海海域实施的“生态海”建设工程,通过建立海洋生态监测网络和评估机制,有效保护了海洋生态环境。要采用先进的资源开发技术和管理模式,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例如,厦门大学研究团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培育出“东优一号”“西盘鲍”“绿盘鲍”等鲍鱼品种,基于“碳中和”提出实施陆海统筹减排增汇方案,助推鲍鱼养殖产业早日实现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显著提升产业效益与生态可持续性。加强海洋生态修复和治理,加大对海洋污染的治理力度,开展受损海洋生态系统的修复,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例如,我国在渤海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使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提升至2024年的83.7%。

积极参与全球海洋经济治理。海洋问题的全球性决定了需通过国际协作应对资源分配、生态保护、航运安全等共性挑战。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在海洋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经济秩序,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完善,实现互利共赢与可持续发展。我国在联合国海洋大会上积极发声,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要深化与周边国家的海洋经济合作,加强与“海丝”沿线国家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研等方面的合作。例如,我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开展的南海海洋环境保护项目,通过联合科研攻关和技术创新,提升了区域海洋生态保护水平。要推动海洋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落地实施,通过合作共建海洋产业园区、开展联合科研攻关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深入基层调研关键要“沉到底”

深入基层调研是我们党推动工作的一种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中央八项规定第一项便是改进调查研究,明确要求“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深入基层调研,关键要“沉到底”,来到一线,抵达民心,夯实根基。

有些党员干部下基层调研并没有一沉到底,而是下到了“夹心层”。看起来到了基层,实质上应付敷衍,成为一种“作秀”:个别领导干部以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为由,下基层只是下到下级部门,看看资料、查查表格、翻翻台账;到了相对偏远的地方,也是浮于表面,在座谈会等场合听个大概。有的人到基层,往往是坐在车里“察”民情,隔着车窗“看”基层,会议室里“电话问情况、微信要数据”,宾馆里面听汇报,做了“井中的葫芦”,看似深到了下面,实则还浮在水面上。“下夹层”不仅不能解决基层的问题,而且损害党的形象、损害干群关系,让惠民政策在“最后一公里”淤塞,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成为“纸上承诺”,最终侵蚀基层治理的根基。

“夹心层”和真正的基层,还隔着好多层,不穿透“夹心层”,很难揪出真问题。“夹心层”里“热热闹闹”,见到的是笑脸、听到的是好话、看到的是成果;真正的基层则相对“冷清”,可能困难多矛盾多,还会直面群众的急难愁盼,看到愁眉苦脸,听到唉声叹气,甚至还会听到骂声怨声。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穿透“夹心层”,实实在在下基层、认认真真搞调研。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下乡,住在农民的草庵里、蹲在牛棚里与百姓交谈,经常会在下乡的村里“蹲点”;贵州省晴隆县委原书记姜仕坤走农户、钻羊圈、爬山场,足迹遍布全县所有乡镇村居,和老百姓细算经济账、共谋脱贫策……他们把脚印留在了基层,把汗水洒在了田间,也托举起一个地方的发展。党员干部要积极发现和解决基层的具体和实际问题,真心诚意地为老百姓解决难事、急事和忧心事,让深入基层调研真正成为密切党群关系的桥梁纽带,推动解决问题,促进事业发展。

深入基层,不仅要缩短物理距离,使“身沉”更彻底,还须从“身沉”到“心沉”,缩短心理距离。党员干部要沉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地方,沉到情况最真实的地方,沉到问题最突出的地方。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赞语骂声都要听。只有走地头、坐炕头、看灶头,才能真正弄清楚群众想什么、要什么、盼什么。

深入基层前要做好充足准备,不能把基层调研当作“旅游打卡”,漫无目的地逛逛了事。必须强化问题意识,带着工作思路,这样才能在调研中有的放矢、抓住重点。要多走“小路”,少走“精品路”,多听一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多积累第一手材料。下功夫查找突出问题和现实困难,下功夫发现基层的有益探索,下功夫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为制定政策、方案打下坚实基础。

基层是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层级和场域,是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也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群众是最好的老师,沉到基层全是思路对策。要聚焦群众诉求,把调研的成果切实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落地生效。调查研究不能“空对空”,解决问题更要“实打实”,这样才能真正与群众心贴心,总结基层的好经验,解决百姓的烦心事。

以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历史主动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特的思想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来克敌制胜、开创事业的重要法宝。发展的历史、改革的历史就是党领导人民不断把握规律、开拓创新、赢得历史主动的历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新征程上,必须继续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把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历史主动精神是党创造伟大成就的制胜秘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掌握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奋斗征程中实践形成的领导智慧,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一以贯之的奋进风貌。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新形势下的历史主动地位,也必将依靠历史主动精神将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拥有着鲜明的历史主动精神。鸦片战争以后,面对着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曾经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但都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由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质,任何从属的、被动的斗争都无法实现根本性的变革,这片古老的土地需要一场主动的、彻底的革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勇敢担起民族复兴的责任使命,始终以极强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历史向前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人民不可替代的先锋队伍和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民族劫难,中国共产党锚定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主要任务,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主动把握在近代中国实现革命胜利的有利因素,带领人民走出了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始终注意把握历史主动。面对新创立的人民政权的前景与使命,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艰苦奋斗、改天换地,不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还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唯物辩证的主动性认识和改造世界,使历史主动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精神标识。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夺取历史主动的“关键一招”。20世纪70年代末,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党和国家事业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强烈历史主动精神的驱动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准确判断党和国家事业的时代方位,果断实现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壮阔征程。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党和人民在新形势下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夺取历史主动地位的重大里程碑。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杀出一条血路”,成功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从危险边缘挽救了回来,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激发亿万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各项体制机制的发展完善成功地将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历史主动性充分解放,使党和人民在历史主动精神之中形成时代合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历史变革和历史经验充分说明,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把握时势、科学谋划的思想驱力,也是化危为机、攻坚克难的强大武器。

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历史主动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错演进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党和国家事业新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在新的历史关头作出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改革开放全面推向深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变化的深刻考察,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共产党科学谋划,主动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迅速建立完善了新时代各领域的基础性制度框架,推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大潮是中国共产党在时局催使之下的主动“破局”,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揭幕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创造优势条件、积累有利因素的主动“建构”,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新时代达到了新的高度。

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

历史主动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特质。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涵包括了对历史自觉的深度体认、对历史主体的明晰判断、对历史担当的高度强调。我们要深刻理解历史主动精神引领改革的作用机理,发挥好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为新征程上党领导人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夺取新征程上新的历史主动提供深沉而持久的内生动力。

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取得理论指导的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区别于只是形容主体状态的“主动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认为,全部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可以且应当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但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是脱离客观规律的“盲动”,而是要依靠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思想指引。因此,历史主动精神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客观规律、历史发展阶段、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认识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之上,这种认知便是“历史自觉”。历史自觉在认知层面提供了历史主动精神的场域和条件,在理论上回应了历史主动“去向何方”的关键问题。拥有历史自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取得历史主动地位的深层因素。拥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改革的正确理论指导、主动推进改革全面深化的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历史规律、历史大势、历史机遇,围绕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怎样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等命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在理论指导上赢得主动,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历史自觉的充分体现。

以明晰的历史主体取得实践力量的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主动必须由具体的历史主体来承载和完成,而在唯物史观看来,只有人民才是真正创造历史、改变历史的真正主体。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社会中最具有实践力量、最具有主动性的历史主体。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政党拥有了历史主动精神,要将这种历史主动精神转化为获得历史主动地位的客观现实,必须要通过人民这个历史主体、通过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来实现。历史主体在现实层面提供了历史主动精神的源头和动力,在实践中回应了历史主动“由谁实现”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要求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用党的主动作为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最终形成历史的主动力量。对于历史主体的明晰判断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获得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基础、获取改革长效主动力量的重要条件。一方面,为了人民推进改革,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改革最迫切的期盼,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对改革部署的认同程度,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依靠人民推进改革,注重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激发人民活力、发现人民智慧,可以有效凝聚团结奋斗的历史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是人民、力量在人民,广泛争取群众对改革的支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获取了改革力量上的主动。改革这艘巍巍巨轮由人民的海洋托举着,必能行稳致远。

以坚强的历史担当取得精神动力的主动。马克思曾说,人是“有激情的存在物”,人的活动不是外于人的,而是有主观的、内在的精神因素的驱动。历史主动精神所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品质,即对于历史创造的积极姿态、对于对象追求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展现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形成了党的光荣传统。”历史主动精神是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条主线,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而拼搏奋斗的强大积极能动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创造的责任感和对历史进步的使命感,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便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担当。历史担当在价值层面提供了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核和驱力,在精神上回应了历史主动“如何实现”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自信自强的历史担当,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在所不辞的历史责任,也因此具有着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正是有“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坚定信念,才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拼搏斗志;正是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体悟,才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主动作为。对于历史担当的深刻体认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敢于突破障碍、打破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将改革推向前进的精神密码。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保持党的政治优势与精神脊梁,以自我革命淬炼党的精神品格、深化学习教育夯实思想根基,矢志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将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为更加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取得了改革精神上的主动。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长期坚持、不断擦亮的精神本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号角,全党必须要继续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迎难而上、积极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要更加主动把握时代大势。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首先是要主动提升历史自觉,基于对形势和任务的精准把握,确定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原则。要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推进改革。社会主义改革不论如何深化发展,都要落实到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落实到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现实状况相适应。要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推进改革。进入新时代,经过长期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新征程上我们最为明确的历史大势。要抢抓历史变革时机推进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是我们要抓住且必须抓住的历史飞跃的重大节点。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锚定总目标、坚持改革正确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改革总目标,有的放矢、科学谋划,确保改革不偏离、不止步。同时,我们要统筹两个大局,擘画改革的路径方法,既延续党长期以来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又注重为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要更加主动把牢政治底色。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主动精神的积极践行者和弘扬者,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能够始终掌握战略主动的根本保证和最大底气。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主动优势,锻造更加具有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过程中的主动性和主导权。在改革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第二,要发扬党的伟大斗争精神,时刻磨砺党在历史大潮中把握主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在改革过程中要注重培育广大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推动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第一线主动作为、积极担当。第三,要以更为坚决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自我革命,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打铁必须自身硬,新征程上要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使党在各种风浪考验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要更加主动把稳人民立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开放激活了亿万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能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党也要以历史主动精神引领广大人民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凝聚强大合力。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将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统一起来,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整合起来,将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要继续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至上推进改革;另一方面,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要始终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构建保护和鼓励创新的改革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创造伟力,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汲取养分,把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实践经验升华为改革方针政策和理论指导,将十四亿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充分调动,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动力。

“三治融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工作,强调“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解决基层治理实际问题中逐步探索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要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健全完善。

1.以自治激发动力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治理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社会治理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在基层,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越有力、越有效,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就越牢固、越坚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最生动的基层民主实践,保障基层群众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作用充分发挥。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高服务能力和治理水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城乡基层自治组织是发挥自治效能的关键力量,通过广泛听取民意、汇集民智,确保政策符合人民需求;通过积极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乡村事务,增强居民归属感和认同感,着力推动基层治理从“管理”向“服务”转变。

自治激发内生动能。党和政府通过制度设计、政策引领不断夯实基层自治根基,出台系列政策规范实现以自治为核心的“三治融合”治理,着力破解基层治理中“政府包办”等问题。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要把广大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依法推进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因地制宜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强化社区自治功能,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互助协同解决邻里矛盾、环境治理、家庭纠纷等难题,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全面发动群众,全员广泛参与,邻里互帮互助,各方协同共治,基层自治才能更具活力、更有生命力。

2.以法治强基固本

基层治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基层治理的基础性保障。“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法治既是经验的总结、规律的反映,亦是社会的共识。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推进社会治理,运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将法治要求落实到基层治理各层次、各领域,发挥好法治对基层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通过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完备、有效的法律制度供给,维护法律权威,确保国家法律在基层的全面贯彻实施;为形成良好社会秩序奠定规则基础,政府严格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和社会矛盾隐患排查,依法化解矛盾,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制度化通道,以法律手段维护社会公序良俗,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引导公民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铭刻于心,体现于日常行为,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遵守法律,践行乡规民约、社区公约,涵养法治思维,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共同为和谐乡村、宜居社区建设献计出力。应不断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教育引导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增强法治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确保基层治理规范、公正和包容、灵活;通过法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以德治化风成俗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法治对道德具有保障作用,道德对法治起着支撑作用,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法律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更好为人们所遵行;德治的根本在于引导人民向上向善,是基层治理的伦理根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发挥德治的教化作用,创新具有地方特点、地区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实现良法和美德的相互补充、法治和德治的效果集成。

在基层治理中,政府通过道德教育和文化引导,提升全民道德素质和法治意识,构建有利于自治和法治实现的社会道德环境。社会主体以道德准则协同基层治理,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促进基层社会和谐。应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通过身边榜样示范、生活礼俗教化等,引导群众明是非、知荣辱,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培育积极健康的道德风尚,构建有利于自治和法治的道德环境,动员、组织群众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更好地发挥德治的引领作用。大力推进文明乡风建设,以舆论引导等机制发挥道德规则的独特作用,以模范带头、典型引领等将道德规范转化为具体行动指南,使群众于日用而不觉中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提升个人品德。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和文化活动,增强对各类社会规范的认同与遵循,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夯基垒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农村、进社区,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作用,健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机制,倡导文明新风、破除陈规陋习。

4.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能力”。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基层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以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基层群众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应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和创造力,实现基层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厚植法治土壤,让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在基层落地生根,持续提升法治对道德建设和基层群众民主权利的保障与促进作用。彰显德治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基层群众树立正确的道德和法治观念,为基层治理提供深厚滋养。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的良性互动与有机融合,充分释放基层社会活力。着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激发基层组织活力,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孵化培育群众自助组织,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多元路径,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提高基层组织效率和动员能力。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人民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探索,是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生动实践,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探索基层治理有效路径。

总之,基层治理是一项“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系统工程,要通过政治引领、自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数治赋能,激活动能、规范治理,强化共识、凝聚力量,达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治理规则的有机结合,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社会基础,提供安全保障。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粮食安全关系到生命安全与生存安全,是最基础最重要最根本的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下,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2024年历史性突破1.4万亿斤,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然而从粮食供求关系看,我国粮食产需总体上仍然处于供求紧平衡状态。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必须立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健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粮食是社稷之本。在一个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一旦粮食不能够充足供应,不仅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生存安全会受到威胁,而且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也会受到极大冲击。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粮食需求还将呈刚性增长趋势,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再加上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确保粮食安全的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坚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分作物类型精准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任务,重点在提高粮食单产上下功夫。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提高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不断适应满足需求侧的新变化、新要求。目前,我国水稻和小麦单产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水稻和小麦生产,要严格按照“依靠自己保口粮”的底线要求,落实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进一步提高农民水稻和小麦生产积极性,稳固口粮生产基本盘。近年来,城乡居民肉、蛋、奶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拉动了油饲料作物的需求增加,但我国大豆和玉米等油饲料作物单产水平和世界农业强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22年,我国大豆单产为1980.08公斤/公顷,不仅和美国、巴西、阿根廷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而且未能达到2608公斤/公顷的世界平均水平。玉米方面,尽管我国2022年单产6436.08公斤/公顷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和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等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造成我国玉米和大豆单产水平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水土资源、气候环境影响外,主要在于我国玉米和大豆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科技创新对玉米和大豆单产提升的驱动力有所不足。一方面,要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加快推动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积极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为提高玉米和大豆单产水平插上科技的翅膀。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授民以技”的农技推广体系改革,进一步推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稳定队伍、提升素质、回归主业,强化政府农技推广部门的公益性服务职能,打通农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让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

树立节约就是增产的意识,加快健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引导城乡居民形成健康节约的消费习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不仅需要提高单产水平,更要减少无谓的浪费损耗。据估算,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高达2000亿元,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这不仅增加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压力,也挤压了其他优质农产品生产空间,加大了资源环境承载压力,不利于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舌尖上的浪费”以外,我国居民食用油和“红肉”人均消费量分别超过膳食指南推荐标准约一倍和二倍,这种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在加大粮食供给压力的同时,也容易引发营养不均衡问题,进而威胁城乡居民健康。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推进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调“大力提倡健康饮食,加强公共食堂、餐饮机构等用油指导,推广减油减盐减糖和全谷物等膳食”。通过需求侧管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仅能够更好引导居民形成健康消费习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新的需求也可以引领新的供给,在减轻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压力的同时发展生态高值农业,减少农业生产中的资源过度投入和环境污染,实现粮食安全、营养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有机统一。

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样样都是美食。要突破保障粮食安全主要依赖农区耕地的传统认识,将粮食的概念向食物拓展,将粮食的来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按照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的原则,加快推进我国农食系统转型。一方面,要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实现各类食物供求平衡,更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另一方面,要推进农村制度创新,加快形成与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相匹配的制度、技术、政策和投资体系,有效促进食物新品种、新领域、新技术开发,在拓展食物来源渠道的同时提升食物开发价值链,推动产业做大做强。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土地制度改革是乡村振兴的“先手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需以制度创新打破要素流动壁垒,以市场化手段激活土地价值,以法治思维保障农民权益。在守住耕地保护、生态安全、农民利益底线的前提下,持续深化改革,让土地成为乡村振兴的“聚宝盆”,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生产生活资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但也要看到,目前农村土地制度仍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制约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一是土地碎片化与低效利用。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少,仅为1.36亩,远低于全球平均的4.8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分散经营导致规模化程度低,机械化、科技化应用受限,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显著提升,制约现代农业发展。二是城乡二元土地制度问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宅基地、经营性用地),难以通过市场化流转实现价值。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宅基地面积约为32903万亩,仅有约11.74%的宅基地进行了使用权流转,大量低效利用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未能转化为乡村发展要素。三是农民土地权益保障不足。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界限尚不清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长期稳定经营预期不足。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相对滞后,农民缺乏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四是生态保护与开发不够均衡。部分地区过度追求土地产出,导致耕地质量下降、生态用地被侵占。数据显示,我国中低产田占比超过三分之二,退化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

土地制度改革有助于破解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障碍、激活土地资产价值、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这既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缩小城乡差距、释放乡村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径。

通过土地流转、土地整治等方式,将分散土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不仅能够满足现代农业对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需求,还能够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例如,通过土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获得大片连片土地,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等,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同时,土地流转还可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产业链条完整、附加值高的农村产业体系。

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方式,让农民从土地上获得更多收益。农民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同时,农民还可以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分享农业发展红利。这不仅能够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还能够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借助土地整治、生态修复等方式,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通过土地整治,如将闲置土地进行复垦和整理,可以实现土地的集中连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时,利用生态修复技术,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和重建,可以提高土地生态服务功能。这不仅能够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还能够提升乡村生态价值,吸引更多城市居民到乡村休闲旅游。

以“三权分置”为核心,围绕产权明晰、流转顺畅、保护严格、利用高效的目标,重点推进五大领域改革。

在产权方面,深化“三权分置”改革。稳定农户承包权,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土地经营权依法出租、入股,发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进一步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在流转方面,完善市场化配置机制。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规范土地流转程序,通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实现土地流转信息发布、价格评估、合同鉴证全流程监管,降低交易成本。

在整治方面,推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部署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优化农村地区国土空间布局,截至2023年底,全国1304个试点累计完成综合整治规模378万亩、实现新增耕地47万亩、减少建设用地12万亩,成果显著。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合理确定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投入标准,统筹开展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治理,将建设重点放在田内。

在保护方面,坚守耕地红线与生态底线。严格落实“田长制”,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终身追责。落实好生态补偿机制,对退耕还林还草、耕地休耕等实行补偿。

在收益分配方面,保障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按一定比例用于乡村振兴,比如建设村民公寓、完善基础设施等。

紧紧围绕改革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第一,完善制度保障。贯彻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土地产权边界、流转程序和收益分配规则。建立改革风险防控机制,对宅基地入市、耕地保护等关键领域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确保底线不被突破。

第二,健全要素市场。打造省域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实现县县有中心、乡乡有站点,提升土地流转透明度与效率。发展土地评估、法律咨询等中介服务,培育专业化土地托管机构,降低小规模农户参与改革门槛。

第三,科技赋能精准管理。推广“智慧土管”系统,运用卫星遥感、区块链技术实现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建设数字农田、智慧农场,利用物联网技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节水节肥。

第四,强化专业人才支撑。实施“乡村土地管家”培育计划,每年开展基层土地管理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培训,提升政策执行能力。吸引规划、生态、金融等领域人才下乡,参与土地整治规划、生态产品开发等。

第五,区域分类精准施策。在粮食主产区,重点推进耕地保护与规模化经营,探索“耕地保护+粮食产业链”模式。在城郊融合类区域,优先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发展都市农业、休闲康养产业。在生态功能区,聚焦土地生态修复与价值转化,建立“生态补偿+碳汇交易+旅游开发”机制。

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交通基础设施已建风、光等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超过89万千瓦,累计建成充电桩3.5万个,全国铁路电气化率达到75.3%。一季度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起步平稳、总体实现良好开局,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30.6亿吨,同比增长4.9%,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1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的产业,在现代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商业流通模式升级等的推动下,成为先进生产技术、先进生产方式、先进生产组织关系等创新融合的先行领域。传统交通运输与数字信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深度联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的孵化平台和广阔的应用场景。

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发展成绩显著,已形成超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运输服务市场、技术装备体系和配套生产能力,以及专业人才队伍。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将改变注重整体规模扩张的要素投入驱动方式,向智慧创新驱动转变。需加快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交通运输新装备研发应用,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挖掘新消费新需求,不断丰富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发展新动能。

我国还高度重视交通运输方面的科技创新,强调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和智慧物流,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交通运输向来是先进技术试验应用载体和新兴产业孵化成长的平台,既是科技创新较为集中、应用场景较为丰富的重要领域,也是新技术靠前发展、新业态广泛孕育的“试验田”,更是人民群众与先进生产力距离最近、感受最为直接的“主场地”。

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须坚持创新发展,大力发展智慧交通。要坚持创新驱动和改革牵引,紧紧把握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着力增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面推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提升交通运输智慧化水平,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以超大规模交通运输创造超大规模新质生产力孵化平台、应用场景和发展动能。

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行业,还应坚持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交通。交通运输领域是顺利实现碳达峰目标的重点领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顺应绿色低碳发展要求,擦亮交通运输绿色发展“底色”,挖掘绿色资源,弘扬绿色文化,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定不移走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的发展道路,借助绿色发展强劲动力,将生态保护红线意识贯穿交通运输发展各环节,构建绿色交通发展长效机制,加快推进生态交通建设,实现交通与自然和谐共生。

此外,还要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努力发展低碳交通方式,鼓励引导绿色出行,推广新能源、减量化交通设施设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聚焦交通基础设施老化、脆化等突出问题,加强维修与养护,提升交通运输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

充分发挥城市发展和治理枢纽的作用

全面认识新时代城市及其治理的特点——

充分发挥城市发展和治理枢纽的作用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在国家发展和治理中的作用不断突出,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战场。截至202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6%,全国城市数量694个,其中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29个,超过1000万的城市11个,建成区面积62038平方公里,城市GDP占比大约83%,社会消费贡献率76.5%。更重要的是,不同层级的城市,也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中心,汇集了各种治理关系,发挥着发展和治理枢纽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全面认识新时代城市及其治理的特点

要更充分地发挥城市的发展和治理作用,就要全面认识新时代城市及其治理的特点:

第一,城市是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类资源的集聚地、现代生产生活集中展开的场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在新时代,城市不仅是生产生活的密集地,也是制度、组织的密集地;城市不仅是人口的聚居、建筑的丛集,更是生命体、有机体;城市不仅提供着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场所,更存在着不安全不确定性连锁反应的可能。因此,城市治理既要处理好各种关系,更要优先考虑安全、稳定和良好的秩序。

第二,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类资源要素是高度流动的,许多活动具有高度自主性。要素的大范围快速流动,大量自主活动的发生,跨越了城市的边界、国家的边界,由此也对基于属地管辖原则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运行产生冲击。面对这些变化,边界明确、“各管一段”的属地化管理、部门分工管理显得力不从心,会经常出现脱节、遗漏、推诿、逃避等诸多治理问题,治理碎片化更为突出。

第三,城市化是公共空间的重建与私人空间扩展同步进行的过程。随着住房市场化和单位体制的削弱,特别是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和网络社会的快速成型,私人空间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观念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也是个体权利强化的过程。楼宇居住方式带来了空间的纵向发展和自我封闭化,围绕物质空间所有权,虚拟空间的管控产生了各种形式的矛盾和冲突,公共权威在公私边界划分、私人空间管制、新公共空间建构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和要求。

第四,虚拟空间成为城市治理的新领域。随着互联网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人们的交往方式被深刻改变,新的组织方式也因此催生。一方面,在虚拟空间中,人们的观点、情感、价值观和思想能够更加便捷地交流。更重要的是,虚拟空间的多元化不断催生出无数相互独立的议题和身份空间,这不仅将现实中的社会关系映射到虚拟世界,也加剧了社会关系的极化。同时,虚拟空间正在形成其独特的概念、术语和叙事方式,基于这些方式展开的集体行动呈现出匿名化、扩散性和娱乐化的趋势。这些变化对传统的宏大政治叙事、仪式化政治行为以及物质化治理手段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第五,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群、城市带的发展,对城市治理能力,尤其是跨辖区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这个挑战的最大特点是拉大了治理空间尺度与辖区化的治理资源配置之间的矛盾。尽管当前交通设施、通讯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公共权威影响力的拓展,但是受限于治理资源配置辖区化,由于治理人员的数量和能力有限,基层权威难以有效应对更广泛空间范围内日益复杂的关系和具体问题。更具挑战性的是,治理空间单位尺度的扩大,对各类公共物品提供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

发挥城市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主战场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管理搞得好,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发挥城市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主战场作用,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要准确全面认识和把握城市化规律,不仅要将中国的城市化置于世界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加以对照比较,更要将其置于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筹考虑。就前者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迄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虽然作为后发城市化国家,可以参考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先发国家的经验,但是无法完全照搬,必须走出自己的一条新路,才能处理好城市化与人口老龄化、新型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交错互动的复杂关系,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通过提高城市韧性,释放城市活力,发挥城市综合影响力,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迭代。就后者而言,城市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受后者的性质、原则、宗旨、目的所规定。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党的领导、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特征,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更对城市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要始终坚持把处理好城乡关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中国之所以提出新型城镇化,强调其“新”,根本原因在于追求的是人的城镇化、城乡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意义,“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只有城市现代化而没有农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最终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要始终坚持“人民是城市化和城市工作的核心”这一重要理念。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城市化不仅要有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交通,更要有方便可及的生活设施,有看不见但可靠安全的“良心工程”,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的环境。要始终重视发挥人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构建起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第四,要始终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城市工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上个世纪40年代,党准备实现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时,就清楚地认识到城市工作不同于农村工作,要发挥集中领导的优势。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参与主体的增加,各类交往活动的多样化,城市工作的复杂性联动性就更为突出。城市工作的复杂化、连锁性,决定了城市工作必须实现系统性、整体性,这为党发挥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协调的领导优势提供了条件和更高的要求。在城市化过程中,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五,要坚持从空间角度推进城市化和城市工作的思路。空间思路是对囿于行政层级、城乡区隔、国内国际分离而形成的孤立地、单维度认识城市的突破。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交叠互促过程中,城市作为战略空间的地位和作用更为清晰,城市化作为重构空间的行为更加主动自觉。要把握好城市内部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联系,并予以合理配置。发挥城市规划的基础性作用,实事求是地确定不同城市的定位。尽管城市化是一个空间重构过程,但是要遵循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规律,发挥好政府、市场、历史文化等多种力量的作用,不能简单靠行政命令或长官意志对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城市进行人为“捏造”。

第六,要坚持以系统思维推进城市治理。城市是制度集中、组织密集的场域,既是集中体现制度体系是否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平台,也是生动展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如何发生的窗口。在城市治理中,要坚决摒弃长期存在的“重建设、轻治理,重速度、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重发展、轻保护,重地上、轻地下,重新城、轻老城”的错误认识和工作排序。更加注重及时充分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第七,要坚持发挥城市在丰富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作用。城市是现代文明的窗口,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延续城市文脉,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是社会文明进步和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环节,是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的过程。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要激发城市活力,发挥城市在孕育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培养文明素质、创新精神方面的作用。在城市建设中,要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要结合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在城市建设中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以前瞻的战略规划擘画发展蓝图

——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实践启示

科学的战略规划是锚定奋进坐标的“路线图”,也是赢得发展主动的“指挥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中国式现代化有目标、有规划、有战略,一定会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家发展规划工作,提出了关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擘画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厦门15年战略规划”),是我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是马克思主义战略观同时代特征、厦门实际有机结合的成果,其中许多重要理念和发展举措具有开创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彰显了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伟力。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我们要从厦门15年战略规划的主持编制过程和主要内容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启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高起点高标准谋划战略规划,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深刻认识厦门15年战略规划的时代价值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早在1986年,习近平同志就在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行政体制改革三个课题专职人员动员和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要有长远考虑,统筹全局,不能只顾眼前,临事应付,那样会事倍功半,甚至会迷失方向,把握不住全局的主动权。”40年前,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厦门迫切需要一个战略规划来指引未来发展。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编制厦门15年战略规划,以高瞻远瞩的改革思维和创新理念,对厦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性战略性擘画,至今仍绽放出耀眼的时代光芒。

系统谋划地方中长期发展规划,为运用战略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树立成功典范。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市十几个部门、100多位专家教授等组成课题组,经过广泛调研和反复论证,最终编制形成了厦门15年战略规划。这部规划把厦门经济特区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全局和世界经济发展大局中审视,明确了厦门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发展模式、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对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指引厦门中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蓝本。这一开创性谋划,注重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从全局上谋势、在关键处落子,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立足大局谋长远的系统思维和战略眼光,为新时代领导干部积极运用中长期战略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生动教材。

前瞻布局综合性、外向型经济结构,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展先行探索。经济特区担负着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探索试验、探路先行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编制厦门15年战略规划时,以前瞻性眼光谋划布局以工业为主兼顾旅游、商业、金融、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经济结构,明确采取渐进式、分步走的推进思路,把厦门建设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面对自由港怎么建设、人员如何自由进出以及金融货币政策如何探索实施等全新挑战,习近平同志不仅带领课题组到新加坡考察,学习借鉴国际经验,还专门设置两个专章,深入研究厦门经济特区逐步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构想和近中期实施方案,并首次提出在厦门建立象屿保税区的具体方案,首次提出“在适当的时候逐步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等前瞻思路。这一开创性谋划,注重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胆识魄力,对新时代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先导意义。

高位推动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为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为民基石。社会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我们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习近平同志在谋划研究厦门15年战略规划时,始终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推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相适应,并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位置,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推动国民实际收入有较大提高,使全市人民在投身特区建设中得到更多实惠。这一开创性谋划,注重把握好发展和民生的关系,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事业发展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务实为民的政治品格,为新时代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了先行示范。

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城市探索实践路径。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城市建设只有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编制厦门15年战略规划时,率先提出“生态位”概念,强调“要尊重城市特色和发展规律”,着眼统筹城市生态、生产、生活三大空间布局,要求城市建设在全面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前提下,做好总体规划,对生产力布局、城镇职能、人口分布、交通网络、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调整,并设置专章研究厦门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推动厦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一开创性谋划,注重把握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同志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求真务实精神,为新时代美丽城市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

稳步推进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改革,为增强区域发展内生动力积累宝贵经验。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每向前一步,改革也要向前一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编制厦门15年战略规划前期,专门召开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行政体制改革三个课题专职人员动员和工作部署会议,并在谋划战略规划中要求厦门经济特区必须跳出现行体制机制的条条框框,系统深邃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市场机制改革以及社会事业配套改革的发展方向、原则方法和重点任务。这一开创性谋划,注重把握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同志锐意进取、勇于探索、勤于实践的责任担当,为新时代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区域发展活力提供了重要遵循。

开创性提出促进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战略思路,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作出历史性谋划。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厦门在发展对台关系方面具有特殊的区位和突出优势,肩负着重要使命。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编制厦门15年战略规划中,始终注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强调“要把中央对台的战略决策贯穿在特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开创性提出要“在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上,必须由目前小宗的间接贸易,逐步发展到大宗的公开直接贸易,并在学术、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交流和合作”。同时,设置专章研究厦门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地位、作用及前景问题。这一开创性谋划,注重把握好战略和策略的关系,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宏阔视野,为新时代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深刻感悟厦门15年战略规划的实践伟力

战略规划的生命力在于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40年来,厦门牢牢把握15年战略规划的精髓要义,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厦门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聚力全局定位,不断强化规划衔接。全局定位就是横向上在全国发展格局中谋划区域发展,纵向上持之以恒地推动发展目标环环相扣。厦门15年战略规划充分发挥首批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和沿海、近台、临港等区位优势,对厦门城市发展进行精准定位,着力提升厦门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40年来,厦门始终锚定15年战略规划的目标任务,注重发挥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规划衔接功能,适应时代和城市发展需要,制定实施了《厦门市加快海湾型城市建设实施纲要》《厦门市关于全面推进岛内外一体化建设的决议》《美丽厦门战略规划》《厦门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发展战略(2020—2035)》《厦门“一二三”战略规划》《厦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推动厦门发展定位迭代升级。回望40年来规划引领发展的历程,从笃守目标到一以贯之,厦门在“承”与“成”中精准定位、砥砺前行,始终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强定力。

聚力统筹协调,不断提升城市品质。统筹协调是立足整体和全局的战略思维,也是系统部署、一体推进的重要方法。厦门15年战略规划对城市建设的总体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建设等作出系统谋划,为厦门持续提升城市建设品质夯实了基础。40年来,厦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海港风景城市”、“提升本岛、跨岛发展”重大战略、“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等重要要求,组织实施了城市更新、新区拓展、环境治理、交通通达、安全韧性等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工程,荣获全国文明城市“七连冠”,获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全国首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等称号,城市宜居指数位居全国前列。回望40年来规划引领发展的历程,从势的蓄积到能的飞跃,厦门在“谋”与“破”中涵养城市发展品质,不断厚植城市绿美底色。

聚力深化改革,不断增强发展活力。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厦门15年战略规划彰显了厦门经济特区勇做改革“先行者”和“排头兵”的责任担当,开启了厦门在全国多个“率先”的改革创新实践。40年来,厦门承担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多规合一”等国家级改革试点任务,在全国率先推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率先形成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率先实行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极大释放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形成了一大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回望40年来规划引领发展的历程,从改革探路到综合改革试点,厦门在“拼”与“创”中勇当改革先锋,不断释放发展潜能。

聚力保障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厦门15年战略规划明确了规划的价值坐标,让厦门发展增添了民生温度。40年来,厦门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社会保障方面,在全国率先构建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率先实施重病和重残人员单独享受低保政策。在教育卫生方面,率先建成“入学一件事”线上系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分级诊疗体系。在文化惠民方面,获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社会稳定方面,获评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回望40年来规划引领发展的历程,从造福一方到普惠全民,厦门在“惠”与“享”中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不断凝聚强大发展合力。

聚力扩大开放,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对外开放是走向世界的通道,也是展示国际形象的途径。厦门15年战略规划系统部署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为厦门成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窗口奠定了坚实基础。40年来,厦门梯次建设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港区、自由贸易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央法务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开放载体平台,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经济体系,承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首届中国—海合会国家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等重要外事活动,实现了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迭代升级,成为国际交通的重要枢纽、国际资本的重要聚集地和国际交流交往的重要窗口。回望40年来规划引领发展的历程,从探索布局到大胆闯试,厦门在“容”与“融”中勇立开放潮头,不断提升现代化、国际化水平。

聚力生态治理,不断促进绿色发展。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是擦亮绿色发展底色和守牢环境安全底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厦门15年战略规划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探索出了发展与保护协同共生新路径。40年来,厦门在全国率先启动“多规合一”探索,把城市建设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构建起“一屏一湾十廊”生态安全格局和“一岛一带多中心”城市空间格局。锚定“当好生态省建设的排头兵”目标,以筼筜湖综合治理为引领,构建起从山顶到海洋的全域保护治理大格局,成功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厦门实践”,获评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多项荣誉。回望40年来规划引领发展的历程,从昔日孤岛小城到今朝海上花园,厦门在“绿”与“美”中深入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根基。

深刻把握厦门15年战略规划的经验启示

伟大成就催人奋进,宝贵经验昭示未来。当前,科学谋划好“十五五”规划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使命在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对于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厦门15年战略规划蕴藏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实践力量,我们要准确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总结提炼规划引领发展的实践经验,不断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持续丰富深化,更好发挥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指导作用。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结合,以广开言路的作风凝聚规划编制合力。坚持把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统一,形成相互叠加的合力,是我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经验。厦门15年战略规划编制过程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其中,发挥好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作用,同时充分吸收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汇聚成强大的发展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进规划编制中积极凝聚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并吸纳落实到各个领域的顶层设计中,使规划既体现党的主张又反映人民意愿。前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再次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新时代新征程,编制战略规划既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政治高度锚定方向,以专业精度筑牢框架,以宏观视野把握改革方向和步伐;又要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倾听民意,以多元共治汇聚民智,以开放协商凝聚共识,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不断提高规划编制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始终坚持系统谋划与分步实施相结合,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推动宏伟目标变成美好现实。改革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进行统筹谋划,又要分阶段、分步骤稳妥推进。厦门15年战略规划把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的战略目标分解为“一个模式,两次转型”的阶段战略,使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互叠加,环环相扣,成为一大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进行系统谋划,提出奋斗目标和战略布局,明确阶段性任务安排,有力推动规划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新时代新征程,编制战略规划既要从宏观层面绘就“全景图”,明确中长期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又要从微观层面精心描绘好“施工图”,把握好节奏和进度,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注重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确保规划的可操作性并能够落地见效。

始终坚持前瞻思考与立足当下相结合,将实事求是的科学理念贯穿规划实施全过程。兼顾当前和长远,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重要工作方法。这要求我们既要前瞻思考、超前谋划,下好先手棋;又要立足当下、真抓实干,做好眼前事。厦门15年战略规划着眼于改革开放的全局、国家重大区域的战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局,精准把握历史方位和战略定位,确定科学的发展思路;同时立足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现实基础,清晰标定发展坐标,提出务实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谋划战略目标、制定战略举措、作出战略部署,推动战略规划有效落地实施。新时代新征程,编制战略规划既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精准定位,做到探索机遇的触角更灵敏、把握机遇的行动更迅速;又要“脚踏实地谋发展”,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以规划实施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

始终坚持守正固本与勇毅创新相结合,以敢为人先的锐气激发规划引领发展的活力动能。守正固本是勇毅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勇毅创新是守正固本的目的和路径。只有坚持守正固本与勇毅创新相结合,才能不迷失方向,才能引领时代。厦门15年战略规划制定的战略目标和发展举措都是有方向、有原则的,都是在坚持已有科学机制和做法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完善规划编制实施制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新时代新征程,编制战略规划要坚持在守正固本中把稳舵盘,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守住方向、守住原则、守住立场;又要在勇毅创新中寻求突破,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始终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攻坚相结合,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规划任务如期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攻坚,是推动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好的一对重要关系。只有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把握重点、攻坚难点,才能使工作既有全面安排,又有具体抓手。厦门15年战略规划始终坚持全局视野,注重各领域的全面覆盖、协同推进,同时又注重牵住体制改革、科技发展、人才开发等的“牛鼻子”,实现整体推进与重点攻坚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推动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编制战略规划要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全面与重点的关系,既要在整体推进上下功夫,使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全面覆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要求;又要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注重巩固拓展优势、突破瓶颈堵点、补强短板弱项、提高质量效益,实现“举网以纲,千目皆张”。

厚植现代化建设人才基础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其数量质量关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及其发展潜能,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基石。现在,新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深入推进,新质生产力正在积极培育壮大,这些都对现代化人力资源提出了要求。要适应经济发展新趋势,坚持量质齐升,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人才队伍,加快释放人才红利,厚植现代化建设人才基础。

随着我国人口发展发生趋势性变化,传统数量型人口红利有所减弱但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其作用日益凸显。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8亿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突破2.5亿人,未来有巨大的资源转化潜力。在这一过程中,要高度关注人才规模的扩大,这是释放人才红利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居世界首位,但仍有不断提升的空间。还要考虑人才范围的拓展,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高精尖缺”科技创新人才,也需要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充足的人才资源基数,就难以支撑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的竞相涌现;没有覆盖多领域、全方位的人才队伍,就难以满足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日益旺盛的人才需求。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唯有持续提升人才素质,才能为经济持续增长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把人才开发放在优先位置,加快形成和充分释放人才红利,是适应内外部发展大势的必然要求。从国际战略态势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一些国家为维护其传统霸权地位肆意采取打压策略,围堵遏制中国发展。人才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释放人才红利,有助于我国更好应对外部冲击,将科技进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从科技发展大势看,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未来生物工程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场景加速涌现,正不断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和全球经济格局。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造就更多高素质科技人才,将高素质人才作为推动高水平发展的原动力,有助于更好把握新科技革命历史机遇,提升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从人口演进趋势看,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较高峰时期有所下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凸显,同时教育科技投入也在不断增长,广大劳动者素质、技能水平大幅提高。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有现实需求,也有基础支撑,有助于冲抵劳动力供给规模下降影响、保持制造业综合竞争力、稳定国民经济潜在增速,这是我们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高峰的重要“底气”。

加快释放人才红利,是一项系统工程。横向上覆盖公共教育、职业培训、卫生健康、人才环境等多个领域,纵向上贯穿人才培养、激励、保障等多个环节。要围绕国家所需、社会所期、人才所盼,聚焦人力资本提升的重点领域发力,构建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全方位的人才支持生态,让各类人才享有更优质的教育、更娴熟的技能、更健康的身体、更舒心的环境,写好人才量质齐升这篇大文章。

一是推动高等教育扩容提质,培养造就更多青年人才。教育是提高人才素质、积累人力资本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而高等教育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主阵地。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4800万人,居世界首位。但目前研究型大学数量占比仍然较低。要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推进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支持社会力量建设高水平大学,增加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培养更多高水平复合型人才。

二是促进职业技能提升,锻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的重要力量,是驱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近年来,我国技能人才数量不断增加,技能人才总量已超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6000万人。但是,与我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旺盛的产业需求相比,高技能人才数量仍然严重不足,仅占就业总人口的8%左右,远远落后于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工业国家。此外,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的供需矛盾较突出,不仅削弱了职业教育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也加剧了毕业生“就业难”与用人单位“招工难”的结构性困境。为此,要在改革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和配套机制方面下功夫,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优化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提升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适配度,增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三是增强全民健康水平,更好筑牢人才健康根基。健康水平是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随着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和健康意识快速提升。2024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4.3/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到5.6‰,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2018年至2024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17%左右提高到31.87%。健康是发展的前提,关乎千家万户,关系民族未来。要注重人才的身心素质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加快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健全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大公共健康投资,积极倡导全民健身,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发展健康产业,持续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改善劳动力整体健康素质,让人们健康成长、健康工作,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四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积极营造高品质人才发展良好生态,让各类人才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是塑造人才红利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聚焦人才培养、使用、激励等关键环节,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在全球前列,人才潜力持续释放、人才效能稳步提高。然而,部分地方和用人单位还存在人才评价上的“重量轻质”“一刀切”、激励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现实问题。为此,需要健全高端人才和创新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既要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选拔和使用机制,积极向用人主体放权,健全分类分层评价机制,形成创新成果和收益分配相衔接的多元化人才激励机制,还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环境,完善各类产权保护制度,形成人才成长、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让人才红利越来越厚实。

发挥制度协同力是做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原则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制定之年。“十四五”规划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确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六五”规划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十五五”规划处于二者之间,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十五五”规划的制定,需要遵循我们党领导国家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基本原则,尤其要总结发扬“十四五”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成功经验与有效做法。

发挥制度协同力是“十四五”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基本经验

发挥制度协同力,在更大范围汇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共识合力,是“十四五”规划科学制定、有效实施的基本经验之一。在“十四五”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制度协同力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第一,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制度优势,提升各项制度之间的协同性整体性,促进各个部门、地方之间的联动协作。第二,加强问计于民,最大程度凝聚全社会共识,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第三,突出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推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规划之间,国家发展规划与各类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联动,在主要目标、发展方向、总体布局、重大政策、重大工程、风险防控等方面实现协调一致,提高国家规划的整体效能。

通过发挥制度的协同力,“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切实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原则:一是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实现了规划制定中“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机衔接;二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规划实施中实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三是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四是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到发展的各领域之中,在提升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五是处理好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在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十四五”规划,通过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等,将国家发展规划的精神和要求落到具体的领域,实现了高瞻远瞩与务实管用的有机结合。

准确研判“十五五”时期国内国际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科学研判国内外环境和形势,准确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精准识别机遇与挑战。总体来说,需要把握四个“没有变”和四个“正在变”。

四个“没有变”是:第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第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的基本态势“没有变”;第三,中国共产党对于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各类矛盾风险易发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第四,在规划制定和实施中进一步发挥党的全面领导优势,坚持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成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决心“没有变”。

四个“正在变”是:第一,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容和衡量标准“正在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于美好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更高的标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第二,国际力量对比和力量格局“正在变”。科技革命加速了全球生产分工的调整,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之间的综合国力差距在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回潮,局部冲突和动荡依然频发。第三,全球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正在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各国的治理体系都面临严峻考验,需要自觉进行深刻变革。第四,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制度优势在形态上“正在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各方面的制度在成熟定型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

做好“十五五”规划,继续发挥制度协同力

全党上下应从“大党”“大国”的角度分析和把握“十五五”时期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把握好实际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发挥制度协同力。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制度的衔接性。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在制定和实施“十五五”规划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发挥党的领导制度优势,统筹制度建设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统筹制度建设与制度落实,形成改革与制度建设的强大合力,提高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确保如期完成改革与制度建设的各项任务。

提高规划的执行力。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十四五”规划提出,强化政策协同保障。坚持规划定方向、财政作保障、金融为支撑、其他政策相协调,着力构建规划与宏观政策协调联动机制。在制定和实施“十五五”规划的过程中,应坚持提高国家发展规划的整体效能,上下协同、条块结合,按中央统一要求和部署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改革,科学制定改革任务书、时间表、优先序,明确各项改革实施主体和责任,并将重大改革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巡视巡察之中。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指明了高质量党建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刻领会和把握这一重要论述,以更高的标准、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充分认识高质量党建的重要引领作用

高质量党建是指各级党组织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高标准、严要求为导向加强党的建设,使各项党建工作体现出高水平、高质量、高效能。

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出发,对高质量党建进行系统谋划和整体设计,促进高质量党建与高质量发展在理念、目标、价值和方法等方面有机贯通,更好发挥高质量党建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领作用。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高质量党建,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能够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指明正确方向,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紧紧围绕中心任务,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加强高质量党建,有助于将党中央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部署和政策举措扎扎实实地落实在实践中,为高质量发展破解难题、提供保障。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应对的国内外风险挑战、需要防范化解的矛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越是形势严峻复杂,就越需要以高质量党建加强实践引领,更好地凝聚信心、稳定预期、汇聚力量、排除干扰,有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各项举措及时落地见效。

立足特点规律科学谋划高质量党建

高质量党建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是自动实现的,需要进行科学谋划和顶层设计,推动二者有机融合。不断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既要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又要遵循高质量党建的特点和规律。

其一,政治性。政治性是高质量党建的显著特征和鲜明标识。通过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确保党中央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真正落到实处。

其二,系统性。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坚持以系统观念抓党建,树立全局意识、整体思维,对党建工作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进行综合研判和系统安排,才能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要加强政治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重视从讲政治的高度做经济工作;加强思想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好领悟好其精神要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始终保持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热情;加强组织建设,推动形成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使各级领导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加强作风建设,通过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纠治“四风”,为高质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其三,针对性。高质量党建不是无的放矢,必须紧紧围绕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针对性地找思路、想办法、出实招。要强化问题意识,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用力,增强党建工作的精准性、实效性,通过高质量党建破解推动高质量发展实践中面临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在解决矛盾和问题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党建工作是做人的工作。高质量党建必须把培养高素质的党员干部作为关键,不仅要着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不断强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而且要着力提高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找准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只有坚持问题导向,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找准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着力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才能充分发挥高质量党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领作用。

强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大局意识。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围绕高质量发展抓党建,强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大局意识,党建工作就能够在更大的空间和舞台上发挥作用,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和科学化水平。各级党组织要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始终锚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在具体实践中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切实解决好党建和发展“两张皮”问题。

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坚决打通影响和制约全面创新的卡点堵点。当前,谋划高质量党建应将破解实践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梗阻作为着力点,不断加大党建思路、方法和举措等方面的创新力度。围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党建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通过党组织的覆盖和嵌入,推动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障碍,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推动破除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流动、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拓展各方面人才施展才干、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擦亮高质量发展的民生底色。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必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创造更加良好的就业和劳动条件,推进高质量就业,有序提高劳动、技能、知识、创新等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权重,把高质量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人民高品质生活。与此相适应,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将有没有赢得群众真心点赞作为评判标准,让党建工作既有“高度”又具“温度”,真正成为润泽民心的“及时雨”、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营造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生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也对高质量发展带来严重干扰和阻碍。只有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引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才能营造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疏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精力和热情抓工作落实,保障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落实并取得实效,形成各方面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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