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的要求，本人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纠治‘四风’、严守党的纪律”三个方面，紧密联系我个人的思想、工作、作风和生活实际，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反思。下面，我本着对党忠诚、对事业负责、对同志坦诚的态度，将自己的问题摆出来，根源挖出来，措施亮出来，请各位对我进行批评帮助。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深入对照**案件的惨痛教训和中央、省委、市委的有关要求，我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自己能够坚守基本的纪律底线，但在更高标准、更严要求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否存在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问题方面
一是政绩观存在“履职本位”的偏差。我深刻反思，自己有时在思想深处，将纪检监察工作的成效简单等同于查办案件的数量、问责处理的人数等显性指标。比如在分析工作时，会不自觉地强调今年上半年全县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量同比增长12％，采取留置措施人数增长8％，认为这就是政绩。这种“指标化”的政绩观，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根本目标。我没有完全将监督执纪问责的落脚点，放到是否有效净化了**县的政治生态、是否有效保障了县委中心工作的顺利推进、是否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上。这种错位的政绩观，与**搞“政绩工程”虽表现形式不同，但根子上都是没有完全站稳人民立场，没有完全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谋划工作。二是对同级监督存在“畏难”和“软化”倾向，维护民主集中制不够坚决有力。作为纪委书记，我对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的重要性认识是深刻的，但在具体实践中，办法不多、力度不足。在过去的一些常委会上，尤其是前任县委书记**主政时期，对于一些他已经明显表露出倾向性意见的议题，比如某个非急需的城市景观提升项目，我虽然内心存有疑虑，觉得可能存在脱离实际、铺张浪费的风险，但有时出于维护班子“团结”和“权威”的考量，担心提出不同意见会被视为“不合群”“唱反调”，因而没有旗帜鲜明地、一针见血地提出反对意见。这种“怕”字当头的思想，实质上就是担当精神的缺失，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不力的表现。我满足于程序上的“民主”，完成了举手表决的动作，却忽视了实质上的“集中”，未能促进形成建立在正确意见基础上的科学决策。这在客观上，可能助长了“一言堂”的风气，未能有效发挥纪委书记在同级监督中的“探头”和“前哨”作用。三是推动各类监督贯通融合的力度不足，未能形成最广泛的监督合力。破解对“一把手”监督难题，需要构建系统集成的监督体系。我在这方面想得很多，但实际推动的成效并不理想。纪委监委与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之间的信息共享、线索移交、成果运用机制还不够顺畅。比如，审计部门在对某个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审计时，发现存在严重的超概算问题，并将线索移交给我们。我们虽然进行了核查，但往往是就事论事，未能与巡察发现的该领域普遍性问题、群众信访反映的关联问题进行“穿透式”分析，从而未能及时发现背后可能存在的深层次腐败或作风问题。这种监督力量的“碎片化”，使得监督网络存在盲区和漏洞，让一些违纪违法行为得以隐藏，这也正是**能够长期违规插手工程项目发包而未被及时发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在深化纠治“四风”，是否存在违反上级纪律规定问题方面
一是对“四风”问题隐形变异、潜滋暗长的警惕性不足，日常监督“探头”作用发挥不充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得到有力遏制，但并未绝迹，而是穿上了“隐身衣”、玩起了“障眼法”。我反思自己，对于一些公开的、明显的违规吃喝、公车私用等问题，能做到露头就打、严查快处。但是，对于一些更具迷惑性的“新变种”，我的敏感度还不够。比如，对于以项目考察、学习培训为名义，行公款旅游之实的“变相游”；对于在单位食堂、偏远农家乐、企业内部接待场所等隐蔽地点组织的“一桌餐”；对于通过电子红包、快递礼品卡等方式进行的“隔空”利益输送，我虽然在会议上反复强调其危害性，但在主动发现、精准识别、有效打击的手段和方法上，还存在明显的短板。这说明我的工作作风还不够深入，满足于面上的安排部署，缺乏“下深水”的决心和能力。二是存在“老好人”思想，担当精神和斗争精神有所弱化。在监督执纪过程中，尤其是在处理一些处于违纪与未违纪边缘、情节较为轻微的问题时，我有时会产生顾虑。比如，在处理某个干部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的问题时，考虑到其一贯表现尚可、问题情节不严重且能主动承认错误，可能会有“治病救人”的想法，在处理尺度上偏于宽松，以批评教育、诫勉谈话代替纪律处分。这种心态，表面上看是“爱护干部”，实际上是原则性不强、斗争性不够的表现，是“老好人”思想在作祟。这种“心慈手软”的背后，是怕得罪人、怕激化矛盾、怕影响个人评价的私心杂念，与纪检监察干部应有的“黑脸”形象和斗争品格相去甚远。这与**案中反映出的对党员干部疏于教育管理，导致身边人“前腐后继”的现象，有着内在的联系。三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有堵点。我深刻检查自己，虽然经常下基层调研，但“走马观花式”调研多，“解剖麻雀式”调研少；听取工作汇报多，与普通群众坐下来谈心交流少。有时满足于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查看台账资料，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比如在征地拆迁、惠农补贴发放等领域存在的优亲厚友、克扣截留等问题，虽然也查办了一批案件，但距离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差距。究其原因，还是官僚主义习气未除，没有真正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的位置上，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缺乏切肤之痛。比如，对于乡镇纪委上报的一些复杂信访件，有时会简单地进行批转，而没有亲自带队下沉督办，导致一些问题久拖不决，消耗了政府的公信力。
（三）在严守党的纪律，是否存在违反六大纪律的问题方面
作为执纪者，我始终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但在“六大纪律”的镜子面前，依然能照出一些问题和风险点。一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高压线”意识需要持续增强。我能够做到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有时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还不够强。比如，在监督检查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时，更多地关注是否完成了文件要求的“硬指标”，而对背后可能存在的“打折扣”“搞变通”等问题，挖掘得不够深、分析得不够透。对一些社会上流传的政治谣言或错误言论，虽然自己能做到不信不传，但未能从政治安全的高度去认识其危害，并主动、坚决地予以抵制和斗争。这说明我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仍有待提升。二是组织纪律的执行需要更加严格和自觉。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我能坚持原则，但作为纪委书记，在对县委动议的干部人选进行廉政审核时，有时存在“被动审查”的倾向，即主要依据已有的信访举报和处分记录，而对提名人选的“八小时之外”生活圈、社交圈了解不够，主动深入的背景调查不足。在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上，虽然每年都按要求填报，但存在不够细致的问题，比如对家属持有的一些理财产品、基金份额，有时会出现因理解政策不准而漏报、错报的情况，虽然后续都及时进行了补正，但反映出我对组织纪律的严肃性认识还不够到位。三是廉洁纪律的“防火墙”需要筑得更牢。我始终告诫自己要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但是，面对当前日益隐蔽的利益输送方式，我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我反思，在一些与老同学、老朋友的正常交往中，有时会参加有企业家在场的饭局。虽然自己始终恪守底线、公私分明，但这种行为本身就容易引起外界的猜测，存在被“围猎”的风险。此外，我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提醒还不够经常和严厉，虽然他们目前没有违纪违法行为，但我深知，家风不正、家教不严是领导干部走向腐败的重要诱因，**的案件就是明证。这方面我必须防微杜渐，常念“紧箍咒”。四是群众纪律的践行需要更接地气。过去的工作中，我更多地是坐在办公室里“听”群众呼声，而不是走下去“闻”群众疾苦。在处理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信访举报时，有时会不自觉地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对群众的一些“过激”言行缺乏足够的耐心和理解，这实质上是群众感情淡漠的表现。对侵占挪用、克扣截留惠民资金这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虽然查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工作的主动性还不够，往往是问题反映上来后才去查，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基层监督预警机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五是工作纪律的遵守需要更加严谨细致。作为纪委书记，我深知保密纪律是生命线。但我反思，有时在与班子成员讨论案情时，不够注意场合的私密性；有时在内部通报工作时，对一些敏感信息的处理不够审慎，存在泄密风险。在工作中，我严格约束自己不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但有时会有相熟的企业家朋友咨询政策，我在解答时，必须时刻警惕言行界限，防止被理解为“站台”或“暗示”。在案件查办中，我坚持依规依纪依法，但必须警惕任何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情风”“关系网”，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说情、打招呼行为。
